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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以下就是万物化生，就有了人与万物。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其实这是省略的说法，中间省略了五行的作用，显然是二气五行共同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变化是永远没有办法穷尽的，永远都会有复杂的万物和变化的存在。
周敦颐特别强调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人是所有万物当中最灵秀的，这个观念就强调了人的特殊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和《周易口义》当中的一段做一个对比。在《周易口义·复卦》的《彖传》里面，“天地以生成为心”这一点上，上堂课我们特别对此加以发挥。但是天地跟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胡瑗的《周易口义》特别强调的一点。天地和人不同，因为天地以生成为心但无忧之之怀，人跟天地的不同就在于人有这个忧。人不仅也能做到以生成为心，他还有忧的意思。人当中最杰出的圣贤不仅能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忧万物之意，这是人的某种独特性，而胡瑗特别强调圣人的这个忧是人跟天地万物的区别所在。这种区别所在恰恰是人的优点，人的优势。所以胡瑗说：“圣人无天地之权耳，使其有天地之权，则凶荒水患之类，无得而致也。”
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可以这样，人不应该如此。而老子下面直接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典型的道家态度，跟儒家的态度不同。胡瑗的思想里这种儒家的态度就非常明显，他认为人有忧的情怀恰恰是人的优势所在，这种态度显然也强调了人跟天地的不同。但与儒家不同的是，道家把人类社会仅仅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自然范围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各种规律直接用于人类社会，所以“上善若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可以引申出来“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些都是对自然的观察，同时也适应于人类社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有这些地方都提出人要效法天地，这是道家的基本观念。
但儒家不一样，儒家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强调某种人的特殊性。虽然都强调人的特殊性，但胡瑗《周易口义》当中所强调的人的特殊性和周敦颐所强调的人特殊性是不一样的。胡瑗强调的是人独有的“忧”，周敦颐强调的是“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说人跟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最完整地禀得了天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天地的精华的最直接的体现。这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用天人之间的关系来讲，胡瑗在某种意义上还强调天人之间的差异，周敦颐的思想则真正体现出了天人合一，他恰恰是要讲人的规律就是自然规律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在周敦颐看来天地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所有道德法则都源于天地的本性，这是周敦颐的一个绝大的发明。当然他跟老子是不同的，老子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向荒莽的自然那边拉，儒家是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价值原理植根到天地的原理上去，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儒家是把人的价值原理植根到天地，在天地的本性当中辨认出价值的原则来，而不是用自然来消解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按照老子、庄子的做法，会导致完全用自然消解人类的道德价值，而儒家恰恰从这样一个逆反的方向上把人类的道德价值跟天地的本性关联起来，而这种关联又不是源自某种主观的构造，而是根源于真实的哲学洞见。
人是得其秀而最灵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恰恰需要治理。为什么“得其秀而最灵”的人反而需要治理呢？这就只能结合善恶的产生来做进一步的阐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