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郭镇之

拿到常江的这本《中国电视史：1958—2008》，说实话，有点意外——在我印象中，他是偏理论的路径，而且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好莱坞电影。虽然影视一家，史学的研究路数也接近，但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还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由得想起30年前我做博士论文（当时名为《中国电视史稿》）的情形。与现在资料的泛滥、搜索量的超载不同，当时研究电视史，发愁的就是——资料极少。1985年的时候，中国电视已经走过二十多年，但还处于“羽毛未丰”的欠发达阶段，录像技术刚刚引进，尚无留存“历史资料”的意识，加上之前“文化大革命”险恶的政治环境和“翻烧饼”似的政治变化，文字记录也湮灭殆尽。那时的广播电视部（我做博士研究时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档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还记得，好不容易发现一点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开播时的资料，自己欣喜若狂的样子。由于文字资料不足，我的博士研究主要立足于采访，那时感觉电视台的人——特别是头头脑脑——我都认识似的。访谈得来的资料虽然生动鲜活，但准确性有一些问题。当时又没有谷歌、百度可以随时搜索查证。还好，因为“盛世修史”的需要，广播电视系统正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当时抽调了不少干部为这部广播电视的“正史”搜集资料，准备文稿。于是，我成了编写组和后来的编辑部办公室的常客，翻阅了多次资料性初文稿：初稿、二次稿、三次稿、送审稿、修改稿，等等。这些资料性文稿经过删减，越改越薄，其中很多丰富的细节都未能进入那上下两册的官方版本，但它们奠定了我认识中国电视现象的基础。后来，在博士论文出书时，“史稿”一词被认为“不正式”而删去“稿”字；同时，大多数注释也因为来自档案和未出版的资料文稿，不符合当时的出版规范，而被尽行删除。但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电视最初的嬗变和腾飞，那是个非常宝贵的阶段。特别是，当时有限的资料还在个人容易把控的范围，就“穷尽所能，搜集到全部资料”的要求而言，内心感觉比较踏实。

常江现在要做的，却是相反的工作——他要从汗漫无边的资料中爬梳整理，才能够理清已然十倍、百倍于30年前的电视行业资料。这种工作量巨大无比。说实话，我佩服常江的勇气。不少人后来曾建议我重写《中国电视史》，在止于1988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为大发展的中国电视进程重做一番全面详细的扫描。但我面对当今电视这个庞然大物，深感力不从心。因此，我很高兴常江能够承担起继续研究中国电视史的重任！

作史是独断之学。虽然中国向来提倡举国体制，以集体之力做大项目，但由行政机构组织集体项目写出来的官修历史，很难做到观点、逻辑和风格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赞赏常江的个人努力。

历史也有多种写法，有偏重人文学的叙事史，有偏重概念和逻辑的概述史……记得在写博士论文时，一位做电影史的朋友问我：“你的理论框架是什么？”我回答不出。后来与导师方汉奇教授讨论，我说：“既是博士‘论文’，是不是还是应该以理论来结构呢？”方老师并不赞成，他说：“黄天鹏的《中国新闻史》就是他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呀。”我后来才想通，叙事史的理论思考是隐含在叙述中的。我在写《中国电视史稿》时，其实一直都有一种政治与电视互动的思路，而在那个时代，明显地是政治在指挥电视的运行。这是论文的隐性逻辑。

常江的写法与我不太一样。常江并不致力于史料的发现和史实的考订，而更注重历史的解释和观点的阐述，他是有明确的理论框架的。他将电视传播看作一种“话语”，以“纪实”“审美”“规训”的思路来整合资料，显然比我当初的“政治性”思路来得开阔。在时间紧迫的个人著述中，这种以观点带动论述的做法无疑比较讨巧——因为它重在对历史的看法，不必拘泥于历史本身。这个历史对象现在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

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电视的内容在1988年后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30岁的电视才刚刚开始“自己走路”；短短20年间，电视已然成为中国大众传播的第一媒介：电视在仍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结构中，也以强大的整合力量对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电视给予社会包括政治的反作用力日益明显。虽然以“央视”为代表的电视行业常常遭人吐槽、奚落，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毋庸置疑。顺便说一句，在我写论文的时候，还没有“央视”的叫法。面对两个“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中央台”的称呼常常让人无所适从。后来，百姓口中“央视”的流行，催生出一个“央广”的称呼，“中央台”从此退居幕后。称呼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这也是一种话语。话语确认地位，话语赋予权力。当年永远排在老四（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和在广播电视界总是屈居老二的中国电视，如今财大气粗。就社会影响而言，不知从何时开始，它已经把大哥们甩到后面了。30年弹指一挥间，人世间却是沧海变桑田。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感想。应该说，常江的三种“话语”的思路是有一定新见的。他以简约化的思路对中国电视50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有意思的归纳。对常江的书，人们自可判断成色。但我认为，一名青年学者以个人的独断之力承担这样一份艰巨庞大的任务，十分难得。我祝愿常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积极探索的心态，以不懈的努力为电视及其他传媒的历史研究继续做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