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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一个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到的事件开始。
1971年8月，毛泽东到若干个南方省份视察，同各地党、政、军要人进行谈话，其内容多涉及对林彪、陈伯达（其时已被打倒）及其党羽的严厉批评，实乃为铲除林彪集团的行动争取地方政要的支持。
他也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并于8月29日这一天以看节目（由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陪同）的方式视察了刚刚复播不到一年的长沙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的前身）。于是，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上均捉襟见肘的长沙台就在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李振军的指挥下，专门为毛泽东制作播出了一天的节目。时任电视台台长李晓忠曾如是回忆：
在播出的全过程中，李振军同志守着电话机，等待毛主席从节目单中点播节目，点着哪个剧目，该谁唱就马上出场。下一个节目是什么？电视台的执行导演不知道，演员不知道，李振军同志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电话来了才知道，知道了就上场……当节目演到晚上11点左右，陪毛主席看电视的领导同志说：主席太累了，该休息了。他老人家兴致勃勃地说，我不累，还要看一会儿……当电视播出4个多小时后，自己改装的发射机烧烫了，焊接的锡融化成了锡水，我们把冷却了的锡块搞到一块板子上，拿给李振军同志看……李振军同志也说，好，坚持到底！……节目播出持续到8月30日零时30分。
毛泽东对湖南电视的这次视察被长沙电视台以汇报材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本计划刻印9份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但湖南省委却因其可能暴露毛视察南方的行踪而勒令电视台将材料全部销毁。
上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既典型又不典型的“视察”事件精确地折射出了彼时中国电视业的独特生态。第一，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地方电视台的制播条件与技术仍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事实上，在为毛泽东专门播出的这五个多小时的节目之前，长沙电视台从未有过直播的经验。第二，长沙电视台既要按毛泽东的意图制播这样一天专为其一人观看的节目，又不能将此事宣之于众的矛盾处境，体现了电视媒体在这一时期唯政治风向马首是瞻的境况。第三，毛泽东如此大张旗鼓提前“点名”要收看一个条件简陋的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体现出其对电视媒体及其传播效能的关注，并对国内电视台的建设产生了实际的推动作用——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湖南省委立刻加大了对电视台建设的投入，不但将建设电视台办公大楼列为全省重点工程，更由7名常委亲临现场选定建台地址，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建设完成，其725平方米的演播大厅为当时国内电视台的佼佼者。
总体上看，电视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发展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历程保持同步的，即国内政局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能在电视业得到体现。不过，说电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期间始终处于停止乃至倒退状态，却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们不可将“文化大革命”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做单一、片面的理解。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从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角度看，不妨以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历时三年多，是以狂热的无政府状态著称的“红卫兵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最高”
，电视业的运作也随之陷入混沌状态；在后一阶段则由于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权力真空的填补（尽管时有反复）而带来文化生产空间的缓和，电视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执政者对于电视的巨大社会能量的关注和重视，也发生于这一阶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与“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相关，正是这些政策在城市里构成了以家庭出身作为阶级身份划分主要依据的体系，大批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接受良好教育并得到充分职业训练的底层青年全面陷入一种幻灭与愤怒并生的状态。
这些底层激进青年受到由江青在知识界和文化界组织起来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的利用，开始了向他们眼中的“保守势力”——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和干部发起了持续攻击。
中央广播事业局从1966年5月24日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9日，陈伯达派工作组至广播事业局，掀起大规模的批判活动，包括局长梅益在内的大批干部被停职，接受批斗。1966年12月31日，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直接授意下，广播局造反派进驻总编室，宣布夺权。自此，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掀起了激进青年夺取广播电视机构领导权的浪潮，全国广播电视事业陷入混乱局面。如广州电视台，在“夺权”之后，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拍些“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新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北京电视台迅速地确立起新的宣传方针，以迎合政治运动的动向。1966年5月中旬，《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安排》出台，明确要求编播人员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并严格限制“毒草”内容出现在节目当中，尤其是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之前制作的大量节目一律不再重播。“文化大革命”前广受欢迎的知识性、娱乐性的节目以及儿童节目，如《国际知识》《卫生常识》《少年儿童节目》等，一概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直到70年代初才陆续恢复。根据中央电视台自己修纂的台史
，电视文艺节目仅存三类：一是经过江青等人改造过的八个样板戏
，二是所谓的“老三战”电影
，三是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演唱的几首歌曲
。正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也几乎陷入停滞，一概为政治运动服务，电视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报道和转播了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其中，因未能将8月18日“首次接见”的新闻片及时在当晚以及后面几天播放，北京电视台甚至受到激进青年的尖锐批评。此外，电视台内的造反派也曾提出，电视台在北京的影响力不大，其宣传任务可以由报纸和广播来代替，应当停播电视节目，“全力投入文化大革命”
，“作为新闻工具，（电视）麻烦不少，效果却很可疑”
，因此广播事业局索性于1966年12月31日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示报告》，并很快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北京电视台遂于1967年1月6日正式暂停播出（但遇有重要活动仍会临时播出）。不过，这次停播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1967年2月4日北京电视台恢复了播出，只是播出频率大大降低，起初仅为每周一次，后渐渐恢复至每天一次。
北京电视台的停播产生了示范效应，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掀起了“停播闹革命”的浪潮（参见表2.1），即使不久之后恢复了播出，播出频率也往往不稳定、无规律，且自办节目受到诸多限制。同样作为早期电视重镇的上海电视台并没有跟风，而是更加深度地参与乃至推动社会的进一步无政府化。此外，广州电视台也没有停播。
表2.1 “文化大革命”初期部分电视台停播情况
1967年2月4日，重新开播的北京电视台开始每天播出“敬祝语”：“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每次节目开始时都要先播毛泽东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另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也时常在电视上出现。这一状况直到1970年8月5日才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有所收敛，但总的基调始终未变。直到1974年，在北京电视台拟定的“宣传工作安排提要”中，还明确提出电视宣传要“准确及时地反映毛主席的重要活动，拍好毛主席光辉形象”。
历史学家认为，上海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激进势力达至巅峰的典型，体现了混乱的极端状态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激进思想急先锋的角色——在哈里·哈丁看来，比起北京的激进知识分子来，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
，因此也就更善于利用媒体来进行打击异己的斗争。例如，张春桥就曾在1968年观看一次电视实况转播后指出：“反面人物特写镜头太多，正面人物不够突出，你们没有阶级感情，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史。”
1967年1月4日和1月6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激进分子接管，上海地方媒体几乎全面陷落，沦为激进派的夺权工具。上海的动乱得到了高度肯定：“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利用媒体的力量展开对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攻击，并最终成功“夺权”：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为主体的激进工人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是为“一月风暴”，而这一模式得到了毛的公然鼓励。是年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为激进派所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连续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和文章，推广上海的夺权经验，这一过程成为“整个‘文化大革命’进程中错误恶性发展、难以回转的关键所在”。
上海激进派十分注重对媒体的利用，尤其是对电视台的利用。在其他地区纷纷将电视视为一种麻烦多多且效果不佳的媒体而弃置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以“电视宣传可以宽于报纸、大于广播”为名，于1967年1月6日北京电视台停播当天，令上海电视台对“彻底砸烂中共上海市委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从而开启了一种近乎游街示众的节目类型——“电视斗争大会”。电视斗争大会不仅仅是电视对批斗会的简单再现，更通过电视高度生动的视觉传播手段为此类活动编制了“教材”，追随者通过观看影像纷纷效仿，令批斗会在电视技术的影响下成为一种将权力加以展示和实践的政治仪式，“挂牌子、揪头发、罚跪、架‘喷气式’，一时成为各单位揪斗‘走资派’的样板”
。这与福柯关于酷刑的文化阐释十分契合：“公开的酷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场凯旋仪式，它所使用的过分的暴力是造成它的荣耀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能把公开处决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展示权力的仪式。”
正是在这样的“电视斗争大会”上，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以及华东局其他领导和上海市委常委以上级别的十余位干部受到残酷的凌辱和迫害。仅1967年一年，这样的“电视斗争大会”就开了六十多次。
有史料显示，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在上海暂住期间，就曾“在电视里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王洪文指挥三十多万工人砸掉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又观看了王洪文主持全市批斗大会的转播实况”，从而对这位“文化大革命”新贵有了最初的良好印象。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被“打倒”后，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取而代之，上海市的党政权力实际上落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造反派之手。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电视台始终被激进派牢牢控制，是全国电视台中最为激进和亢奋者，尤其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工具。例如，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上海播出的电视新闻中时常删去周恩来的名字；1973年上海电视台摄制的关于中共十大的新闻片中，没有一条提到周恩来；1975年的五届全国人大新闻中，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丝毫未被提及；在“风庆轮事件”中，上海电视台被要求做“大典型”报道，“利用各种形式，持续宣传，搞连锁反应”；周恩来逝世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要求所有播出的电视画面“一不准出现灵堂，二不准出现送花圈，三不准出现上街游行，四不准出现群众痛哭的场面”
。而且，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台播出的各种文艺节目也远比国内其他电视台单调、枯燥，除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电影外，还有大量由“四人帮”及其亲信制作的批“走资派”的文艺节目，如《盛大的节目》《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引起了人们的厌恶和反感。“人们宁愿关掉电视机，用罢看来抗议‘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以至于电视机成为滞销商品，大量积压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使上海电视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不过，上海电视台的经验并未向全国推广，“一月风暴”式的造反和夺权带来的混乱也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夺取了地方党政大权的激进分子并不具备维持新政权的必备能力，这引发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关注。因此，从1967年年中至1968年年底，尽管仍有“二月逆流”“武汉事件”等发生在北京决策层和地方的冲突性事件，但最终毛泽东还是选择依靠军队的力量来恢复社会秩序。1968年年底，红卫兵组织被遣散。毛泽东于当年12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数百万年轻人被送往边疆和农村。至1970年年底，大约有54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开始在农村的生活。
从1967年年中开始，军队稳步接手一度被激进分子破坏的各社会机构。196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公布，中央广播事业局进入军管时期，“广播电视系统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况结束了”
。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73年1月。依照“三结合”原则，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应当由幸存的及“被解放”的文职干部、激进群众组织和军队的代表共同构成，但由于大批干部被打倒以及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军队成为最大的权力受益者。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军管开始，电视台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尽管节目内容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至少可以保持基本正常的播出。九大召开时，北京电视台按照原来的经验组织了较为正规的报道，摄制完成长17分钟的新闻片反复播放，并寄往国外。
九大召开之后，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解散和军队的接管，电视业的运作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尤其是在林彪集团于1971年9月覆灭后，周恩来、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人得以恢复自身权威，并着手修复混乱的社会秩序。在1972年，文化思想领域也出现了显著的松动。不过，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新闻媒体还是被控制在极左的激进势力手中。
从1970年开始，中国电视业进入了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二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当然，一如既往，这种发展并非技术进步或民间需求的刺激所致，而是在最高政治——尤其是激进派政治势力的直接干预下实现的。早在1969年4月，热衷于对中国文化界进行“改造”的江青就曾在审查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时指出中国电视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对于中国没有彩色电视表示不满。随后，姚文元也多次对发展电视的问题做出指示，提出要改变中国电视落后的面貌。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领域：第二波全国性建台浪潮、彩色电视制式的研发以及全国性电视播出网的初步形成。
其实，早在1968年，伴随着全国各地革委会的纷纷建立，很多曾经因客观条件而被勒令下马或停播的省级电视台均陆续恢复了播出。197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传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为口号的“电视会战”。在这一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广西等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省份也创办了电视台。至此，除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全国电视台和转播台的数量由1969年的25座发展到70座，电视信号基本覆盖了全国省会、自治区首府和大城市。
这一阶段建立的省级电视台如表2.2所示。
表2.2 1968—1970年创办的省级电视台（按开播日期先后排序）
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作技术的落后，大部分复播或新建的电视台仍不具备自制节目的能力。如在1970年10月3日复播的兰州电视台，“节目来源几乎全靠外面支援……电视新闻和纪录片靠北京电视台提供；故事片、戏曲片靠电影发行公司”。在整个1970年，兰州电视台只自行制作了2条电视新闻，1971年是7条，而“样板戏”却在1971年总共重播了15次；就连物质条件较好的石家庄电视台在整个1970年也只播出了新闻片24条，且反复重播，几无新闻性可言。
当然，严格的审查程序也是导致节目制作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一般的新闻片也往往需要省委宣传部门的审定才能播出，北京电视台的新闻片更要由中央领导审定。
上述状况几乎就是“大跃进”时期第一波建台浪潮的重复，一座座电视台就这样在制作能力低下、节目来源匮乏、观众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覆盖了全国。截至1970年，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均建立了电视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微波中继技术的支持，这些电视台如同一座座“孤岛”，无法彼此联通。而初创期形成的以“寄送”为主要形式的节目交换系统，又时常因物流耗时、影响新闻片时效而备受诟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电视台的信号仅能传递至天津，且极不稳定。这一情况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了较大的改观：一方面，电视台和转播台的数量激增、覆盖密度更大，使得信号中继的难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调频广播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全国建立了不少高山发射台，电视台也能搭上“便车”，借助调频广播的传输技术扩大电视信号覆盖范围。
在前卫星时代，基于微波中继技术的、以北京为中心并覆盖主要城市的全国性电视网大致于1971年形成，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1968年，北京电视台在月坛公园建设了电视发射塔，塔高196米，装设6层蝙蝠翼式天线，发射功率达10千瓦；
1969年，天津、河北、山西、陕西4省市已经可以通过微波接收北京电视台的信号；
1970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可以被15个省市收转；
1971年，广播事业局正式向邮电部租用国家微波干线传送电视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1月，中国首次通过卫星线路对外传送了扎伊尔总统访华的电视新闻报道，是为中国卫星电视技术的滥觞。
一个例子可以比较贴切地说明当时国内微波中继技术的稳定与成熟：1973年湖北武汉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武汉两座电视台的协作下，首次实现了转播信号从武汉回传北京，再由北京面向全国转播的完整链条，文献记载“图像清晰、效果良好、广大观众反应热烈”。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除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全国电视节目联播网的搭建已基本没有技术障碍，中国电视即将结束各自为政的历史，进入“联播”时代。
不过，在这一时期，彩色电视显然是全球电视业发展最重要的议题。在中国，对于彩色电视技术的探索和研发，尤其是“自创制式”的风波，也成为整个电视业发展的重点。
20世纪60—70年代是世界上的电视大国由黑白向彩色转换的高峰时期，而电视业最发达的美国则早在1954年就实现了彩色电视节目的播出。由于商业利益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展开了彩色电视制式的研发，并期望劝服其他国家采纳自己的制式。经60年代中期多次无线电与广播国际会议上的争端，最终全球电视业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美洲国家以及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区域采纳了美国的NTSC制式，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纳了法国的SECAM制式，而西北欧、大洋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则采纳了联邦德国的PAL制式。
在中国，发展彩色电视也首要地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和“自力更生”的国内氛围中，中国当然要主动向彩色电视阶段迈进，而且要优先研发自主制式，绝不能在技术上受制于“帝国主义势力”。从1970年年初开始，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大多数省份继续建设黑白电视台的同时，北京电视台和少数地方电视台要开始“彩电攻关”。1970年年底，北京召开了彩色电视攻关经验交流会，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四川筹建四个彩色电视试播台，并安排一些省市的有关单位承担北京台彩色电视设备的研制任务。“彩电会战”如火如荼，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多个工厂、七个大专院校和上海电视台”参加了技术攻关工作。
实际上，早在1959年，广播事业局就已按照刘少奇在1956年关于发展彩色电视的指示开始了彩电制式的研发，但这一努力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电视业的受挫而一并下马，这一停，就是十年。而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研发自主制式不啻闭门造车，几无成功的可能，“大跃进”的思路似乎始终伴随着电视业的发展。比如，在1970年9月，骤然得到高层关注的北京电视台制定了一个《1971—1975年发展规划（草案）》，提出在五年内大力发展彩色电视，力争开办三套节目，其中两套为彩色节目，并建成包括卫星、微波和电缆三种主要传输技术在内的全国性节目网。这一宏大的愿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海市蜃楼。
最终，中国放弃了自主研发彩色电视制式的计划，并于1972年确定采用联邦德国的PAL制式。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带来了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庞大采编团队以及西方最先进的电视报道技术和理念，“中国电视工作者痛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差距”
，这一“外因”的刺激成为中国放弃自主制式的重要催化剂。4月20日，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口部分彩色电视设备的请示报告”；随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电视专业会议决定放弃自创制式。至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广播事业局提出外国政要访华的电视报道工作需要租用对方的彩色电视设备，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因此再次吁请进口国外彩电设备。也是在10月，时任广播科研所所长王枫带队前往几个西欧国家考察，坚定了中国采用PAL彩电制式的决心。
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始彩色电视试播，每周二、四、六、日晚上在北京地区8频道播出，10月1日又转为正式播出。在这一年开播彩色电视的还有上海电视台（8月1日）、天津电视台（10月1日）和成都电视台（10月1日），中国开始迈进彩色电视时代。至1975年1月，北京电视台向全国各地交叉传送的节目已全部改为彩色。
自创制式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基础脱节的事实。正如郭镇之所言：
“自创制式”是一种狭隘的指导思想。电视作为一种最具广泛性优势的大众传播媒介，通用性是一种趋势，一种要求……正像不能制造出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绝缘的无产阶级语言一样，制造一种用具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隔开也只不过是幼稚的幻想。
不过，完全将自创制式视为决策者的头脑发热也是不公正的——毕竟在当时的全球政治语境下，彩电制式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意味着巨大的商业与意识形态利益。中国的决策者出于自力更生的思路而试图走出一条美、欧、苏之外的新路。若考虑到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极度孤立的生存状况以及深深嵌入社会文化语境的主流价值观，便能对“自创制式”的努力多一些理解。事实上，正是“自创制式”的失败才在观念上为中国迅速调整思路、采纳PAL制式扫清了道路，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1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做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该决定撤销了中宣部，并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皆为组员，势力范围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以及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编译局等国家核心文宣机构。后因康生称病，该组大权逐步落入“四人帮”之手，其中姚文元主管宣传。“四人帮”将电视变成了谋求政治私利的工具，破坏了其社会公器的名誉。
公正地讲，“文化大革命”给新生的电视业的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乃至破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电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并不比其他行业更严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电视业还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更多是权力意志的产物，并无坚实的社会根基。
“四人帮”对电视的运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学理论”“评《水浒》”等运动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上海电视台仍是首当其冲被操纵的对象，被用于大肆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上海电视台的宣传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例如，1975年9月17日，江青召集她的写作班子并电影、新闻界的一百多人讲话，借“评《水浒》”的话题暗示有人要像宋江架空晁盖一样架空毛主席，还声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而在此之前，“四人帮”控制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已经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
。就在这一年，上海电视台集中举办了“评论《水浒》”的电视讲座。1976年1月，马天水等人又到上海电视台，要求其“抢先说出不便于在报纸上说的话”
，煽动将“反击右倾翻案风”扩大，而在1975年短暂复出主持党中央与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是“四人帮”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在恢复权力的不到一年时间里，邓小平有效地组织起自己的写作班子，成员包括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熊复和于光远六人，均为党内的资深理论家与和宣传工作者，具有深厚的学养，这与江青的写作班子及其控制的新闻媒体形成了直接的冲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这最终成为“四人帮”宣传阵地土崩瓦解的导火索。尽管全国人民对这位深得民心的总理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但“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不但表现出相当的冷酷，而且下达了一系列禁令，阻止各媒体对讣告、追悼会和群众悼念活动进行正常的报道。据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回忆：“根据上级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宣传，讣告‘比康生、董老逝世时多播一些’；文艺节目不是停播，而是要少一些，只在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悼念文章。”
北京电视台记者夏之平也在回忆文章中说：“台宣传办按上级下达的指示……限定对周总理悼念活动的专辑在地方上只能播出一次，并立即把这个节目封存起来”，而且北京电视台还因为播出的新闻专题片中“哭的镜头太多……老是哭哭啼啼”而受到批评，被勒令删去大多数有民众哭泣画面的镜头。
尽管至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和祭文，但“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
，从1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对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做任何报道，《红旗》杂志则不刊登周恩来遗像、讣告和悼词，姚文元亲自指示新华社“没有报道任务”“不能占版面太多”“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等。从1月9日至1月15日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只发了两条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消息。
1月14日，即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居然在头版头条刊出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专题报道，关注“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愤怒，“有些读者把这份报纸撕得粉碎，有人将其踩在脚下”。
各大媒体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此难以接受，纷纷向中央并治丧委员会申请对追悼会和群众悼念活动进行报道和转播，却均遭到姚文元的粗暴拒绝：“凡是超过中央规定的要求和建议，不能再提，再提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电视在民众反抗情绪的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一个事件就是北京电视台转播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出现在镜头中的江青竟公然不摘帽子，且做出左顾右盼状，直观的画面激怒了广大电视观众。
此外，虽然北京电视台制作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专题片被勒令封杀、打入库房，但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却多次在电视台一楼的放映大厅播放该片给造访者观看。
在上海，电视记者冲破禁令拍摄群众悼念活动的纪录片被徐景贤从18分钟删减至6分钟，且只准播映一次便打入库房，但市场上积压的电视机还是很快被抢购一空。
可以说，“四人帮”操纵的新闻媒体对周恩来逝世表现出的不应有的粗暴与冷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舆论的转向，从1976年1月开始，全国范围内多次出现将矛头对准江、张、姚等人的批判信和大字报，批评者包括知识分子、媒体工作者与普通工人等，他们将“四人帮”指责为“假马克思主义者”“叛徒、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并宣称其“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四人帮”压制对周恩来追悼会和其他追悼活动的宣传报道，显然站在了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于手中控制的党的宣传机器。“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的1976年10月6日被抓捕，而就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事业局等新闻单位，控制了“四人帮”在宣传机构的党羽。至此，“四人帮”对新闻媒体的操纵与滥用才算正式结束。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电视业在政治风向影响下的发展脉络做出上述观察和阐释，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文化大革命”加诸中国电视业的影响复杂而微妙，其中既有理念与实践层面的倒退，也有技术与机构建设的进步，因此需要避免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简单化的理解，而展开更加细致、具体的观察。第二，较之初创期（1958—1965），电视的社会功能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尤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电视台在批斗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代表，这意味着尽管“四人帮”对电视的利用是出于非正义的政治诉求，却成为电视的社会影响为公众所了解和认可的重要契机。第三，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电视并不具备相对于政治系统的独立地位，其职责在于维护“社会的标准化”
，中国电视通过再现、维持、适应和扩散既有意识形态框架确保政治变迁在总体上处于执政党可接受的审慎与渐进的状态
，政治系统和政治变迁对电视业的影响，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基础性、决定性的。
总体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电视业的发展并不若一些研究所展现得那样无足轻重，甚至“反动”“倒退”，而是体现为一种前进与后退的伴生。从历史的承续上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视业为20世纪80年代电视文化的“黄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彩色技术的成熟、西方理念的引入以及全国联播网的形成。而理念与实践上的停滞也并不比其他传媒与文化领域更糟——甚至还要略好一些。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电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开始为执政者和普通民众所熟知，电视开始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的大众媒介。因此，不妨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于中国电视业而言，是一个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