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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年，教皇朱利奥二世
决定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借助中标者伯拉孟特
与达·芬奇
的亲缘关系，达·芬奇的教堂手稿（图1-10）被认为是教堂最早的蓝图；拉斐尔
接手伯拉孟特的未竟工程，将前者的希腊十字平面改为教皇喜爱的拉丁十字的平面，这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退步；米开朗基罗
为接手拉斐尔中道崩殂的工作，开出条件——拆除拉斐尔督造的初具规模的拉丁十字部分，这被认为是民主集中式的希腊十字对拉丁十字神权的平面挑战。这一囊括了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艺术家群体的集群建筑，在米开朗基罗死后，又被继任者的改建恢复了拉斐尔的拉丁十字（图1-11）。这件持续120年间、反反复复的拆建过程，则被建筑史家们认定为“建筑是凝固的史书”这一格言的新版证据。
图1-10 达·芬奇教堂手稿
图1-11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历次平面变更图
然而，对后来建筑史以及西方文化史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却来自与圣彼得教堂修建相关的金融事件。当初，为了募集如此浩大的工程款项，梵蒂冈教廷向欧洲各国发行数额庞大的“赎罪券”，教廷宣称：凡是购买“赎罪券”的信徒，都能在末日审判里获得相应的救赎。这一将上帝置于证券交易所的行为，激怒了马丁·路德
，1517年，正是万灵节这天，在维滕堡教堂门前，路德张贴了著名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他对《圣经》的保管者们对《圣经》是否具备诠释权的质疑，原本只希望对宗教组织进行内部净化，不料却动摇了宗教的最基本的信仰根基，它所引发的宗教改革波澜壮阔的力量，甚至让路德本人也始料未及。路德身后的基督教，以前所未有的裂变方式分崩离析。
雨果敏锐地发现，这一宗教改革的破坏力量，并非路德张贴的那张告示的内容，而是路德张贴海报的新媒材——印刷品：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宗教改革只是教会内部的分裂行为。有了印刷术，它便成为革命。或者是命定，或系天意，谷登堡
是路德的先驱。
作为路德的命定先驱，谷登堡并非宗教改革人士，而是在美茵茨发明活字印刷的发明家。在此之前，古埃及的纸莎草文字，因为属于法老的秘密，而与俗世隔绝；欧洲中世纪的手抄文字，因为载体过于昂贵，也会使普通市民的阅读产生隔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部抄写在小羊皮上的《圣经》，需要一群羊的财产牺牲，而有了谷登堡的印刷机，普通市民也能购买《圣经》、阅读《圣经》，并核对《圣经》与梵蒂冈教廷的各种诠释。对《圣经》的诠释权，第一次对公众敞开，从此，对《圣经》繁复多样的不同诠释，在造就基督教众多流派的同时，也瓦解了基督教大一统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