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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华
高 建
海克尔至今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曾以他的工作引起了一场深刻而又持久的社会大争论，而在这一争论中，一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的鼓舞下选择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即积极地把自己的有关工作（主要是实验动物学方面）融合到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去，促使进化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同时努力地建立起相关的生物学理论。
四位进化论信奉者的画像：（左）达尔文、（中上）拉马克、（中下）圣希莱尔、（右）海克尔
1880年在柏林科学院纪念莱布尼茨的一个科学讨论会上，有人曾经提出过七个“宇宙之谜”（即物质和力的本质、运动的根源、生命的起源、自然界似乎是有目的的安排、感觉与意识的起源、理性思维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语言的起源、意志自由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些深受当时各界（包括宗教界）人士欢迎的见解。19年后，即1899年的秋天，有一部题为《宇宙之谜》的著作在德国出版了，并立即“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这部研究“宇宙之谜”的惊世骇俗之作，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进展所提供的事实和理论，较为系统而又通俗地向人们阐述了宇宙的、地球的、生命的、物种的、人类的以及意识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它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
。这部著作旨在给“诚实和追求真正理性认识的读者指出一条”“唯一能通向真理的道路”，它灌注了作者的“诚实和认真的劳动”。
这位作者就是1919年逝世的德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
海克尔于1834年2月16日出生在德国波茨坦一个生活条件比较优裕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卡尔·海克尔律师是德意志联邦梅泽堡宗教与教育事务管理机关的首席顾问，母亲则是柏林枢密院一个官员的女儿。海克尔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梅泽堡度过的。在一位家庭教师的引导下，他很早就开始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在中学阶段，海克尔沉迷于收集各种植物的样本，并且给它们逐一做上标记，绘制图像。他曾经办过一个植物标本室，收集有近12000种植物标本，具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当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达尔文等人关于科学探险方面的一些书籍，对海克尔的影响也很大。海克尔十分爱好植物学，在读了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施莱登所写的通俗读物《植物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之后，海克尔便开始向往着在中学毕业后去耶拿大学跟随施莱登教授研究植物学，然后再争取像洪堡和达尔文那样，进行一番探险旅行，到热带森林里去考察和研究植物。
然而，海克尔的父母却希望他今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1852年，海克尔中学毕业后不得不放弃了去耶拿大学攻读植物学的计划，先后进入维尔茨堡大学、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但他始终对医学不感兴趣。
一开始，对医学的厌恶和对植物学的热爱，强烈地影响着海克尔的情绪。然而大学生活毕竟已经为他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1852—1858年这6年的大学学习中，海克尔曾受教于比较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克里克（Albert Kölliker，1817—1905）、动物学家莱丁（Franz Leydig，1821—1908），由此逐渐对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以及对显微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德国科学院院士、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弥勒成为他的老师之后，海克尔便决心以这个“公认的权威”作为自己终生的“科学楷模”。
弥勒的教学和科研领域相当广泛，为生命科学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当时弥勒主要致力于海洋动物学的研究。在弥勒的指导下，海克尔很快就进入了这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1854年，海克尔曾陪同弥勒到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一带进行短期旅行，对那里的低等海洋动物作过考察。1857年，海克尔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河虾的组织》，并在柏林大学通过了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58年3月，海克尔在柏林又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取得了行医执照。当时，海克尔打算就此告别医学，继续留在弥勒手下全面地进行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学的研究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858年4月弥勒逝世了，于是海克尔只能离开柏林，来到维尔茨堡医院，当起了实习医生。显然，这对于海克尔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这年夏天，海克尔去耶拿大学看望了该校动物学教授格根鲍尔（Karl Gegenbaur，1826—1903）。早在1853年于维尔茨堡大学结识的这位解剖学家，十分同情海克尔的境遇，他答应要为海克尔在耶拿大学争取一个职位。
1859年1月，海克尔在说服父亲准许他休假一年以后，便赴地中海西西里岛一带进行考察旅行，并继承了弥勒对墨西拿海域放射虫的研究工作。1860年春，海克尔带了144种新发现的放射虫，从意大利返回德国，在柏林一边对它们加以命名与分类，一边为撰写专题论文而准备材料。在这期间，海克尔阅读了当时轰动学界的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立即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1861年3月，按照格根鲍尔的建议，海克尔以一篇最新完成的论文《论根足虫纲动物的界限和目》向耶拿大学医学院（当时由创立细胞理论的施莱登教授主持）申请授课资格，并获通过。此后，在格根鲍尔的支持下，海克尔很快就获得了耶拿大学比较解剖学讲师的职位。1861年4月，海克尔登台授课伊始，就向学生郑重声明：作为动物学家，他的教学工作旨在介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介绍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搬弄那些枯燥无味的事实材料。学生们很敬佩这位老师。
1862年，海克尔受聘为耶拿大学哲学系动物学副教授，1865年受聘为教授，并担任动物博物馆馆长职务。从此，动物学在德国不再从属于医学，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耶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海克尔曾多次外出旅行，进行科学考察。他先后去过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1866—1867）、红海（1873）、印度半岛东南洋面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1881—1882）、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1900—1901）等地。
1902年2月，海克尔从耶拿大学退休，停止了他的教学工作，不过他仍在耶拿的德国种系发生博物馆（第一个宣传生物进化理论的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和进行一系列社会活动。海克尔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作了大量的通俗科学演讲，而且还参加过许多科学社团，其中包括许多国际性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海克尔的杰出贡献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称号。
1919年8月9日，这位力图用科学之光烛照宇宙之谜的学者，在耶拿的宅邸中结束了一生辛勤的探索，晨曦微茫中匆匆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并给人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动物学家，海克尔早期主要研究海洋原生物（如放射虫）、海绵动物、腔肠动物（如水母、管水母）、棘皮动物等，其工作领域包括了形态学、分类学及胚胎学。显然，这里清晰地留存着他的老师弥勒的影响。
海克尔曾先后对近4000种较低等的海洋动物的新种作了科学的考察和描述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分类系统。自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提出把生物分为“能生长而生活”的植物和“能生长、生活且能运动”的动物这两大界之后，大多数学者在分类中一直接受和采用了这种“二界说”。海克尔酷爱分类，并深受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等自然哲学家对自然界三分法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海洋单细胞原生动物的过程中，当他发现许多单细胞生物兼有动物和植物的一些特征，就提出了生物分类的“三界说”，即在植物界与动物界之间插人一个中间形态的“原生生物界”，它包括无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如细菌、蓝藻）、单细胞真核生物（如真菌、原生动物和低等藻类植物等），以及单细胞群体生物（如海绵）。海克尔还提出，每一“界”皆由若干“门”组成。所谓“门”，即为某一类由同一祖先遗传下来的、现存的或者已经灭绝了的生物的总和。由此，海克尔进一步认为，生物的自然分类系统，就是它们的自然谱系（即各类生物亲缘关系的图表）。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1866）一书中，首先发表了这样的谱系。该书是海克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海克尔对形态学进行革新的思想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海克尔从1866年开始从事无脊椎动物的胚胎学研究。早在19世纪初，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在德国自然哲学的影响下纷纷加入研究胚胎学的行列，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其中之一就是把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归纳为“胚层理论”——动物早期胚胎由一些叶状细胞层即胚层构成，每个胚层都有其特定的组织学上的发展趋势，它们经过复杂的发育过程，形成此后各种完全不同的器官。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中，海克尔对海绵、珊瑚、水母和管水母的胚胎发育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这些多细胞的低等动物在其胚胎发育中都有着同样的两个原始胚层结构。于是，海克尔形成了这样的坚定信念：整个动物界的胚胎发育过程从根本上说并无二致。他在《论钙质海绵类》（1872）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原肠祖论”。这一理论的要点可归纳为：（1）整个动物界分为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多细胞的“后生动物”，前者终生是一个简单的细胞（很少情况下则为无组织结构的细胞团），后者初始为单细胞，而后则由多细胞组成；（2）这两大类动物的繁殖和发育是根本不同的，原生动物通常通过分裂、芽生或孢子形成来进行无性繁殖，而后生动物则分成雌雄两性并主要通过真正的受精卵来进行有性繁殖，同时在其发育过程中产生胚层和由胚层所构成的组织；（3）后生动物的胚胎发育首先形成“原肠胚”，它由内外两层原始胚层构成——在外的“皮层”将发育成外皮和神经系统，在内的“肠层”将发育成肠道系统和所有其他器官；（4）所有的后生动物最初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原肠胚。此后，在1873—1884年间，海克尔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对“原肠祖论”进一步加以论证。
在胚胎学研究中，海克尔关于“生物发生基本律”（简称“生物发生律”“重演律”）的工作尤为世人瞩目。生物在其个体发育过程中将重现其祖先的主要发展阶段，对这一现象在海克尔之前已经有人作过某些猜测或若干阐述。海克尔基于自己在动物形态学与胚胎学方面的工作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生物发生基本律”，并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把生物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之间所存在着的因果联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生物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即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也就是个体的发生历史与由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群的发展历史。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的简单而又迅速的重演。”在这里，海克尔所理解的个体发生，主要是指胚胎期的发育：从受精卵开始到个体出生为止的发育过程。通常，个体发生包括生物个体生存期间所出现的所有发育变化：从卵的受精、细胞分裂、组织分化、器官形成，直到成体外形变化及第二性特征的发育。在一系列“关于个体进化和种系进化的因果关系”的论文中，海克尔对“生物发生基本律”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强调“个体发生就是种系发生的短暂而又迅速的重演，这是由（生物的）遗传（生殖）和适应（营养）的生理功能所决定的”。此外，在《论钙质海绵类》及一系列关于“原肠祖论研究”的论著（1873—1884）中，海克尔还曾经试图阐明“生物发生基本律”的一般效用及其基本意义，并在其间讨论了“重演性发生”“新性发生”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海克尔认为，无论是人类还是高级动、植物，在其种系发生的数百万年间，因受到极大干扰或形成新性发生，重演性发生或“历史缩影”的原有的纯粹图景显得模糊和有所改变。由于稳定遗传的作用，其原有的重演性发生保持越多，则其持续而简略的重演就越完全；反之，由于交互适应的结果，后天的新性发生越多，则其重演就越不完全。
如果说，“生物发生基本律”最初只是基于对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考察所概括出来的一种经验性原则，带有十分强烈的唯象色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海克尔很快就已经越出了胚胎学的范围而把它上升为一切生物发生研究的最高规律，一如他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海克尔曾经强调“生物发生基本律”“对形态学和心理学都是普遍适用的”，后来甚至还把这一规律外推到研究意识的发生、文化的发生等工作中去。
海克尔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进展，而此后达尔文所奠立的生物进化理论（1859）则冲击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实证科学，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也由此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如果说，进化观念是19世纪下半叶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那么，海克尔则深切地感受并积极地投身于这一科学思潮。海克尔不仅始终是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影响下展开自己在动物学方面的科学工作，而且还以不懈的努力为坚持与传播达尔文主义作出了甚为广泛和颇有成效的贡献，在德国以至整个欧洲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1862年，海克尔就开始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论放射虫》（1862）这篇专题论文中，海克尔高度地评价了达尔文的成就。海克尔强调，达尔文的严肃的科学工作是以一个伟大的统一的观点去说明有机界所有现象的首次尝试，在这里，那些难以理解的自然奇迹都已经为可以理解的自然规律所替代了。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海克尔还作了这样的分析：“每一种伟大的改革，每一种巨大的进步，越是毫无顾忌地推翻根深蒂固的成见，越是同传统的教条作斗争，它所遇到的抵抗也就越强烈，唯其如此，达尔文的天才理论至今所得到的几乎全是攻击和反对，而不是应有的拥护和赞扬，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这里，海克尔第一次强烈地表明他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皈依者。
海克尔并不满足于仅仅解释达尔文进化理论，或者仅仅以自己的工作为其增添若干证据。海克尔深信，进化理论不仅要改变整个生物科学，而且也必将为整个世界图景奠之以科学的基石。因此，在详细研究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并利用大学讲台和其他社会学术活动积极宣传达尔文主义的同时，海克尔还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其中关于种系发生学、人类学与人类起源、遗传理论以及生命起源等的一些工作，都是令人注目的。
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已经阐明了动植物的无数物种不是由超自然的奇迹“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自然选择下的变异而逐渐“进化”的结果，那么海克尔由此进一步强调，这些动植物物种的“自然系统”就是它们的谱系。1866年，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先从这一意义上对生物的种系发展史加以考察，建立了种系发生学的概念，并创立了生物进化的谱系树。基于自己在胚胎学方面的有关工作（主要是个体发生方面），海克尔特别强调个体发生是与种系发生相对立，但又与之并驾齐驱和密切相关的。海克尔依据当时在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这三方面的知识，先后写了一系列关于种系发生的著作，其中三大卷的《种系发生（以种系发生为基础的生物自然系统大纲）》一书，对种系发生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包括了植物、原生动物、动物（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大小种类的谱系。
从达尔文进化理论出发，海克尔还强调人类学是动物学的分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同仅仅是量的而不是质的差别。海克尔还利用了赫胥黎、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等学者早期著作中有关“人猿同祖”的材料，对人类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自然创造史》（1868）一书中，海克尔把人类出现以前的动物划分为若干“祖先级”，从而建立了人类起源的谱系树。在《人类起源或曰人的发展史、胚胎史和种族史》（1874）一书中，他还试图通过人类的整个祖先系列（一直到太古时代的所谓无生源的原虫）来追溯人类的起源（该书1910年第六次修订版还包括了对人类进化史的论述），这在生物学史上是第一次。1898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动物学家会议上，海克尔还把人类种系发生的过程划分成30个主要阶段和6个大环节。此外，海克尔还曾提出过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长链中应有一个中间环节——“直立猿人”。这一推断后来为爪哇猿人化石的发现（1891）所证实。
达尔文曾经以“暂定的泛生论”来解释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对此，海克尔并不满意。他提出了一系列遗传法则来加以补充。当然，这只是对既有资料的整理和解释，大多带有推测性质，缺乏应有的实验基础。海克尔坚信“获得性状遗传”，认为适应是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保存物种的方面。遗传是原生质运动的传播，原生质是一种含蛋白质颗粒的黏质结构，是生命物质的基础，生物发生过程的动因即在原生质的运动之中——原生质有似波状运动着的许多支流，它们在种系发生水平上造成了有机界的分化，而在个体发生水平上则造成了各种生物在胚胎发育中的重演。
海克尔还认为，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也适用于生命的最初发生阶段。海克尔把“生物发生开端”划分成两个主要时期，即自然发生与原生质发生，前者是指最简单的原生质体在一种无机生成液中的发生，后者则指从原生质化合物中出现最原始的似原虫形态的有机个体的分化。海克尔认为，有机发展的最初形态是无定形的原生质团块，即“无核原生体”，再经过类似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途径，由一个或数个“无核原生体”逐步演化出整个有机界的谱系树。
在海克尔所提出的“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中，也明显地强调了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学科，而生物地理学则是一门关于生物空间分布的单一性学科，但“生物与环境”都是它们的旨趣所在。此外，由于过分强调人与动物之间没有质的差别，更由于对达尔文学说的虔诚，海克尔还把自然选择学说错误地从生物界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
在德国强烈的自然哲学氛围中，海克尔以其生物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同时结合自己对19世纪自然科学其他各门学科的一些最新成就的总结，建立了他的“一元论”哲学，并借以研究“宇宙之谜”。对此，海克尔曾作过一些说明。他指出，在“自然科学世纪”的19世纪中，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同超自然“启示”的学术传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人们探究无数新事物底蕴的理性欲望也日益高涨起来，但是在理论上却远未能作出相应的说明。这样，对于“宇宙之谜”问题，无论是传统“哲学”，还是“精密的自然科学”，都难以解决。因为前者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认识财富拒于千里之外，始终徘徊在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而后者则又往往束缚于专业的狭小天地，未能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思考。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海克尔决心建立他的“一元论”哲学，以期能对解决“宇宙之谜”问题有所帮助。
海克尔“一元论”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宇宙中只有一个唯一的实体，上帝和自然是同一事物，物质与精神（或“能”）只不过是实体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一元论”哲学既不同于否定精神，把世界看作只是一堆僵死的原子的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否定物质，把世界看作只是在空间中排列有序的能的组合（或是非物质的自然力）的唯心主义。从“物质守恒定律”（1789年由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发现）和“力（能量）守恒定律”（1842年由德国物理学家迈尔等人发现）这两个被海克尔认为是自然界最高的普遍定律的统一性出发，海克尔将它们进一步概括为“实体定律”，并坚信它是一个至高无上、包罗万象、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也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宇宙基本规律。海克尔强调，“实体定律”不仅证明了宇宙的根本统一性以及认识现象的因果联系，而且彻底推翻了旧形而上学的三大中心教条——人格化的上帝、意志自由和灵魂不灭。在这里，“实体定律”所蕴含着的核心是“实体”这一概念，一如海克尔所声称的那样：它来自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实体”，同时又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上帝自然”合而为一。海克尔认为，“实体”是一切现象的源泉，它含有力和材料、精神和物质，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世界上所能认识的一切个别对象，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个体形态，都只不过是“实体”的特殊与暂时的形态。
海克尔曾把他“一元论”哲学同旧哲学的对立归纳为如下8个基本方面：（1）一元论（统一的世界观），而不是二元论；（2）泛神论（和无神论）、上帝在世界之内，而不是有神论（和自然神论）、上帝在世界之外；（3）发生论、进化学说，而不是创造论、创世学说；（4）自然主义（和唯理论），而不是超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5）坚信实体定律，而不是信仰幽灵；（6）机械论和万物有生论，而不是活力论和目的论；（7）主张以解剖学和生物发生学为依据的心理学，而不是心理神秘主义；（8）灵魂是大脑功能的复合，而不是独立的不死的东西。海克尔“一元论”哲学的有关观点，主要见于他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1866）、《自然创造史》（1868）、《作为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纽带的一元论》（1892）、《宇宙之谜》（1899）、《生命的奇迹》（1904）等著作。1905年秋，海克尔还在耶拿发起成立了“德国一元论者学会”。该学会积极开展通俗演讲和发行宣传读物，致力于广泛传播“一元论”哲学，同基督教和旧哲学进行斗争。
应该看到，尽管海克尔否认上帝是万能的这一宗教观念，一贯同教会的蒙昧主义作斗争，甚至在1910年公开发表了放弃官方宗教的声明，然而由于他那实体与上帝同一的泛神论立场，以及“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
，最终他只是把自己的“一元论”哲学作为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纽带来加以发展，甚至还创立了“一元论宗教”。在所谓的“一元论宗教”中，海克尔积极宣扬以“一元论”的科学理性活动与“现世”的精神生活去否定基督教的愚昧迷信及对“来世”的虚幻追求，力图以“一元论”哲学及对真善美的信仰与追求去改革宗教的精神生活，进而取代基督教。
对于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列宁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海克尔是德国19世纪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充满了激进的自由色彩，既热烈又奇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海克尔曾经留下了不少科学著作。然而，无论是刻意求创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抑或是集大成的《种系发生》，在当时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得到海克尔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甚至连赫胥黎和达尔文也对《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不甚满意）。但作为一个达尔文学说的热情传播者和“一元论”哲学的鼓吹者，海克尔曾经撰写了许多通俗的科学读物和大众演讲材料，它们在当时社会上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因此而意外地提高了海克尔的声誉。
海克尔十分推崇达尔文，然而他所提倡和宣传的达尔文主义却与达尔文学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于达尔文与海克尔，与其注意他们科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毋宁去考察两者方法和推论上的相异之点。如果说，达尔文是一个比较谨慎、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具有一种典型的英国色彩，那么，海克尔却更具有德国式的浪漫的艺术家气质。他从小就喜爱对大自然进行生动的描写。他曾经创作1000多幅风景画，编辑《自然界的艺术形态》（1899—1904）一书，以实现自己的夙愿。更难能可贵的是，海克尔通过自己出色的科学工作去总结和探索“宇宙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整个自然界作出一个带有“一元论”哲学强烈色调的全景式的描绘。实际上，无论是他的科学生涯和工作方法，还是他始终如一地追求目标的秉性，海克尔与差不多早于他一个世纪的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倒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都是自小从植物分类起步，而后才跨入动物学领域的，同时又都成为无脊椎动物分类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力图以动物分类的“自然系统”来证明各种动物的系统发育之间的联系，他们又都一样地热情宣传生物进化思想，坚信“获得性状遗传”，并全神贯注于阐发生物进化理论在宗教方面和哲学方面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早在1866年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海克尔就已经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框架，即力求给出世界图景的科学基础，并进一步以此去革新哲学的、政治（社会）的、宗教的诸多课题，那么，还必须看到，海克尔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或许主要并不在于他曾经提出了什么或者解决了什么。海克尔至今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曾以他的工作引起了一场深刻而又持久的社会大争论，而在这一争论中，一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的鼓舞下选择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即积极地把自己的有关工作（主要是实验动物学方面），融合到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去，促使进化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同时努力地建立起相关的生物学理论。作为一个“宇宙之谜”的探索者，海克尔虽然终其一生并没有能够完满地解开“宇宙之谜”，但是他毕竟以自己的工作较为清晰地刻画了人类当时在解决“宇宙之谜”上已经达到的程度，同时也力图为人们给出进一步解决“宇宙之谜”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正确途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曾经对海克尔作了这样的评价：“虽然海克尔并不富有，但是他一直在葡萄园里挖地，他清除了许多杂草，同时种植了许多茁壮的葡萄树。”
（本文曾载《自然杂志》198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