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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是德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最为激进的传播者之一。他的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鲁迅、陈独秀、胡适、马君武、蒋百里、刘文典等无不对其推崇备至。毛泽东曾把海克尔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将其誉为影响他的四个德国伟人之一。
《生命的奇迹》是海克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一部讲解生命产生和进化的经典之作，初版于1904年。全书以大量的自然科学新发现为依据，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论思想。
本书（中译版）由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翻译。初稿于1919年和1920年陆续在《新青年》和《新中国》杂志上连载。全书于192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生命之不可思议》，与日文版书名相同。
刘文典认为，当时的中国与欧洲中世纪差不多，要用科学来开民智，对民众进行“启蒙”。本书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版，对科学文明、科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尽管译文质量堪称“信、达、雅”，但随着语言的发展，一些专业名词译名发生了变化。本书编辑在请教了相关专家后，以脚注方式对一些科学名词列出了现今对应的译法。此外，对于人名、地名和现在通行译法不一致之处，本书编辑还在附录一中列出了详细的“人名地名异译对照表”。这样既保持了刘文典先生译著的原貌，不失其历史文献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当今读者的阅读障碍。
从刘文典先生1919年开始翻译本书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今天，虽然“赛先生”已经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发展科学仍然任重道远。本书的再版，既是对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纪念，也是对新时期中国科学文明的深切呼唤。
张利华
高 建
海克尔至今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曾以他的工作引起了一场深刻而又持久的社会大争论，而在这一争论中，一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的鼓舞下选择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即积极地把自己的有关工作（主要是实验动物学方面）融合到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去，促使进化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同时努力地建立起相关的生物学理论。
四位进化论信奉者的画像：（左）达尔文、（中上）拉马克、（中下）圣希莱尔、（右）海克尔
1880年在柏林科学院纪念莱布尼茨的一个科学讨论会上，有人曾经提出过七个“宇宙之谜”（即物质和力的本质、运动的根源、生命的起源、自然界似乎是有目的的安排、感觉与意识的起源、理性思维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语言的起源、意志自由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些深受当时各界（包括宗教界）人士欢迎的见解。19年后，即1899年的秋天，有一部题为《宇宙之谜》的著作在德国出版了，并立即“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这部研究“宇宙之谜”的惊世骇俗之作，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进展所提供的事实和理论，较为系统而又通俗地向人们阐述了宇宙的、地球的、生命的、物种的、人类的以及意识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它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
。这部著作旨在给“诚实和追求真正理性认识的读者指出一条”“唯一能通向真理的道路”，它灌注了作者的“诚实和认真的劳动”。
这位作者就是1919年逝世的德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
海克尔于1834年2月16日出生在德国波茨坦一个生活条件比较优裕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卡尔·海克尔律师是德意志联邦梅泽堡宗教与教育事务管理机关的首席顾问，母亲则是柏林枢密院一个官员的女儿。海克尔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梅泽堡度过的。在一位家庭教师的引导下，他很早就开始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在中学阶段，海克尔沉迷于收集各种植物的样本，并且给它们逐一做上标记，绘制图像。他曾经办过一个植物标本室，收集有近12000种植物标本，具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当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达尔文等人关于科学探险方面的一些书籍，对海克尔的影响也很大。海克尔十分爱好植物学，在读了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施莱登所写的通俗读物《植物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之后，海克尔便开始向往着在中学毕业后去耶拿大学跟随施莱登教授研究植物学，然后再争取像洪堡和达尔文那样，进行一番探险旅行，到热带森林里去考察和研究植物。
然而，海克尔的父母却希望他今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1852年，海克尔中学毕业后不得不放弃了去耶拿大学攻读植物学的计划，先后进入维尔茨堡大学、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但他始终对医学不感兴趣。
一开始，对医学的厌恶和对植物学的热爱，强烈地影响着海克尔的情绪。然而大学生活毕竟已经为他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1852—1858年这6年的大学学习中，海克尔曾受教于比较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克里克（Albert Kölliker，1817—1905）、动物学家莱丁（Franz Leydig，1821—1908），由此逐渐对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以及对显微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德国科学院院士、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弥勒成为他的老师之后，海克尔便决心以这个“公认的权威”作为自己终生的“科学楷模”。
弥勒的教学和科研领域相当广泛，为生命科学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当时弥勒主要致力于海洋动物学的研究。在弥勒的指导下，海克尔很快就进入了这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1854年，海克尔曾陪同弥勒到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一带进行短期旅行，对那里的低等海洋动物作过考察。1857年，海克尔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河虾的组织》，并在柏林大学通过了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58年3月，海克尔在柏林又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取得了行医执照。当时，海克尔打算就此告别医学，继续留在弥勒手下全面地进行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学的研究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858年4月弥勒逝世了，于是海克尔只能离开柏林，来到维尔茨堡医院，当起了实习医生。显然，这对于海克尔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这年夏天，海克尔去耶拿大学看望了该校动物学教授格根鲍尔（Karl Gegenbaur，1826—1903）。早在1853年于维尔茨堡大学结识的这位解剖学家，十分同情海克尔的境遇，他答应要为海克尔在耶拿大学争取一个职位。
1859年1月，海克尔在说服父亲准许他休假一年以后，便赴地中海西西里岛一带进行考察旅行，并继承了弥勒对墨西拿海域放射虫的研究工作。1860年春，海克尔带了144种新发现的放射虫，从意大利返回德国，在柏林一边对它们加以命名与分类，一边为撰写专题论文而准备材料。在这期间，海克尔阅读了当时轰动学界的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立即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1861年3月，按照格根鲍尔的建议，海克尔以一篇最新完成的论文《论根足虫纲动物的界限和目》向耶拿大学医学院（当时由创立细胞理论的施莱登教授主持）申请授课资格，并获通过。此后，在格根鲍尔的支持下，海克尔很快就获得了耶拿大学比较解剖学讲师的职位。1861年4月，海克尔登台授课伊始，就向学生郑重声明：作为动物学家，他的教学工作旨在介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介绍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搬弄那些枯燥无味的事实材料。学生们很敬佩这位老师。
1862年，海克尔受聘为耶拿大学哲学系动物学副教授，1865年受聘为教授，并担任动物博物馆馆长职务。从此，动物学在德国不再从属于医学，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耶拿大学担任教授期间，海克尔曾多次外出旅行，进行科学考察。他先后去过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1866—1867）、红海（1873）、印度半岛东南洋面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1881—1882）、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1900—1901）等地。
1902年2月，海克尔从耶拿大学退休，停止了他的教学工作，不过他仍在耶拿的德国种系发生博物馆（第一个宣传生物进化理论的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和进行一系列社会活动。海克尔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作了大量的通俗科学演讲，而且还参加过许多科学社团，其中包括许多国际性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海克尔的杰出贡献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称号。
1919年8月9日，这位力图用科学之光烛照宇宙之谜的学者，在耶拿的宅邸中结束了一生辛勤的探索，晨曦微茫中匆匆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并给人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动物学家，海克尔早期主要研究海洋原生物（如放射虫）、海绵动物、腔肠动物（如水母、管水母）、棘皮动物等，其工作领域包括了形态学、分类学及胚胎学。显然，这里清晰地留存着他的老师弥勒的影响。
海克尔曾先后对近4000种较低等的海洋动物的新种作了科学的考察和描述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分类系统。自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提出把生物分为“能生长而生活”的植物和“能生长、生活且能运动”的动物这两大界之后，大多数学者在分类中一直接受和采用了这种“二界说”。海克尔酷爱分类，并深受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等自然哲学家对自然界三分法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海洋单细胞原生动物的过程中，当他发现许多单细胞生物兼有动物和植物的一些特征，就提出了生物分类的“三界说”，即在植物界与动物界之间插人一个中间形态的“原生生物界”，它包括无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如细菌、蓝藻）、单细胞真核生物（如真菌、原生动物和低等藻类植物等），以及单细胞群体生物（如海绵）。海克尔还提出，每一“界”皆由若干“门”组成。所谓“门”，即为某一类由同一祖先遗传下来的、现存的或者已经灭绝了的生物的总和。由此，海克尔进一步认为，生物的自然分类系统，就是它们的自然谱系（即各类生物亲缘关系的图表）。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1866）一书中，首先发表了这样的谱系。该书是海克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海克尔对形态学进行革新的思想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海克尔从1866年开始从事无脊椎动物的胚胎学研究。早在19世纪初，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在德国自然哲学的影响下纷纷加入研究胚胎学的行列，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其中之一就是把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归纳为“胚层理论”——动物早期胚胎由一些叶状细胞层即胚层构成，每个胚层都有其特定的组织学上的发展趋势，它们经过复杂的发育过程，形成此后各种完全不同的器官。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中，海克尔对海绵、珊瑚、水母和管水母的胚胎发育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这些多细胞的低等动物在其胚胎发育中都有着同样的两个原始胚层结构。于是，海克尔形成了这样的坚定信念：整个动物界的胚胎发育过程从根本上说并无二致。他在《论钙质海绵类》（1872）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原肠祖论”。这一理论的要点可归纳为：（1）整个动物界分为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多细胞的“后生动物”，前者终生是一个简单的细胞（很少情况下则为无组织结构的细胞团），后者初始为单细胞，而后则由多细胞组成；（2）这两大类动物的繁殖和发育是根本不同的，原生动物通常通过分裂、芽生或孢子形成来进行无性繁殖，而后生动物则分成雌雄两性并主要通过真正的受精卵来进行有性繁殖，同时在其发育过程中产生胚层和由胚层所构成的组织；（3）后生动物的胚胎发育首先形成“原肠胚”，它由内外两层原始胚层构成——在外的“皮层”将发育成外皮和神经系统，在内的“肠层”将发育成肠道系统和所有其他器官；（4）所有的后生动物最初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原肠胚。此后，在1873—1884年间，海克尔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对“原肠祖论”进一步加以论证。
在胚胎学研究中，海克尔关于“生物发生基本律”（简称“生物发生律”“重演律”）的工作尤为世人瞩目。生物在其个体发育过程中将重现其祖先的主要发展阶段，对这一现象在海克尔之前已经有人作过某些猜测或若干阐述。海克尔基于自己在动物形态学与胚胎学方面的工作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生物发生基本律”，并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把生物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之间所存在着的因果联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生物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部分，即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也就是个体的发生历史与由同一起源所产生的生物群的发展历史。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的简单而又迅速的重演。”在这里，海克尔所理解的个体发生，主要是指胚胎期的发育：从受精卵开始到个体出生为止的发育过程。通常，个体发生包括生物个体生存期间所出现的所有发育变化：从卵的受精、细胞分裂、组织分化、器官形成，直到成体外形变化及第二性特征的发育。在一系列“关于个体进化和种系进化的因果关系”的论文中，海克尔对“生物发生基本律”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强调“个体发生就是种系发生的短暂而又迅速的重演，这是由（生物的）遗传（生殖）和适应（营养）的生理功能所决定的”。此外，在《论钙质海绵类》及一系列关于“原肠祖论研究”的论著（1873—1884）中，海克尔还曾经试图阐明“生物发生基本律”的一般效用及其基本意义，并在其间讨论了“重演性发生”“新性发生”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海克尔认为，无论是人类还是高级动、植物，在其种系发生的数百万年间，因受到极大干扰或形成新性发生，重演性发生或“历史缩影”的原有的纯粹图景显得模糊和有所改变。由于稳定遗传的作用，其原有的重演性发生保持越多，则其持续而简略的重演就越完全；反之，由于交互适应的结果，后天的新性发生越多，则其重演就越不完全。
如果说，“生物发生基本律”最初只是基于对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考察所概括出来的一种经验性原则，带有十分强烈的唯象色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海克尔很快就已经越出了胚胎学的范围而把它上升为一切生物发生研究的最高规律，一如他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海克尔曾经强调“生物发生基本律”“对形态学和心理学都是普遍适用的”，后来甚至还把这一规律外推到研究意识的发生、文化的发生等工作中去。
海克尔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进展，而此后达尔文所奠立的生物进化理论（1859）则冲击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实证科学，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也由此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如果说，进化观念是19世纪下半叶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那么，海克尔则深切地感受并积极地投身于这一科学思潮。海克尔不仅始终是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影响下展开自己在动物学方面的科学工作，而且还以不懈的努力为坚持与传播达尔文主义作出了甚为广泛和颇有成效的贡献，在德国以至整个欧洲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1862年，海克尔就开始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论放射虫》（1862）这篇专题论文中，海克尔高度地评价了达尔文的成就。海克尔强调，达尔文的严肃的科学工作是以一个伟大的统一的观点去说明有机界所有现象的首次尝试，在这里，那些难以理解的自然奇迹都已经为可以理解的自然规律所替代了。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海克尔还作了这样的分析：“每一种伟大的改革，每一种巨大的进步，越是毫无顾忌地推翻根深蒂固的成见，越是同传统的教条作斗争，它所遇到的抵抗也就越强烈，唯其如此，达尔文的天才理论至今所得到的几乎全是攻击和反对，而不是应有的拥护和赞扬，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这里，海克尔第一次强烈地表明他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皈依者。
海克尔并不满足于仅仅解释达尔文进化理论，或者仅仅以自己的工作为其增添若干证据。海克尔深信，进化理论不仅要改变整个生物科学，而且也必将为整个世界图景奠之以科学的基石。因此，在详细研究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并利用大学讲台和其他社会学术活动积极宣传达尔文主义的同时，海克尔还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其中关于种系发生学、人类学与人类起源、遗传理论以及生命起源等的一些工作，都是令人注目的。
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已经阐明了动植物的无数物种不是由超自然的奇迹“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自然选择下的变异而逐渐“进化”的结果，那么海克尔由此进一步强调，这些动植物物种的“自然系统”就是它们的谱系。1866年，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先从这一意义上对生物的种系发展史加以考察，建立了种系发生学的概念，并创立了生物进化的谱系树。基于自己在胚胎学方面的有关工作（主要是个体发生方面），海克尔特别强调个体发生是与种系发生相对立，但又与之并驾齐驱和密切相关的。海克尔依据当时在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这三方面的知识，先后写了一系列关于种系发生的著作，其中三大卷的《种系发生（以种系发生为基础的生物自然系统大纲）》一书，对种系发生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包括了植物、原生动物、动物（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大小种类的谱系。
从达尔文进化理论出发，海克尔还强调人类学是动物学的分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同仅仅是量的而不是质的差别。海克尔还利用了赫胥黎、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等学者早期著作中有关“人猿同祖”的材料，对人类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自然创造史》（1868）一书中，海克尔把人类出现以前的动物划分为若干“祖先级”，从而建立了人类起源的谱系树。在《人类起源或曰人的发展史、胚胎史和种族史》（1874）一书中，他还试图通过人类的整个祖先系列（一直到太古时代的所谓无生源的原虫）来追溯人类的起源（该书1910年第六次修订版还包括了对人类进化史的论述），这在生物学史上是第一次。1898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动物学家会议上，海克尔还把人类种系发生的过程划分成30个主要阶段和6个大环节。此外，海克尔还曾提出过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长链中应有一个中间环节——“直立猿人”。这一推断后来为爪哇猿人化石的发现（1891）所证实。
达尔文曾经以“暂定的泛生论”来解释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对此，海克尔并不满意。他提出了一系列遗传法则来加以补充。当然，这只是对既有资料的整理和解释，大多带有推测性质，缺乏应有的实验基础。海克尔坚信“获得性状遗传”，认为适应是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保存物种的方面。遗传是原生质运动的传播，原生质是一种含蛋白质颗粒的黏质结构，是生命物质的基础，生物发生过程的动因即在原生质的运动之中——原生质有似波状运动着的许多支流，它们在种系发生水平上造成了有机界的分化，而在个体发生水平上则造成了各种生物在胚胎发育中的重演。
海克尔还认为，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也适用于生命的最初发生阶段。海克尔把“生物发生开端”划分成两个主要时期，即自然发生与原生质发生，前者是指最简单的原生质体在一种无机生成液中的发生，后者则指从原生质化合物中出现最原始的似原虫形态的有机个体的分化。海克尔认为，有机发展的最初形态是无定形的原生质团块，即“无核原生体”，再经过类似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途径，由一个或数个“无核原生体”逐步演化出整个有机界的谱系树。
在海克尔所提出的“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中，也明显地强调了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学科，而生物地理学则是一门关于生物空间分布的单一性学科，但“生物与环境”都是它们的旨趣所在。此外，由于过分强调人与动物之间没有质的差别，更由于对达尔文学说的虔诚，海克尔还把自然选择学说错误地从生物界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
在德国强烈的自然哲学氛围中，海克尔以其生物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同时结合自己对19世纪自然科学其他各门学科的一些最新成就的总结，建立了他的“一元论”哲学，并借以研究“宇宙之谜”。对此，海克尔曾作过一些说明。他指出，在“自然科学世纪”的19世纪中，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同超自然“启示”的学术传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人们探究无数新事物底蕴的理性欲望也日益高涨起来，但是在理论上却远未能作出相应的说明。这样，对于“宇宙之谜”问题，无论是传统“哲学”，还是“精密的自然科学”，都难以解决。因为前者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认识财富拒于千里之外，始终徘徊在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而后者则又往往束缚于专业的狭小天地，未能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思考。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海克尔决心建立他的“一元论”哲学，以期能对解决“宇宙之谜”问题有所帮助。
海克尔“一元论”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宇宙中只有一个唯一的实体，上帝和自然是同一事物，物质与精神（或“能”）只不过是实体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一元论”哲学既不同于否定精神，把世界看作只是一堆僵死的原子的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否定物质，把世界看作只是在空间中排列有序的能的组合（或是非物质的自然力）的唯心主义。从“物质守恒定律”（1789年由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发现）和“力（能量）守恒定律”（1842年由德国物理学家迈尔等人发现）这两个被海克尔认为是自然界最高的普遍定律的统一性出发，海克尔将它们进一步概括为“实体定律”，并坚信它是一个至高无上、包罗万象、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也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宇宙基本规律。海克尔强调，“实体定律”不仅证明了宇宙的根本统一性以及认识现象的因果联系，而且彻底推翻了旧形而上学的三大中心教条——人格化的上帝、意志自由和灵魂不灭。在这里，“实体定律”所蕴含着的核心是“实体”这一概念，一如海克尔所声称的那样：它来自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实体”，同时又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上帝自然”合而为一。海克尔认为，“实体”是一切现象的源泉，它含有力和材料、精神和物质，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世界上所能认识的一切个别对象，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个体形态，都只不过是“实体”的特殊与暂时的形态。
海克尔曾把他“一元论”哲学同旧哲学的对立归纳为如下8个基本方面：（1）一元论（统一的世界观），而不是二元论；（2）泛神论（和无神论）、上帝在世界之内，而不是有神论（和自然神论）、上帝在世界之外；（3）发生论、进化学说，而不是创造论、创世学说；（4）自然主义（和唯理论），而不是超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5）坚信实体定律，而不是信仰幽灵；（6）机械论和万物有生论，而不是活力论和目的论；（7）主张以解剖学和生物发生学为依据的心理学，而不是心理神秘主义；（8）灵魂是大脑功能的复合，而不是独立的不死的东西。海克尔“一元论”哲学的有关观点，主要见于他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1866）、《自然创造史》（1868）、《作为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纽带的一元论》（1892）、《宇宙之谜》（1899）、《生命的奇迹》（1904）等著作。1905年秋，海克尔还在耶拿发起成立了“德国一元论者学会”。该学会积极开展通俗演讲和发行宣传读物，致力于广泛传播“一元论”哲学，同基督教和旧哲学进行斗争。
应该看到，尽管海克尔否认上帝是万能的这一宗教观念，一贯同教会的蒙昧主义作斗争，甚至在1910年公开发表了放弃官方宗教的声明，然而由于他那实体与上帝同一的泛神论立场，以及“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
，最终他只是把自己的“一元论”哲学作为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纽带来加以发展，甚至还创立了“一元论宗教”。在所谓的“一元论宗教”中，海克尔积极宣扬以“一元论”的科学理性活动与“现世”的精神生活去否定基督教的愚昧迷信及对“来世”的虚幻追求，力图以“一元论”哲学及对真善美的信仰与追求去改革宗教的精神生活，进而取代基督教。
对于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列宁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海克尔是德国19世纪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充满了激进的自由色彩，既热烈又奇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海克尔曾经留下了不少科学著作。然而，无论是刻意求创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抑或是集大成的《种系发生》，在当时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得到海克尔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甚至连赫胥黎和达尔文也对《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不甚满意）。但作为一个达尔文学说的热情传播者和“一元论”哲学的鼓吹者，海克尔曾经撰写了许多通俗的科学读物和大众演讲材料，它们在当时社会上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因此而意外地提高了海克尔的声誉。
海克尔十分推崇达尔文，然而他所提倡和宣传的达尔文主义却与达尔文学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对于达尔文与海克尔，与其注意他们科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毋宁去考察两者方法和推论上的相异之点。如果说，达尔文是一个比较谨慎、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具有一种典型的英国色彩，那么，海克尔却更具有德国式的浪漫的艺术家气质。他从小就喜爱对大自然进行生动的描写。他曾经创作1000多幅风景画，编辑《自然界的艺术形态》（1899—1904）一书，以实现自己的夙愿。更难能可贵的是，海克尔通过自己出色的科学工作去总结和探索“宇宙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整个自然界作出一个带有“一元论”哲学强烈色调的全景式的描绘。实际上，无论是他的科学生涯和工作方法，还是他始终如一地追求目标的秉性，海克尔与差不多早于他一个世纪的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倒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都是自小从植物分类起步，而后才跨入动物学领域的，同时又都成为无脊椎动物分类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力图以动物分类的“自然系统”来证明各种动物的系统发育之间的联系，他们又都一样地热情宣传生物进化思想，坚信“获得性状遗传”，并全神贯注于阐发生物进化理论在宗教方面和哲学方面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早在1866年的《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海克尔就已经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框架，即力求给出世界图景的科学基础，并进一步以此去革新哲学的、政治（社会）的、宗教的诸多课题，那么，还必须看到，海克尔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或许主要并不在于他曾经提出了什么或者解决了什么。海克尔至今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曾以他的工作引起了一场深刻而又持久的社会大争论，而在这一争论中，一代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的鼓舞下选择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即积极地把自己的有关工作（主要是实验动物学方面），融合到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去，促使进化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同时努力地建立起相关的生物学理论。作为一个“宇宙之谜”的探索者，海克尔虽然终其一生并没有能够完满地解开“宇宙之谜”，但是他毕竟以自己的工作较为清晰地刻画了人类当时在解决“宇宙之谜”上已经达到的程度，同时也力图为人们给出进一步解决“宇宙之谜”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正确途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曾经对海克尔作了这样的评价：“虽然海克尔并不富有，但是他一直在葡萄园里挖地，他清除了许多杂草，同时种植了许多茁壮的葡萄树。”
（本文曾载《自然杂志》1989年第11期）
作为一个科学家，海克尔对进化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把进化论系统化以及把进化论确立为近代生物学的中心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海克尔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来自他的哲学思想。他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的发言人，他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
海克尔海克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同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思想和学说曾一度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下面拟对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思想界对海克尔学说的译介和评论作一初步梳理，重点分析海克尔是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理解和接受的。
海克尔
海克尔1834年生于德国，早年曾习医学，但其主要志趣是研究动物学。1862至1902年间在耶拿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1919年8月去世。海克尔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海克尔对进化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的“物种起源史”“原始生殖说”及“生物发生基本律”被认为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把进化论系统化以及把进化论确立为近代生物学的中心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时论指出：“使生物学界无达氏，则进化论绝对不能成立，上帝创造世界说更不能推翻。然无赫氏
，则达氏之说不张，进化论之灌输人心决不能如此之易。”
不过，海克尔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来自他的哲学思想。他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的发言人，他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实体世界。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没有精神的物质，也不存在任何没有物质的精神。这种一元论思想显然是与那种把上帝与自然、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分离开来的二元论相对立的。他还联合同志，创立了一元论者学会，并试图以此代替宗教。到1915年，该学会会员达六千余人，分会达45处。
海克尔的著述很多，除了大量的专门性的动物学著作外，他还写了许多宣传一元论哲学的通俗性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自然创造史》《宇宙之谜》和《生命的奇迹》（又名《生命之不可思议》）。《自然创造史》初版于1868年，不久即再版10次，并出现12国译本。其第11版“乃代表赫克尔最后科学造诣之立足点”。海克尔本人也十分重视这一著作，晚年他仍委托他的学生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将该书加以改订再版。在海克尔逝世后第二年，该书出版了第12版。海克尔写作该书的原意，是想通过这本书，把进化论的重要原理“输入于更广各界”
。《宇宙之谜》又名《一元哲学》，初版于1899年。该书是海克尔在此前一系列的著述和演讲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尽管“内容殊不齐整，且叙述也每多重复”
，但却流传甚广，到1908年已有15种各国译本。
该书被认为是海克尔个人最重要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即“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生命的奇迹》初版于1904年，是一部讲解生物、生命产生进化的通俗性著作，也是海克尔另一重要哲学著作。海克尔本人把它视为是《宇宙之谜》“一个必要的补篇”，他本人“最后的哲学上著作”。
这三种著作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都曾有人译介过。
其实，海克尔及其著作在清末时已有人撰文介绍过。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章《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实际上就是对海克尔《宇宙之谜》第五章的编译。文中鲁迅把海克尔与赫胥黎相提并论，称之为“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称其学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
不过在清末，对海克尔的译介仍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成了思想界争相译介的对象。参与译介的有马君武、刘文典、胡嘉、陈独秀、杨人杞、吴康、古应芬等。
马君武1881年生于广西，早年参加同盟会，先后留学日本、德国。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出任实业部次长，在政治上一直追随孙中山。他在留日期间就曾发愿要“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
，并先后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穆勒的《自由原理》和卢梭的《民约论》等。自1916年起，马君武开始为《新青年》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书。马君武先译出该书的前三章，分别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3、4、5号上。1917年3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对德外交》一文，为段祺瑞、梁启超的对德主张辩护。马君武坚决反对对德绝交，曾两次领衔国会议员通电各省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国。马君武认为陈独秀是故意“媚梁、段”，因此中断了与《新青年》的稿约。之后他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并在广州投身化学工业，翻译工作一度中断，直到1919年7月才继续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将之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前三章中的脱漏之处加以补正。此次续译，马君武依据的是1908年的德文版。马君武本人对此自视极高，他说：“吾译此书，吾甚期望吾国思想界之有大进化也。”
到1920年4月全书译毕，同年8月以《赫克尔一元哲学》为题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一译本是海克尔《宇宙之谜》一书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刘文典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6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刘文典在诸子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是个“译书的天才”
（蒋百里语）。1919年初，他开始翻译海克尔的作品。最初是节译了海克尔《生命的奇迹》中的第三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刘文典认为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所以，他发愤要把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谜》两本书翻译成中文。
1920年夏，他住进北京香山碧云寺，开始全面翻译《生命的奇迹》一书，并一边在《新中国》杂志上分期发表其中的十章。全书译完之后又应蒋百里之请，列入“共学社”丛书出版。
与此同时，他又应《新中国》杂志之请，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将其所译的部分章节，分期发表在《新中国》上。刘文典所译《宇宙之谜》依据的是日本栗原古城的日文本，而日文本所依据的又是麦凯布（McCabe）的英译本，所以马君武批评刘文典的译本犯了“第三重之错误”。
尽管如此，刘文典的这一译本在宣传海克尔学说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
胡嘉生平不详。他自称十分喜欢海克尔，并在朋友的鼓励下翻译海克尔的著作。
他翻译了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的第一章，分期发表在《学灯》上。海克尔在这一章中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区别。胡嘉认为这部分是海克尔“重要思想之所在”。此外另有一文，介绍海克尔的“原始生殖说”。他认为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解决了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进化而来的问题，海克尔则进一步解决了人类是如何从原始动物进化而来的问题。在该文的最后，胡嘉还说明了他介绍海克尔的原因。他说：“我近来根据一种自信，觉得为求学问而求学问和为社会而求学问都是很要紧的，非同时双方并进不行。所以我除去哲学以外，并想做一番研究赫克尔的工夫。我觉得介绍他至少有提倡科学和破除迷信二种好处。这二种为中国之病根与否，已成定论。刘叔雅先生说得好，要除中国的病根，非多介绍唯物的一元论不行。我仅根据这句话竭力鼓动我的意志，作不断的介绍。”
除了马君武、刘文典、胡嘉外，陈独秀、杨人杞、吴康、古应芬也翻译过海克尔的著作。陈独秀翻译了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第十七章，发表在《新青年》上。杨人杞翻译了《生命的奇迹》的部分章节发表在《学灯》上。吴康也翻译了《生命的奇迹》第一章发表在《新潮》上。古应芬则翻译了《宇宙之谜》的第十一章，发表在《建设》上。
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大多比较激进，属于通常所说的新派人物。如此众多的新派人物争相译介海克尔，主要是由于海克尔的学说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民国建立后，先有孔教会的活动，继而又有灵学会一类的组织出现，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思想武器，来宣传科学，破除迷信。海克尔的思想就这样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译介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来宣传自己的理想与主张。新派人物在译介海克尔著作的同时，又用海克尔的学说来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斗争，海克尔学说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新派人物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首先，新派人物用海克尔的学说来宣扬科学与理性。“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科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陈独秀曾说过，要想根治中国人头脑中那些“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只有科学。
胡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我们向各方细心观察，觉得中国紊乱最大的原因，就是玄谈和虚浮。虽然不是全体的，但至少有大部分可言。我们虽然不一定主张科学万能，但不想打破道德上、习惯上种种玄谈和迷信则已，要想打破，那只有科学足以当之无愧。”
科学由此获得了无上的地位。在时人的眼中，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新派人物明显受到了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曾说过，大多数的人，对于科学，只注意到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比如机器的发明、工业的进步等等，并不关心科学原理的进步，而真正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在学理上的进步。
据此，胡嘉在直接引述了海克尔的话后指出：“我以为提倡科学，一定要提倡纯粹科学，决不能以振兴实业就算了事。因为工业终究是科学的附属品，没有科学就绝对没有工业可言，要是没有工业，科学绝对不会绝迹。工业是科学的产儿，科学是工业的本质，工业不过是引科学入于应用方面。要是我们专以提倡科学工业为事，其结果在民族表面上有所变更，其未受真正科学之洗礼则同。……所以当作科学是技艺这一种观念不去，决对不会认得真正的科学。”
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任鸿隽也说过：“今之所谓物质文明者，皆科学之枝叶，而非科学之本根……特今之言科学者，多注重于其枝叶之应用，而于其根本之效用，忽焉不察。兹吾所大惑不解者也。”
与“科学”相连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理性”。在海克尔那里，科学与理性常常是相提并论的，他把二者称之为“人类之至友”。
海克尔所说的理性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认识真理和发现真理的理智力量。他认为只有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兴会”（Gemut）与“彻悟”（Offenbarung）与真理认识无关。
可见海克尔所说的理性是排斥情感的，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的特征。新文化运动也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特征，这就是他们特别强调不盲从、反迷信的态度。陈独秀指出，如果事事诉诸科学法则、本诸理性，那么“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值得注意的是，新派人物一方面接受海克尔关于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的主张，强调事事都要诉诸科学法则、本诸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性与感情的统一。陈独秀说：“感情与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
又说：“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但感情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感情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力量叫他向前行动。”
从这点看，陈独秀对理性的认识与海克尔的观点有同也有异。
其次，新派人物用海克尔的思想来反对孔教与迷信，特别是海克尔的一元论思想及其对基督教的批评，直接成了他们的思想武器。海克尔对基督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相冲突这一点上，他用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的学说证明基督教“上帝造人说”不能成立，认定基督教“所主张之神论、世界论、人类论、生活论，皆与真理相反”
。在海克尔看来，基督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定了基督教将会灭亡，因此主张以一元论取代宗教。海克尔的这些看法，直接成了新派人物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及“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理论依据。陈独秀指出，孔教绝无宗教性质，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且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把孔教视为宗教，且尊为国教，实与世界潮流相背。他说：“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派，亦于旧时教义，多所吐弃。”
又说，海克尔一元哲学的流行，表明“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之外”
。换言之，定孔教为国教及在教育方针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都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新派人物把海克尔当作是反宗教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对海克尔的误解。海克尔并不反对宗教，他反对的是那种以“神示”为基础的不合理的信仰。他主张宗教应建立在科学与理性的基础之上。他把上帝描述成一种“世界的包罗万象的本质，并且是一种……具有充盈于空间的质料的本质”
，这样上帝就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与世界一起成了一个巨大的实体。所以海克尔并不是要反宗教，他本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新宗教，或者是要“变更宗教的面目”
。对于基督教，海克尔也并未全盘否定。相反，他对基督教伦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人道、黄金律、宽容、博爱等，都是“信而可存的”，并且可以成为他的一元论宗教的核心要素。
受海克尔的影响，陈独秀也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
。与海克尔不同的是，陈独秀是要用科学来取代宗教，而海克尔则是要用科学来改变宗教。
新派人物还用海克尔的一元论宇宙观来反对当时的各种迷信活动。
海克尔反迷信的立场是十分坚决的。他说：“迷信与非理，是人类的大敌；科学与理性，是人类的至友。所以要为人群谋幸福，见着灵异的迷信，就要攻击。这是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能证明凡是人所能达到的现象界的全境，都属于自然法的版图。”又说：“近世的学术，洞见自然界现象的整齐规律、因果关系，又知道实质法则包罗宇宙间一切现象，所以绝不能信那有人格的神和灵魂不灭、意志自由。”
海克尔的这些话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新派人物反复引用，用来作为破除迷信的思想依据。古应芬直言他翻译海克尔的著作是因为“吾国科学未盛迷信尚存”
。朱执信在谈及古应芬的译文时说：“现在有一班人，想把神秘主义的东西来掺在知识里头，把世间有为的事神的现象，来跟随他的思维，那就不敢赞成。……拿海凯尔的话来对付他，已经是全力搏兔了。”
胡汉民在给马君武的信中说：“进化论的学说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打破世人的糊涂思想。这两年中国人才稍稍有知识欲的要求，而那些灵学鬼学，还乘着向来社会生理的弱点——病的心理——在那里胡闹，真是思想界的一个障碍物，非把他推陷廓清不可。我前次的信请把达［尔］文赫克尔两人的书拣些介绍到杂志上，就是为此。”
海克尔之所以被新派人物拿来作为反对灵学和迷信的思想武器，除了因为海克尔本身的反迷信立场外，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把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当作了唯物主义哲学。比如胡嘉认为：“十九世纪为自然科学最发达之时代，赫克尔氏实为唯物论中之第一人物。”
范寿康也认为海克尔“将唯物论的哲学集了大成，他著了《世界之谜》，他解释世界的谜都用唯物论的见解”
。不过把海克尔当作唯物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对海克尔的误解。唯物主义者否认物质具有感觉性，而海克尔则承认物质具有感觉性。当1908年《宇宙之谜》再版时，海克尔曾对此有过说明。他说：“人有疑一元主义为唯物主义者，是就予所持普遍物质与力不能分离说，固属不误。惟予不认有死物质，不认物质不具感觉。最单简之化学现象如亲和力，最单简之物理现象如吸引力，非假定物质有感觉和运动能力不能解释。充塞空间之物体及以太皆如是。若依开明神学之说，上帝为一切工力之和，则予之一元主义，固与最纯粹之一神论相合也。”
可见海克尔并不是唯物主义者，他所说的物质实际上是具有灵魂的物质。这也正是海克尔用“一元论”而不是用“唯物论”来概括自己哲学的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海克尔学说在传入中国后，一方面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与理性的重要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被新派人物所误解。新派人物正是用一种被“误解”了的海克尔的学说来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斗争的。
当中国思想界大谈海克尔时，海克尔其人其学在西方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宇宙之谜》出版后，在西方世界曾一度招致许多异常尖锐的攻击。当时反对海克尔的主要是三类人。第一类是宗教家。因为海克尔不承认“上帝造人说”，也不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说”，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信条。自然，基督教对海克尔的批评也就极为激烈。第二类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新康德主义者。他们因为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而反对海克尔。
第三类就是生物学家。海克尔学说中确有一些结论是“大胆”和“轻率的”，
这为批评者提供了口实。1911年英国学者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出版了《生命之世界》（World of Life）一书，对海克尔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海克尔在西方所受到的质疑和批评几乎无人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思想界也开始出现批评海克尔的声音，甚至一些之前特别服膺海克尔学说的人也开始批评起海克尔来了。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海克尔“生物发生基本律”的批评。海克尔认为，个体的发生实际上是种族发生的重演。
论者认为，海克尔这种“重演说”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若按赫克尔之意见，则进化之历史，在发生期中须有极简单之缩短。如鸟类在亿万年中，由无脊椎动物，经过鱼类、两栖类、爬虫类，以至于鸟类，变化极为繁杂。在个体发生上观之，竟于三星期内，由微小之原形质块，而变为能行动、能饮食之鸟。若谓个体发生能将种族进化之各种状态一一复演之，按物理上观察，实为不可能之事。”
此类批评，纯从生物学上立论，所依据的是生物学界之最新发现及成果。其次是对海克尔进化观念的批评。海克尔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论者则引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批评海克尔进化观念之狭隘，
同时对于海克尔把生存竞争原理运用于观察人类社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认定人类的选择决不会像海克尔所推论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所反对的是那种强调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的达尔文主义，而不是反对进化论。再次是对海克尔一元主义哲学观的批评。时论指出，海克尔的哲学观“陷于空想近于独断”，并且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混为一谈，“故其所谓一元论，终于为世界之谜而已矣”。
中国思想界对海克尔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动摇了人们对科学与理性的信心。有人认为大战正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学与哲学及人生的关系。梁启超指出，自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后，“哲学家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问道：“在这样的人生观下，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从此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活重新唤起人们的注意，那些强调精神生活的学说开始流行。另一方面，大战后理性主义信誉扫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者竭力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新派人物面对着这种世界范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又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现实，认定一任理性的生活只能造成机械的生活，因而便导致了对强调理性的海克尔学说的怀疑。
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有典型意义的。陈独秀曾是海克尔学说的热心提倡者和宣传者。但从1920年起，陈独秀也开始批评起德国思想来了。他认为德国思想走上了一条歧路。他说：“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赞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赞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对。”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方向都应该有所改变。他认为宗教、美术、音乐都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他批评那些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又说：“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质，这是一桩大错，我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至此，陈独秀也已放弃了此前那种海克尔式的机械主义人生观，而转向了一种注重精神生活的新人生观。
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互助论的流行。在大战之前，“生存竞争”的观念曾是激励中国知识分子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人把战争的思想原因归之于进化论，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观念被政府用来扩张军备，被野心家用来制造战争，终于演成此次世界大战。从此竞争进化的观念开始受到批判，互助进化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蔡元培说：“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克氏的互助论，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与人如是，即国与国亦如是了。现今欧战的结果，就给互助主义增了最大的证据。”
在这种背景下，主张“竞争进化”，特别是极力主战并为德国政府辩护的海克尔及其学说，
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甚至被推上了思想的审判台。
1922年8月9日是海克尔三周年忌辰纪念，《学灯》出版纪念专号。胡嘉撰《赫克尔主义与中国》一文，称海克尔是“反对宗教迷信的健将，提倡极端科学万能主义者”。又说：“他的思想，虽不至为中国现今最良之药，但是提倡科学和破除迷信是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介绍彼个人的思想，与国内所要求者引证一下，也是很紧要的问题。”
这大概是海克尔在中国最后一次被正面系统地介绍了，而此时，反海克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同年，申报馆成立50周年纪念，出版《最近之五十年》，其中有胡适著《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张君劢著《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蔡元培著《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任鸿隽著《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除胡适在文中有一处提及海克尔及其《自然创造史》外，其他各文都未提及海克尔。此时，新文化运动已近尾声，而海克尔这位曾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被新派人物反复译介的人物，就这样退出了中国的思想舞台。
从盛极一时到饱受讥评，这就是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思想经历。海克尔并没有变，他的学说也没有变，变化的是中国思想界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输入学理”上所存在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思想取向上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