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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的主题，我们讲韩愈的思想。
韩愈最重要的篇章当然是《原道》。《原道》篇特别重要的就是前面四句话，在这四句话中，他对仁义道德这四个字给出了明确的定义。韩愈对仁义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首先讲“博爱之谓仁”。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法本身是有点问题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和义的区别就出来了。接着是“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沿着这条路走，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后面是“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几句话对仁义道德给了非常明确的定义，这是韩愈思想的绝大发明。这四句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重新发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刚才说“博爱之谓仁”就字面来讲好像有问题，因为“博爱之谓仁”特别容易流于“兼爱”，就是墨家的兼爱思想：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爱无差等。这样一种爱无差等的观念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你注意，“博爱之谓仁”接下来一句话是“行而宜之之谓义”。行什么？行这个“博爱”。在这里，仁跟义不是分开的，“行而宜之之谓义”，行博爱而能够恰当这叫义，这就把仁跟义的关系确定下来，也就防止了博爱沦为兼爱。博爱沦为兼爱就是一种泛滥式的爱。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义这个观念是从属于仁的，义是具体实现仁的分寸和界限。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程颢的“仁包四德”观念的某种雏形了。义不是独立的价值，义是包含在仁当中的。而什么是道呢？“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第一个“之”当然是动词。我们知道王弼那里有大量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万物的本根有时候叫“道”，有时候叫“无”，有时候叫“本”，有时候叫“母”？为什么叫道？取其“物无不由”，所有事物都要从这儿走，才叫作道。“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里的“是”指什么？指的是仁义，沿着仁义这条路走，这才叫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句话耐人寻味。首先，“德者得也”，“足乎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自己能够完备、能够得到。“无待于外”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要思考内外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是有内外的，我们的责任之外、分限之外，又是一种内外。《孟子》当中也强调内外的分别，《孟子·尽心上》有一段，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也涉及到内外的关系。韩愈这段文字里这个“得”字，首先是内外边界的确立，其次是自足观念的确立。而自足的观念突显出儒家的精神——“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这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这叫得（德）。接下来两句“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为虚位”，也就是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思想，你抽象地讲道和德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虚的。哪家都讲道德，道家讲道德，儒家也讲道德，老子整本书叫《道德经》，上部《道经》，下部《德经》，讲道讲德都讲得很多。那能说老子和儒家一样吗？所以，“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关键看你讲不讲仁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是真正为道统赋予内容的。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道统观念从形式上塑造了儒家传承的谱系、一种合法性的根据，那么“仁与义为定名”就为儒家的传承确立了真正的思想内涵。这里首先确立了儒家生活方式、儒家生活道理跟别的思想不同。
我们今天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儒家？现在各种各样的儒家都有，比如儒家宗教派，我称为教派儒家。有些学者老想说儒家是一种宗教，那么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呢？儒家应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呢？儒家要真成了宗教，那还是儒家吗？儒家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借此强调出儒家跟其他思想传统的不同。当然，我们今天的责任恐怕不是一个简单儒家的责任，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一个广义的中国文化重建的概念，所以我常说我们的努力应该朝向一个未来的“汉语性文化”，而“汉语性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边界的建立。你得区别出来我们跟印度人的道路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佛教徒、基督徒、天主教徒有什么根本不同？现在一味笼统含糊地讲包容，不加区分的宽恕和宽容不就约等于虚无主义吗？其实，个人的人格也是如此。你这个人如果一辈子连一个恨你的人都没有，和一个你恨的人都没有，我觉得你也算白活了，你的人生太不丰富多彩了。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所有的事情你都能接受，多恶心的事情你都能接受，你口味太重了吧？
韩愈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讲到他的人性论。韩愈的人性论是从现实的人性这个角度来讲的。通过《原性》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韩愈讲到人性问题的时候他说的是人不需要学习的那部分，在他看来，生而俱有的、不需要学习的那个部分就是人性。因此他提出了人性上中下三品说：有的人生而性善，有的人生而性恶，有的人生而性不善不恶，这个不善不恶是可以导而善恶的，你可以对它引导，让它变成善的或者变成恶的。
这个观念从理论资源上来讲，是从《论语》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当中得来的。从经典的根据上讲，他讲的是没问题的。在这个立场上，他解释了现实的人性，同时也能解释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记载。有的人生而性善。对此，韩愈有他的论证逻辑，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环境的影响来改变，那么尧怎么影响不了丹朱呢？这个论辩还真是挺有说服力的，丹朱是尧的儿子，尧怎么不能影响自己儿子呢？儿子怎么那么坏呢？舜的父亲那么坏，怎么影响不了舜呢？可见有的人生而性善，有的人生而性恶，有的人生而性不善不恶。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此前的人性论，他认为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是错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都是遗其中而得其二。荀子讲性恶是就生而性恶那批人讲的，孟子讲性善是就生而性善那批人讲的，都没有讲到中间那部分可善可恶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愈对人性的理解和思考实际上是比较粗浅的，他根本没有理解孟子整个人性论辩论的逻辑。相较于韩愈，他的弟子李翱的辨析要更精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