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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播的理念与实践需要依托于电视机构，而电视机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态就是电视台。电视台既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机构，也是电视节目的播出机构，兼具内容生产和技术传输两项基本职能。此外，依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电视台还有着不尽相同的政治经济属性：在美国，电视台多为商业企业，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在西欧，电视台多为公共机构，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在中国，电视台全部为国家所有，扮演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角色。电视台的出现是电视业诞生的标志，我们说中国电视业诞生于1958年5月1日，正是因为这一天中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电视业的机构形态通常包括电视台（网）的建设与分布情况以及电视台内部的组织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总共出现的电视台（含正式台、实验台和转播台）数量，现有的资料往往语焉不详，或彼此颇有出入。
本书以《中国的电视台》一书提供的官方数据为基准，辅以对若干市县电视台史志的查询，得到可以确证的数量为29座，其详细信息如表1.7所示。
表1.7 初创期全国电视台创办情况（按开播日期先后排序）
从创办时间上看，绝大部分电视台创办于1959年和1960年，其中仅1960年国庆节这一天，就有3座省级台和1座市级台诞生，体现了“大跃进”思路对电视业的影响。这一点在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于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关于发展电视广播的问题，规划已经写清楚，三年大概发展到50个左右，所有省、区都办电视台或实验台，有些地方建立转播台。过去我们有右倾思想、有迷信，以为办点事神秘得很……1958年大跃进打破了这个迷信，北京办起了电视台，人大礼堂的电视系统是很先进的，完全是我国自己造的。”
从电视的分布上看，绝大部分电视台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电视台分布密集，而西部地区则只有西安、重庆、成都和兰州4个工业重镇创办了电视台，这也印证了尽管电视台的建设主要以政治指示为方向，但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
不过，随着“大跃进”的受挫，全国范围内建设电视台的浪潮也随之中断。1962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事业调整方针和精简工作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保留部分电视台，其余停办”。
至1963年初，全国仅余8座电视台，其中5座正式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3座实验台（哈尔滨、长春、西安），电视从业者的数量也大幅缩减，部分人员回到原单位（电影厂、电台、照相馆等），部分人员则下放到基层。
忽视社会经济及文化基础、盲目追求速度以及配套产业的缺乏，是初创期电视台建设遭遇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电视传播必须同时具备制作、播出和收看三个环节，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维持行业的持续发展。但各地都在狂飙突进地大建电视台时，全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中国也不具备自产电视机的能力，完全倚赖从苏联进口。即使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上海，1958年10月1日电视台正式试播时，全市总共只有苏联制造的14吋纪录牌黑白电视机100台，且绝大部分分布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只有极少数安装在社会知名人士家里
；至于西部城市西安，虽然拥有“大跃进”后硕果仅存的8座电视台之一，全市拥有电视机的数量却直到1965年才达到400余台。
在这个意义上，将电视业的诞生视为“大跃进”的产物，也并无不妥。
1962年的大规模停办后，全国仅余的8座电视台就成了初生的电视业“薪火相传”的唯一脉络，国家有限的技术资源也得以集中，全力支持这8座电视台的发展。因此，相比其他电视台纷纷因经济困难而停办，这8座电视台却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持，提升了制作能力和播出质量。如沈阳电视台在1962年4月将原来的1千瓦发射机更新为7.5千瓦发射机，并从1963年开始将节目的播出频率由每周3次改为每周4次。
至于被停办的20余座电视台，则依具体情况做出如下两种安排。第一种方式是开办电视教育机构。如太原电视台于1963年2月19日停办后，根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批示并太原市教育局的支持，于1964年9月正式举办“太原电视工读中学”，开始招收太原城区小学毕业后没有考入普通中学的13岁以上的青少年入学，实行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该学校曾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表扬，并被1965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与之情况相似的还有合肥电视台停办后举办的安徽电视学校等。第二种方式是将设备改做电影播放用途，如南京电视台和杭州电视台便是如此。
直到1965年之后，一些原本基础较好的电视台才渐渐恢复播出，这也和国民经济经1961年之后的调整而重新呈现繁荣景象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同“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相比，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其中工业增长98%，且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即将把中国电视业带入一个更加风雨如晦的时代。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将原新华总社口头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后又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全国广播事业，与新华社平级，受中宣部直接领导。而初创期的电视台沿用了广播电台的组织机构设置，并往往在行政级别上隶属于其所在地的广播电台。如北京电视台在初创时期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对外呼号为北京电视台，但实际上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视编辑部”。不过，随着党和国家对于电视媒体的日益重视，电视台开始从电台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机构。如北京电视台成立之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正处级部门，但到了1965年已经成为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列的机构，三者共同构成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宣传部门。
在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各电视台大多以节目类型和部门职能为依据，总体上较为随意，且整个架构变动较为频繁。中央级的北京电视台初期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两人，下设政治组、文艺组、文教组、播出组和秘书组五个部门。这一结构成为各地方电视台效仿的对象。如成立于1959年的广州电视台即下设政治、文艺、播出、技术四个组，同年成立的天津电视台也下设新闻、教育、文艺、播出四个组。不过，随着电视台规模的扩大，职能部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各电视台都出现了频繁的改组情况。表1.8即为北京电视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次改组情况。
表1.8 “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电视台改组情况
除北京电视台外，上海电视台也是组织机构较为完整的电视台。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上海电视台已经形成包括主任宋丹，副主任周峰、奚里德，以及新闻、节目、演播、技术和行政5个职能部门的标准电视播出机构。
至于当时的电视从业者，除最早从广播电台、电影厂等机构调来任职的技术人员外，还包括国内高校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少数民族宣传骨干等。尽管大部分电视台在1962—1963年间停办，但全国电视从业者人数还是在初创期有了稳健的发展。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北京电视台有员工300人
，上海电视台188人
，天津电视台90余人
。这些人普遍比较年轻，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并善于对电视节目的形态、传播与受众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创作活动对中国电视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