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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际传播研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研究，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后者虽然近年来在内涵上基本等同于网络传播，但在问世之初却主要是指网络人际传播（网络交流）。
这一研究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多种相关专业的学术刊物。如问世于1982年的《社会科学计算机评论》（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1985年创刊的《人类行为中的计算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1991年创刊的《组织计算机化运作学刊》（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以及创办于1995年并于2004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主办刊物的在线学术期刊《计算机中介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等，均已成为网络人际传播的研究重镇。近年来，国际传播学会旗下的传播学传统学术期刊《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也刊载了大量网络人际传播的研究成果。纵观其研究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效果研究始终是其主轴，并形成了基本研究进路线索消除论（cues filtered-out theory）
和去个性化效果下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
、超人际模型（hyperper-sonal model）
两大理论框架。
1976年，英国学者约翰·肖特（John Short）、埃德林·威廉姆斯（Ederyn Williams）和布鲁斯·克里斯蒂（Bruce Christie）共同出版了《远程通信中的社会心理学》
一书，首次针对以技术为中介的交流提出了一种用以解释其与面对面交流之间差异的理论——社交在场感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交在场感”，约翰·肖特等将其定义为“经中介的交流中他人的凸显程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际互动的凸显程度”，并认为社交在场感是表明“使用者态度的一个维度，以及指向媒介的心理集合”，而且是“传播媒介的一个主观性质”。
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社交在场感”并非指一种客观的状态，而是一种互动者自身的主观体验和意识。根据交流参与者社交在场感的强弱，可以判别媒介的传播性能。
1978年，美国学者斯塔尔·洛克赛因·希尔茨和莫雷·图洛夫的著作《网的国度：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人类传播》正式宣告了网络人际传播研究的问世。书中主要探讨了一种新出现的交流形式——被定义为“使用计算机作为人与人之间传播中介的系统”
的计算机化会议。作者从这一交流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开始，先后论述了其中的社会过程与心理过程及其在各种领域的应用，并提出了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忧思。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将交流信道分为听觉信道（包括语言内容和语音）和视觉信道（包括面部表情、衣着以及其他显示社会地位的外表特征、身体动作、心理生理反应等）两大类进行分析，从而首次明确提出了计算机中介传播具有交流信道窄化的特点以及去人际化的属性。可以说，这部著作关于交流信道与线索讯息的分析开创了此后网络人际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和线索/信道分析的研究视角。直至今日，这一基本框架在网络人际传播研究领域仍然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约有数百篇相关论文在国际期刊和一些学术集刊上先后发表。
此后，随着希尔茨等人的著作《贝尔斯问题解决实验在计算机化会议条件下的重复：一个初步研究》（Replicating Bales’Problem Solving Experiments on a Computerized Conference：A Pilot Study，1978）和罗纳尔德·莱斯等人发表于国际传播学会刊物《传播学刊》1983年第33卷第1期的论文《高校电子讯息系统：使用与效用的描述》
将社交在场感理论引入，再加上1986年“信息丰度理论/媒介丰度理论”（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和“社交情境线索缺失假说”（hypothesis of lack of social context cues）的提出，在以线索体系和媒介信道性能为核心的基本框架基础上产生了网络人际传播研究的线索消除进路。
信息丰度理论，或曰媒介丰度理论是以美国学者理查德·达夫特（Richard L.Daft）和罗伯特·兰杰尔（Robert H.Lengel）为首的课题组在对组织中信息传递的过程与机制进行研究之后提出的理论。1984年，两人就在《信息丰度：管理信息加工与组织设计的新进路》一文中提出了“信息丰度”这一概念。“丰度”（richness）一词原本是化学术语，指某一元素的相对含量；此处借用这一术语，意在描述通过某一媒介传输的信息按照不同信道分布的情况。
1986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两人正式提出了媒介的信息丰度理论。
该理论认为，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可以根据信道传输性能的不同划归富媒介（rich media）或者贫媒介（lean media），信息丰度越高的媒介，越能维持传播的进行。但使用者选择媒介的依据主要是媒介信息的丰度是否满足任务完成的需要，并非一味追求媒介的高丰度。信息丰度理论把不同媒介条件下社交在场感的强弱区分归因于媒介的自身性能，即该媒介能够传递的信息含量如何，而信息含量的衡量又直接指向线索体系的构成。约瑟夫·瓦尔特（Joseph B.Walther）等人在其著名的研究评论文章中将这一性能称为传输带宽。
这一理论的提出实际上等于告诉其他研究者，所谓社交在场感的区分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
无独有偶，1986年刊登的另一篇论文所提出的理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相似的看法。美国学者李·斯普劳尔（Lee S.Sproull）和莎拉·基斯勒（Sara Kiesler）在《削弱的社交情境线索：组织传播中的电子邮件》一文中提出了社交情境线索缺失假说。
该假说认为，网络人际传播缺乏能够确定交流参与者个人特征及社会地位的社交情境线索（social context cues）。这些社交情境线索主要包含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地理位置；第二，身份地位；第三，所处场合。这一假说虽然主要侧重于情境线索的探讨，但仍然能够看出其与社交在场感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假说中界定的社交情境线索的三个方面，无一不是社交在场感理论中“场”的结构性要素。因此，与信息丰度理论类似，社交情境线索缺失也是对计算机网络中介条件下交流参与者社交在场感削弱的解释。
1987年，玛丽·科尔南（Mary J.Culnan）和林恩·马库斯（M.Lynne Markus）在总结社交在场感理论、社交情境线索缺失假说和信息丰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线索消除理论，标志着这一研究进路的最终形成。总体而言，建立在线索消除进路基础上的理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观点：第一，交流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包含着不同信道所传输的社交线索讯息，如视觉线索、听觉线索、情境线索等，这些线索讯息是传播参与者借以判断他人的各种特征从而削减交际中的不确定性的主要依据。第二，以传播媒介作为中介进行的交流，会造成交流信道的减少，导致社交线索讯息的缺乏，而后者是致使交流参与者社交在场感削弱的直接原因，面对面条件下（零中介）的传播是信道和相应的线索最为齐全的交流方式。第三，网络人际传播是基于文本的交流方式，其他视觉线索、听觉线索和情境线索在经过计算机网络的中介之后都被消除掉了。
线索消除进路形成的直接后果是去人际效果（impersonal effects）论的提出。这一论断认为，网络人际传播是任务导向性的传播方式，“它慢慢去除了人的情感成分，着重于交流的实质而尽量减少人际交往的影响力”
。许多研究为其提供了支持，除了前文涉及的之外，还有莎拉·基斯勒1986年的论文《计算机网络中的隐藏讯息》，文中提到“缺少非言语行为线索，发送者很难通过讯息表达某种情绪、展示个性、实时控制或显现出感召力，互动者享有更多的自由却较少得知对方的个性”
；乔治·莫里斯·菲利普斯（George Morris Philips）和杰拉德·桑托罗（Gerald M.Santoro）则得出了“计算机运作下的传播（com-puting communication）使得使用者不再考虑不相干的人际关系以及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和实质”的结论；罗纳尔德·莱斯和盖尔·洛夫（Gail Love）的一篇论文将去人际效果论总结为：“计算机中介传播由于缺少音频和视频信道而被认为是去人际性的，无法像通常一样进行交流和反馈，所以缺少社交因素和个人情感的相互交流。”
然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却发现了不少与去人际效果论相悖的研究结果，如网上结识的好友
、网上举办的虚拟婚礼
、网上的在线爱心组织
等；定量研究也表明，一些计算机会议和BBS中存在大量社交性的人际互动
。这使得网络人际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立场陡然转向，在社交信息加工理论的过渡之后，迅速出现了至今仍在发展中的两大主要研究理论框架：超人际模型与去个性化效果下的社会认同模型。
社交信息加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IP）理论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瓦尔特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计算机中介互动中的人际效果：一个关系的视角》中提出的。
该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研究中出现的关于网络人际传播在人际传播维度上体现出何种属性的分歧，其基本观点是：网络人际传播的使用者与面对面情况下一样有建立和发展人际关系的强烈愿望，只要时间充足，网络人际传播通过自身特有的交流方式完全可以达到与面对面同等水平的人际传播效果。而约瑟夫·瓦尔特在之前就已经通过一些对网络交流基础上印象发展进行探索的论文
解析了网络条件下如何达到人际效果的具体过程：网络人际传播使用者一开始通过信息的传递与对方结识并形成简单的印象，此后在长期的持续联系之中不断加深对对方的了解以检验他们的最初印象，最终凭借不断积累的人际了解来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
SIP理论正是在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而出的，带有一种明显的关系视角。这种关系视角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一直延伸到了后来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模型之中。
就在以人际关系为视角的SIP理论提出的同时，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将注意力放在了网络人际传播的线索缺乏对网络群体行为的影响上。这就是SIDE模型的理论模型，由英国学者马丁·利（Martin Lea）和拉塞尔·斯皮尔斯（Russell Spears）于1992年提出。这一理论模型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社会认同与自我归类理论（social i-dentity/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时吸取了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提出
、由美国心理学者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展开深入研究的“去个性化”概念的核心成分。模型着重强调了网络人际传播中的线索在视觉遮蔽条件下对于社会认同的作用，提出线索的缺乏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去个性化效果：第一，在群体身份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会形成比面对面情况下更为强烈的群体认同；第二，在个人身份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个体会从社会规范或群体规范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形成去抑制行为（uninhibited behavior）。SIDE模型将这一现象称为“交流者身份认同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of communicators’identity）。这一模型采用与SIP理论完全不同的视角，促进了对在线群体认同以及群体行为规范形成的一系列深入研究。
约瑟夫·瓦尔特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SIDE模型的可取之处。他在保留关系视角的前提下，将SIDE模型的核心成分整合到自己的SIP理论之中，使后者发展成为超人际模型。在其1996年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去人际互动、人际互动与超人际互动》一文中，瓦尔特用以下一段话陈述了“超人际互动”一词的由来：“与面对面的互动行为相比，网络人际传播在某些情况下超越了人际互动中的正常情感范畴。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如BBS、在线游戏、聊天室等以社会交际或娱乐活动为主要功能的电子媒介系统中，也发生在群体决策和商务情境中。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超人际互动’（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除此之外，作者还进一步在注释中做了以下说明：“虽然‘hyper’这一词缀在与各种不同的词语组合的时候有着变化的内涵，但这里所使用的是与其字典意义一致的基本含义。因此，‘hyperpersonal’或者说‘超人际’一词是表示比通常情况下尤其更有交际愿望以及更具私人属性的意思。”超人际模型的功能主要是探索网络条件下的交流参与者如何形成超越普通人际互动情感和关系的效果，并将其形成机制聚焦于四个交流过程的结构性要素：讯息发送者、交流信道、讯息接收者以及反馈，认为正是线索讯息的缺失与以上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超人际效果的形成。具体而言：第一，当视觉线索缺失之时，讯息发送者可通过选择性自我展示（selective self-presentation）进行印象管理，侧重表现自己好的一面。第二，以文本为主导的传播信道有利于传播速率和节奏的控制，十分便于讯息的精心整饰。第三，由于可供判断的线索单一，讯息接收者很容易将对方理想化，造成对吸引力的过度归因。第四，接收者由于理想化而发出的积极反馈促进了交流的持续进行，形成了“行为上的确认”和“认知夸大”的循环。
可以看出，一方面超人际模型延续了SIP理论的关系传播视角，以网络传播的人际关系效果作为考察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超人际模型还吸收了SIDE模型对于网络传播刻板化与夸张效果的论断，并将之体现在超人际效果形成的各个环节之中。特别具有突破性的是，超人际模型还将线索消除理论与网络交流的人际效果之间的冲突有效地转化为高度的关联性，有力地解释了计算机网络中介对人际传播过程的影响。
迄今为止，以线索消除理论为基础的SIDE模型和超人际模型仍在进一步的研究和不断完善之中，成为网络人际传播研究中最为主流的两大理论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种围绕网络人际传播效果的分支研究在超人际模型和SIDE模型两大理论框架下延伸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网络人际传播情感/情绪表达研究
、网络人际传播中的电子副语言（electronic paralanguage）研究
、网络人际传播互动性（interactivity）研究
等。由于交流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印象形成在两大理论中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超人际模型中的讯息发送者印象理想化和SIDE模型中基于身份归类的社会刻板印象），一些学者也逐渐展开了对网络传播条件下人际印象形成的专门探索。
印象形成研究是一个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古老”课题。从1946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E.Asch）的著名实验得到人际印象的中心特质理论
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在印象形成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得到了印象形成中的特殊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等）、印象形成的评价过程及机制（印象信息整合法则等）、印象形成的信息加工机制（印象形成双重加工模型
、连续印象形成模型
等）等显著的理论成果。当然，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心理学的背景下展开的，但其与传播学的联系之紧密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恰如早期大众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是源于心理学背景下的媒介效果研究或曰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一样，印象形成的有关研究也同时可以归入人际传播效果研究。
正当人际印象形成研究处于一个波澜不惊的前进过程中时，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为这一传统的研究课题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域。计算机网络为传播（交流）的中介性（mediation）带来了新形态的人际交往，在这样的交往模式下，以往的印象形成研究结论是否还能适用？其中的印象形成又是否具有新的特点和过程机制？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目前主要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努力的既有心理学学者也有传播学学者，有的甚至既是心理学学者也是传播学学者。但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研究路径：一是将网络人际印象视为自变量考察其如何影响网络互动行为和网络人际关系
，特别是自2007年以后出现的考察选择性自我展示即印象管理如何影响网络互动者个体及其行为、人际关系的研究
。二是探讨网络人际印象的测量工具、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
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是后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避免使绪论部分显得过于冗长，笔者将在相应的章节中对各自涉及的相关研究分别进行详细介绍。
自从互联网在国内逐渐普及以来，关于网络媒介的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作者中既有来自传播学的学者，也有来自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根据杜骏飞的统计，仅2006年一年就发表了各类网络相关人文社科研究论文1753篇
，其发展不可谓不迅速。然而，以传播学的学科视角对网络人际传播展开研究的论著却为数不多。
国内传播学界
最早开始关注人际传播媒介的论文是罗春明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的《人际传播媒介论——对一种蓬勃兴起的传播媒介的评说》。虽然该文的侧重点在于对整个人际传播媒介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但毫无疑问也引起了人们对网络这一当时的新兴人际传播媒介的重视。2000年，《国际新闻界》第3期刊载了茅丽娜的一篇对网络人际传播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论文——《从传统人际传播角度观瞻CMC人际传播》，当数国内第一篇专门的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论文。一年后，彭兰在《国际新闻界》第3期上发表的《网络中的人际传播》一文进一步吸引了国内传播学学者对网络人际传播的关注。此后在新闻传播类刊物上每年都会刊载一些关于网络人际传播的研究。根据CNKI数据库中对“网络人际传播”“网络交流”“网络交际”“网络交往”和“网络互动”等主题词的搜索和筛选结果，2000—2015年间人文社会学者发表相关论文仅有70余篇。
这些研究的方法以传统的思辨论证为主，且多为描述性研究，对本书的参考价值较为有限。而且不能忽略的是，由于网络媒介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交叉属性，在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领域中也有少数对本书具有参考价值的论文或研究报告。
总的来看，与本书相关度较高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一些对国外网络人际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引介的论文（见表0.1）。
茅丽娜引用了一部分西方该领域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报告，从人际传播理论框架的角度对网络人际传播的各种要素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李宏利、雷雳则在初步归纳了CMC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社会认知框架模型、CMC能力模型、纯人际关系理论、策略性认同理论等相关理论模型进行了介绍，并展望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而王德芳、余林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虚拟交往的动机、影响虚拟关系发展的因素及“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其中，本书的主题——印象形成被列为影响虚拟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中所介绍的吸引力与印象形成研究、印象误差研究等均对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胡春阳的文章则比较特殊，是一篇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发展源流及演变做出全面梳理和回顾的文献，但在“当代新议题”部分中将“CM人际传播”作为“当代显题”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归纳了持消极影响论、积极影响论、去价值论等不同基本立场的研究阵营。
另一篇较有影响的研究综述是吴筱玫的《计算机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网络人际传播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该文以传播模型中的传播者、信道、反馈、受传者和效果等变量为基础，将计算机中介传播（网络人际传播）分为三个大类：计算机网络的媒介特质研究、计算机中介下的互动性研究，以及计算机中介下参与互动的个体研究。
但诚如前文所言，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发展至今日，所覆盖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大，分支研究越来越多，所以该文没有也不可能对其涵盖的所有方向做出详尽的介绍和梳理。尽管如此，该文仍然是进行网络人际传播研究不可多得的中文参考资料。
丁道群、伍艳以及王静、师家升、余秋梅都是针对去抑制行为研究的国外文献综述
，虽然与本书拥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和基本理论框架，但由于主题相关性不大，在此就不赘述。
夏云分媒介技术中心、网络媒介使用和社会研究三个视角对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
，其中提及的“信息提示缺失论”“媒体丰富论”“社会信息处理观念”“网络交流的超人模式”和“网上印象管理模式”等虽在术语翻译上有欠考究，但仍然将主要的网络人际传播理论基本涵盖在内，可与前述吴筱玫一文相互参照。
张敏、杨翠采用情报学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找出了30年间相对被引频次最高的50篇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论文，并根据“媒介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价值中立/价值关联”两个维度将其划入“CMC网络服务研究”“网络技术支持研究”“网络结构与媒体规范研究”和“网民行为规范研究”等四个象限。
胡春阳对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间EBSCO数据库中收入的研究目前网络人际传播中最具代表性的基于社交媒介的人际传播的78篇论文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社交媒介使用动机”“自我揭示与形象管理”“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关系发展与保持”“各类语境中的传播互动”及“关系冲突与挑战”等六个议题。
其中“自我揭示与形象管理”议题与本书的议题相吻合，介绍的5篇论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0.1 国内对国外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进行引介的论文
（2）近十余年来出现的一些采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的相关论文（见表0.2），可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技术采纳与使用研究、效果研究。前一种视角的代表是詹恂和严星
、王玲宁
、匡文波
等人的研究。而效果研究主要包括人际关系效果、沟通效果、社会认知效果等。
网络人际传播的人际关系效果研究出现相对较早，包括社交网络研究、亲密关系研究和社会资本研究。社交网络研究如社会学学者白淑英的文章，采用了社会关系矩阵法对BBS中的人际交往特征进行了测量。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密度、凝聚度、点出度、点入度、连接度等，数据的收集采用内容分析法，抽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BBS站的8个讨论版面进行量化分析，最终样本为552名作者的4068份帖子。
这一研究具有明显的社会关系取向。心理学学者阳志平、陈猛的文章与白淑英的研究相近，也从关系视角入手，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43名使用者为调查对象，对计算机网络支持下的社交网络（computer-supported social networks, CSSN）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亲密关系研究如2007年周玉黍的文章，在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基础上，使用了米勒社会亲密感量表（MSIS）对“友情”进行测量，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同年发表的我国台湾学者汤允一、吴孟轩的原创论文，研究思路、方案设计和分析方法与周玉黍一文相仿。
2015年胡春阳、周劲的文章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深度访谈法为辅对基于微信的人际传播特征及其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于问卷数据采用了频数分析和因子分析两种方法，得到了使用微信进行人际传播有利于维护亲密关系的结论。
同年申琦的文章则独辟蹊径，使用问卷调查法对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相关问题——隐私保护进行了研究，文中既使用了描述统计对微信中的自我表露状况进行了分析，也使用了回归分析对人口特征与隐私保护行为的相关性、自我表露作为中介变量对隐私关注与隐私保护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
社会资本研究如2014年朱炜等的文章和2015年王玲宁的文章，前者对两种不同社交媒介用户的四种社会资本（通过桥接型/结合型、线上/线下两个变量划分）进行了测量和比较
，后者也考察了微信的使用时间、强度以及动机与使用者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性
，二者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沟通效果研究主要有姜进章研究团队的两篇论文，二者均对比了面对面与网络两种不同的交流形态对沟通效果的影响，使用媒介丰度理论（文中译为“媒体丰富度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双因素设计控制实验作为研究方法，其中的双因素在前一个研究中是交流形态和任务类型，在后一个研究中是交流形态和个体/群体主义价值观。
而与本书相关的社会认知效果研究仅有一篇，即唐蕴玉等的研究。该研究采用了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设计，使用MBTI人格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对结果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中对于准确性的操作定义为使用MBTI自评与他评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这篇论文虽然借鉴了帕特里克·马奇（Patrick M.Mar-key）和香农·威尔斯（Shannon M.Wells）2002年《网络聊天室中的人际感知》的部分研究思路和设计
，但对于本书仍然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第一，准确性及其相应的操作定义作为考察网络人际感知的重要指标之一，进入了后者的测量体系；第二，MBTI被运用于感知效果的评价，增加了测量工具的选择范围；第三，通过实证发现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网络人际感知准确性的因素，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越来越多地选择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服务为对象，但国内学者更关注人际关系效果而非社会认知效果。
表0.2 国内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对网络人际传播进行研究的论文
专著方面，在众多的互联网研究著作中，近年来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涉猎网络人际传播的研究作品（见表0.3）。这些著作的作者既有传播学学者，也有社会学学者和心理学学者，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不乏亮点，不过遗憾的是，涉及量化研究的仅有喻国明等人和陈秋珠的专著。后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完成了关于网络人际传播的一系列原创性实证研究，借助若干个具有较高信度的心理量表（如在线认知量表、一般问题性互联网使用量表、互联网行为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孤独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等）对网络交往影响下的大学生个体人格进行了测量，并根据需要对调查数据使用了包括因子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在内的多种分析方法，还在对个体展开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就一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挖掘。
该书是国内网络人际传播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对于本书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表0.3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网络人际传播研究相关学术专著
②此著作系在其同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基础上修改而成。
从以上大致的梳理可以看出，相比由美、英、荷等国学者组成的英文学界而言，我国的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逻辑思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和微观的、细致的研究较为缺乏，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进路和理论框架。
①此著作系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自媒体”与虚拟空间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博客传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基础上修改而成。
②此著作系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人机互动到人际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视频互动媒介研究》（清华大学，2006年）基础上修改而成。
③此著作系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网络博客的主流化研究》（四川大学，2009年）基础上修改而成。
④此著作系在其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