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常江博士这部《中国电视史：1958—2008》的问世，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是因为距离第一部对中国电视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著作，即郭镇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付梓出版以来，我国已有近30年无人从事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研究。在这3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电视业也早已一改最初平实、朴素的面貌，而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文化产业和深深嵌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第一媒介”。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考察和阐释的缺失，始终是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遗憾。常江的这部专著适逢其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

在我看来，常江的这部著作主要有三个显著的特色。第一，扎实的史料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史料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极为容易，因而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已由过去的资料匮乏转变为如今的资料过于丰富、真伪莫辨。历史研究者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沙里淘金、去芜存菁，这不仅意味着浩大的工作量和时间成本，而且对研究者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本书的成文来看，常江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掌握的资料不但涵盖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文献，而且在对重要数据和信息加以使用的时候，也非常重视对不同来源的文献加以比照和判别，这使得这部著作在对历史进行精确还原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借鉴。本书是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史或媒介史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对主流、前沿社会科学理论加以借鉴，以实现在更深刻的维度上对历史进行考察的作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使用是适度的，是以揭示历史、阐释历史为最终目的的，因而避免了理论“喧宾夺主”的情况。这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学者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优势。具体而言，常江借鉴话语分析的框架，归纳出了中国电视业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即纪实、审美和控制三套并行不悖、交相影响的主导性话语。这是富有创见性的，对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第三，娴熟而流畅的叙事。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占有足够的资料，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对历史规律做出归纳和解释的理论根基。但历史终究是要讲出来、写出来的，如何将历史过程中的千头万绪以清晰、准确、朴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同样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常江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评论和纪实作品创作经验，更出版过如《再见巴别塔》这样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的新闻作品，其叙史工作文风严谨、结构得宜、表述流畅，读来没有枯燥晦涩之感，这对于本书的传播和接受而言，将大有裨益。

常江博士多年来深耕中国电视史研究这片学术园地，他的很多成果相继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学研究》等海峡两岸的中文权威期刊上；他甚至在西方权威英文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了迄今为止唯一一篇以英文撰写的《新闻联播》专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提升了中国电视史研究在国内外主流学界的“能见度”。因此，在对本书加以推荐的同时，我也希望常江博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传播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未来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才俊加入中国电视史研究者的行列。无论是在大众传媒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电视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对电视史的研究越丰富、越多元，我们对于当代社会的理解也会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