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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当然是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读《柳宗元集》，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宋士大夫精神风格中的某些东西正在酝酿成型——那种理性的态度正在酝酿成型。比如柳宗元“疑《国语》”“辩《论语》”。历史上一般都讲《论语》是孔子弟子所作，柳宗元对此就提出了明确的怀疑：《论语》里面清楚记录了曾参临终前的遗言，而曾子在孔子晚期弟子中也算比较年轻的，既然记录了曾子的临终遗言，怎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所作呢？这样的话当然是曾子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这与我们今天的观点就非常接近了。
柳宗元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抱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怀疑精神，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理性探索的态度。这种理性的态度，在一组有趣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组文章源自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他们几个围绕天人问题的一场思想对话。韩愈先写了一篇文章叫《天说》，柳宗元在韩愈《天说》的基础上又写了一篇《天说》，这篇文章在完整引用了韩愈的《天说》之后，对《天说》里面的思想做了全面的反驳。而刘禹锡读到柳宗元的《天说》以后，觉得柳宗元说得也不好，就又写了一篇《天论》。这组文章都收在《柳宗元集》里。韩愈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文章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一般都质问，老天为什么不保佑善人呢？为什么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呢？为什么一个个坏人都活得那么好，而正直的人却活得那么委屈？韩愈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论辩，他说你看，人与元气（天地就是元气）的关系就像虫子跟树的关系。树坏了就生虫，虫对树是一种伤害；元气坏了就生人，人对元气也是一种伤害。那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上天总是保佑恶人了。因为恶人帮天地元气杀灭人，相当于我们人为树杀灭害虫。所以凡是能够为树杀灭害虫的，树会感谢他；凡为天地杀灭人的，正如恶人所做的，天地也会感谢他。我很想知道韩愈到底是在什么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柳宗元读到这篇文章后，就说：“子诚有激而为是耶？”
你韩愈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才故意这么说的吧，这跟你平时倡导的东西可不太一样。虽然你讲得非常巧妙，但这个讲法跟历来人们主张上天福善祸淫的方向正相反。汉代儒者强调福善祸淫之说，强调天人有感应关系，人做得对，上天会给好的征兆，人做得不对，上天会给惩罚，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中体现得非常充分。韩愈的讲法和董仲舒的讲法就不一样了。柳宗元说你韩愈这是“有激而发”，就是你说话故意说得这么偏激，没必要。柳宗元说，其实你应该这么去思考，就是天跟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天没有福善祸淫的意志，没有惩恶扬善的意志，所以人的善与恶、福与祸都是自己的行为所致。柳宗元的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于儒家所讲的“无责于人，必求诸己”的态度，而人之所以应该“不怨天、不尤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质疑，则又开出了另一个脉络。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
，也就是说，在有些领域人的行为、人类的努力是胜天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天的所为是胜人的。这就是“天人交相胜”的观点。
仅从这组文章的对话关系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成长的基本精神风格。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即理性化的特征和普遍怀疑的态度，一种理性的、平实的态度。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韩、柳的影响，尤其是韩愈的影响。宋初的很多重要人物，无论在文风还是人格上，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的影响。典型的如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