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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人类历史，恐怕没有什么比电视对人的日常生活嵌入更深、影响力更大。长期以来，人们以电视机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以热门电视节目的内容作为人际交往的谈资，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将电视荧屏上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总而言之，“电视在弱化文化的隔绝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文化容器，电视同时对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诗学、美学乃至哲学的传统进行着颠覆和重构，并最终塑造了人类历史迭代中极为特殊的“电视世代”。这个世代在美国通常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ers）相重合，在中国则大约对应着出生于20世纪70—90年代的庞大群体。这些人伴随着电视的繁荣时代出生、成长，在电视的影响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正因如此，对电视及其历史的考察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电视史的解释，其实是对于过往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社会进程、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进行系统性解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电视史，顾名思义，就是电视媒体与电视行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在新闻传播史和媒介史研究的范畴中，电视史始终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在华语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针对电视史的系统研究却始终屈指可数，甚至是一个时常受到忽视的领域。
在国内，中国电视史最为重要的开创性研究由郭镇之完成，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中国电视史》于1991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她第一次赋予当时远谈不上成熟、富庶的中国电视事业以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脉络中长期以来的“广播电视”并提、将电视视为广播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维方式。但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是唯一一部中国电视史学术专著。除此之外，还有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该编著资料汇编色彩较强，其学术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均不可与郭著同日而语。
与当下针对中国电视史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匮乏现状相对的，是关于中国电视业的史料和文献的极大丰富。大致看来，这些史料散见于如下七类文献中。（1）官方资料汇编，如《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史》，广播电视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电视台》与《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写的《电视剧研究》，以及各省市政府编撰的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等。（2）相关领域学者的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专著与编著，包括某些电视节目类型的专门史，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陈昌凤著《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周翼虎著《中国传媒超级工厂的形成——中国新闻传媒业30年》、夏之平著《我国早期的电视新闻》、赵玉嵘与陈友军编著《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岳淼著《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何苏六著《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许婧著《中国电视艺术史》、仲呈祥和陈友军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Ying Zhu著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China，以及散见于中英文学术期刊的大量电视史研究文章等。（3）流行媒体和专业电视杂志刊登的行业报道、读者来信、评论文章，尤其是《大众电视》《当代电视》《中国电视》《中外电视》《电视研究》等在特定时期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电视杂志上出现的各类资料性和观念性内容，以及不同时期的从业者、批评家、普通观众围绕电视行业与电视文化中的焦点问题所展开的讨论。（4）当事人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播电视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上海音像资料馆编《老电视人口述历史》、孙玉胜著《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徐泓编著《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以及散见于各类专业期刊与报纸上的电视从业者访谈与回忆文章。（5）其他现代历史著作、文集与文献汇编中与电视有关的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家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政策研究所）、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等。但这些资料中系统性描述电视的内容并不多，只是零星地涉及。（6）不同时期调查机构与研究者发表在学术或行业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调查结果，尤其是收视率统计、受众调查、节目内容分析、产业数据统计与分析、机构情况调研，等等。（7）借助互联网获得的早期代表性电视节目视频资料，尤其是电视剧、新闻片和纪录片的资料。
上述文献内容繁多、类目庞杂、来源广泛、信度不一，但它们对于全面理解、深刻阐释中国电视业发展变迁的规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今天从事中国电视史的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有了巨大的优势和便利，那就是资料的无比充裕，乃至浩繁；但相应地，也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巨大困难，那就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完成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的工作，突破无效信息、重复信息乃至错误信息营造的迷雾，以尽可能清晰的线索和凝练的叙事，厘清中国电视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电视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互构关系，并在整个中国当代史演进的脉络中为电视锚定一个准确而稳定的位置。
从时间跨度上看，本书考察的是中国电视业诞生后头50年的历史。中国电视自1958年诞生，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但如果从研究和叙事的完整性上看，以2008年作为研究年代的止点似乎更为科学。这是因为，尽管至今为止，电视仍然是中国受众人数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广泛、产业规模最大的媒介形态，但电视的这种强势地位是从2008年之后开始呈现较为显著的衰微之势的。从2009年开始，电视业无论经营收入的增速、观众的数量与忠诚度，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均受到新兴的互联网媒介的全面挑战。因此，将2008年设置为研究和叙事的止点，有将对中国电视史的考察局限于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演进模式之下的考虑。
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考虑，那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的必要性。
一方面，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对于过于晚近的历史，甚至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研究者很难做出足够理性和清醒的判断，因此历史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应十分注意自身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既包括时间的距离，也包括心理的距离。另一方面，从资料获取的一般规律来看，由于文献记录与保存技术的限制，显然距离研究者越近的历史时期，资料越丰富，也越容易获得；反之，越是久远的历史年代的资料，由于种种技术、政治或人为的因素，越是难以获得。但凡事都是相对的，尽管获得晚近的资料具有更佳的便利性，可这些资料由于缺乏交叉验证所需的必要的时间和沉淀而难免在有效性与可信度上存在问题。而且，从事电视史研究有一项天然的劣势，那就是它所需要的最直接的资料——电视节目本身——一旦完成了在电视上的播出，便很难再从各类公开的平台上去获得。因此，与书籍、报刊、互联网等其他媒介形态的历史研究相比，电视史研究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依靠亲历者的文字记录、转述、回忆、评论等书面材料来完成，因而确保这些材料能够被交叉验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对中国电视史研究的时段设定为1958—2008年50年的历史。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不但足以使我们对中国电视业独特的演进规律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观察，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资料的有效性。
在研究的框架上，本书主要借鉴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与方法。在该体系的开创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话语的形态和变迁是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对话语的深入考察可以解释构成历史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起源、主体和潜在的意义。
由于语言转译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意义流失，我们似乎很难在汉语中将福柯的discourse的含义界定清晰，但从福柯在《历史、话语和断续性》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来看，话语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可以被大致归纳为“合法化”：它通过语言、知识生产、领域划分、身体控制等各种机制，界定了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来源，塑造出符合现代社会运转要求的主体，同时不断对意义进行着生产。在具体历史研究中，话语分析显然能够有效地弥补结构分析所产生的以偏概全、忽视文化的能动性等缺陷；它尤其强调脱离自上而下的政治史叙事的窠臼，将社会中的流行观念、普遍性的看法以及普通人的声音放大，并视其为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事实上，经过对史料的爬梳和剖析，本书发现：正是在当代中国复杂而具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三种鲜明的话语实践，最终成为推动电视史演进的直接动力。这些话语实践的生成和流变固然以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但它们在中国电视业连绵不断的发展中，已经成为具有高度自洽性的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本书认为，只有发现、厘清并理解了这些支配着电视业发展演进的话语构型，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该行业发展演进的本质规律。因此，电视史研究者不但应当重视对各类文献资料中的事实性内容的采集和归纳，而且要关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看待和谈论电视的方式。这种“看待”和“谈论”实际上就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对电视业某些表象或特质加以“合法化”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样具体而细微的言谈中，历史的细节得以汇聚成规律。
当然，必要的结构分析仍是我们在总体上对某一行业的一般状况加以把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例如，鉴于中国电视自始至终所具有的鲜明的国有属性，以及从1978年开始逐渐在市场经济的侵袭和浸润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本书不可避免将在分析、阐释特定问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历史时段时，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在研究中主要体现在对于促进电视业追求、实现产业化转型的种种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挖掘，以期透过表面现象，实现对电视产业深层逻辑的探寻。另外，带有建构论色彩的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电视业内特定现象得以出现和流行的原因做出解释。不过，本书不主张为理论而理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的终极目的，仍在于使对历史的呈现更为清晰，对历史的阐释更具说服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使行文更为清晰，以及出于读者阅读之便利性考虑，本书将以如下体例展开对于历史的叙述：第一，语境层面（contextual level），即在电视媒介与诸种社会因素的勾连与互动之中，展开对于推动其发展演进的原因与效果的考察；第二，文本层面（textual level），即对电视媒介的独特文本——电视节目——的形态特征、美学风格、文化气质及总体趋势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描述和阐释；第三，机构层面（institutional level），即对电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外部行业生态做出清晰的勾勒与归纳。在每一章结束前，会有一个针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电视业的总体变迁规律的总结。而在全书的末尾，则会有一章“结语”，对推动中国电视50年发展与演进的三种主导性话语做出定论式的总述。
以上就是笔者展开这项研究的原因，以及对这项研究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