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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即交流，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被传播学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誉为“欧洲社会科学在美国的思想登陆点”
的芝加哥学派更是认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交流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交流之中存在着。”
（约翰·杜威语）“既然交流的需要是如此原始和基本的人性特点，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与思考和生存需要相分离的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查尔斯·霍顿·库利语）“传播（交流）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交流）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伯特·帕克语）这就是说，一旦交流的结构发生变革，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革。
而网络人际传播（网络交流）是人类人际传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交流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几乎所有触及互联网络的人，都直觉地发现自己触及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一种以信息为标识的崭新的生存方式。”
而且，“当互联网开始以一种传播媒介的身份进入人们的生活时，最早承载的形态就是人际传播”
。应当说，这是即时人际传播的形态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上继电话发明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电话的发明使得人们首次在“面对面”（FtF）之外实现了远距离即时人际传播，那么计算机网络的诞生则赋予了“面对面”全新的内涵。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通信（传播）技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建立在一种远程的、中介的基础上，并像传统人际关系一样得以维持，从而催生了一种崭新的、依赖于技术的网状社会结构。这种网状社会结构曾在最早的网络人际传播研究文献、美国学者斯塔尔·洛克赛因·希尔茨（Starr Roxanne Hiltz）和莫雷·图洛夫（Murray Turoff）1978年的著作《网的国度：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人类传播》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这样的系统（指计算机化会议系统）使用越来越广泛，处于不同分散地理位置的人们之间存在的那种潜在的强交流网就会付诸现实。我们将会变成一个“网的国度”，与天各一方的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但拥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进行着巨量信息和社会情感性交流的交换。最终，随着通信卫星与国际分组交换网络向遍及世界的所有城市和村落的延伸，因网络人际传播而迅速壮大的社会网将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网。
这一描述正在被无数的相关研究所证实。2002年，著名互联网研究者詹姆斯·卡茨（James E.Katz）和罗纳尔德·莱斯（Ronald E.Rice）在经过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之后断言：
连在键盘和中央处理器上并连接着大量网络、服务器和其他构造的小小的计算机鼠标已经编织出一幅华美的织锦，描绘了各个国家、信仰、种族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之间的友谊与个人信息以及社区。亚当·斯密将市场描述为看不见的手，与此不同，鼠标移动和键盘敲击的总量（还有一直在增长的声音和图像流）允许个人和小群体寻找共同兴趣、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并产生可以将他们联合起来的纽带，为他们提供关注、支持和情感。“无形的鼠标轨迹”引领了全世界，在人们和他们的软件之间产生电子和情感联系。
虽然在互联网究竟为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祸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但有一点已经逐渐被所有人承认，那就是：计算机网络的出现，的确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改变着建立在这个联系之上的整个人类社会。
卡茨和莱斯的比喻告诉我们，在计算机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的背后，必定也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这一切的发生。市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那么，这只“看不见的手”究竟来自何方？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 sociology）提出，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有其解释的微观基础——换言之，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个体行动聚合于宏观层面的表现。
因此，所谓“网的国度”这样一种宏观社会结构产生背后的微观层面的原因，必然在于网络媒介对人际传播中个体之间相互感知的影响。
媒介改变人的感知并非始于网络。在传播研究史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论断。早在1922年，著名报刊专栏作家、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在其名著《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以及个人直接的经验性感知有限导致了人们头脑中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间接形成的，是一种被媒介构造出来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压缩和扭曲了真实环境，但我们却将其当作真实环境本身来看待并对之做出反应。不仅如此，李普曼还将原意为“铅版”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概念引入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用以概括把对个体所属事物的整个类的评判简单地推论至该个体的一种特殊的类别思维，并提出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刻板印象的形成、维护和改变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李普曼之后，相继又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居伊·德波在其1967年的代表作《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书中提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的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
在这里，媒介所制造的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其本质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位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则在其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1976）中创造了“超真实”（hyperre-al）这一概念，并在1981年出版的《拟像与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鲍德里亚提出，仿真发展到拟像阶段，真实本身已经被瓦解，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状态或现实显现出来，那就是所谓的超真实，它打破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甚至从根本上颠覆了真实存在的根基。也就是说，超真实不再是客观存在之物或反映之物，而是人为制造（再生产）之物或想象之物。
不难看出，这一连串闪亮的思想结晶已经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媒介时时刻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而被改变的不仅包括人们对作为客体的物的感知，更包括了对同为认知主体的他人的感知。如果说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更侧重于前者的话，那么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不啻是后者的催化剂。与传统媒介尤为不同的是，计算机网络将为个体提供一种互动性的认知重构，而非对单向传输与展示的简单接受。这使得“网的国度”更像一个真正的社区甚至社会，人们在其中可以感知他人并与他人建立比基于大众传媒的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
关系更进一步且存在现实化可能的社会关系。
所以，网络媒介催生社会结构的变革，其最主要的根源在于网络媒介改变了个体对他人的感知。在计算机（网络）中介的环境下，个体将重构其社会认知模式。这一过程可能通过交流者有意识地学习来加以完成，但也可能依靠交流者自身在网络虚拟环境下一种无意识的自发适应。正如《网的国度：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人类传播》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网的国度中“存在着一个由于人们要学习怎样参与到‘电子群体生活’中去而广泛存在的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
。个体社会认知的改变即是这一社会化过程（“网络社会化”或“电子社会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心理学和人际传播学告诉我们，人际感知是社会认知的基础，是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的前提。因此，探索网络媒介对于人际感知效果的影响并对其原因和机制做出解释，毫无疑问是考察网络媒介如何改变人的社会认知的关键所在。
首先，人际传播理论亟待发展。自从威尔伯·施拉姆创立传播学以来，大众传播学就占据了传播研究的主导地位。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早期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广播、电视等媒介效果的研究。其中虽然间或也有涉及一些人际传播的相关理论，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rzasfeld）的二级传播流（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理论、卡尔·霍夫兰（Carl Iver Hovland）的说服传播理论等，但都是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副产品，并非自成体系的、专门的人际传播理论。故此，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领域中的学术专业，诸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都本该可在我的著作中找寻到各自的历史发展的。可是，我坚持讲述着这个一般领域的发展史话。它足够复杂的了。我将每一个专业的历史留给其他人去阐述。”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传播学最早的源头——古希腊的修辞学（雄辩术）能够证明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就现代人际传播理论体系而言，与修辞学的关系已经是微乎其微，它是融合了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的传播理论和同样渗入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影响的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二者而形成的，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然而，虽然同为传播学的分支，人际传播理论却不具有大众传播理论的显赫地位，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计算机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技术的出现，才为人际传播研究带来了突破的契机。学者们开始关注技术中介下的人际传播，一方面加紧了对网络人际传播这一革命性的人际传播形态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注重回溯以往出现的其他形态的技术中介下的人际传播，如电话传播、书信传播等，为人际传播理论的发展拓展出一个崭新的创新空间。
其次，网络媒介研究逐渐深入。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构筑的电子空间的飞速膨胀和相关技术的大众化，计算机网络逐渐从单纯的通信技术手段转化为人们用以联络和交流的传播媒介，从而引起了传播与媒介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以网络媒介为主体的新媒介研究也日益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显学。
一方面，网络媒介与技术天生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使得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的技术主义传播思想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伊尼斯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重要的技术主义者
，其代表性理论是以媒介技术为考察对象的“传播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论，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而麦克卢汉更是通过“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和“媒介是人的延伸”（the medium is the exten-sion of man）等论断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媒介本身，而非传播的内容和效果。网络媒介的出现及其重大意义重新吸引了学者对媒介的研究兴趣，许多人使用技术主义的范式展开研究，相关成果也层出不穷。有学者通过对世纪之交国际学术会议与重要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传播与技术”专题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指出世界传播学界正在掀起一场“传播高新技术研究热”。
然而，另一方面，对网络媒介的研究热潮却始终囿于技术主义的范畴，存在着使之单一化的危险。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互联网兴起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人际传播媒介的回归
，但对于网络媒介本身之于人际传播的影响和作用，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不少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依然沿袭着大众传播研究的惯性，将网络媒介视为一种“元媒体”，即媒体的媒体，并因此而关注它是怎样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媒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和载体，以及怎样促进后者的相互融合的。这种思维方式就使得网络媒介本身需要探索的东西至少有一半被遮蔽了。既然网络媒介对于人类传播的意义绝非只有变革大众传播模式这一维度，那么我们就应该全面地、从更为基本的传播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再次是认知科学的兴起。认知科学是一门探究人脑或心智工作机制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基本观点最初于20世纪40—50年代散见于一些各自分离的学科之中，60年代以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最为热门的多学科交叉领域之一。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感知觉（包括模式识别）、注意、意识、记忆、语言、表象（意象）、思维、情感等，研究领域跨越了哲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多门传统和新兴学科。之所以涉及如此多的学科，是由于认知系统的复杂性要求运用多门学科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传播学研究在认知科学的发展大潮中处于何种位置呢？正如前文所述，传播媒介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变迁史。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超真实”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概念和论断都极具创造性地揭示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从传统的媒介效果研究成果如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菲利普·蒂奇纳（Phillip J.Tichenor）等的知沟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等理论也可以看出，人的认知是传播效果体现的主要层面之一。换言之，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就曾以认知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早与认知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说明，传播学研究有可能，而且也应该为认知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研究媒介对人的认知，尤其是社会认知的影响和作用，既有利于传播理论大厦的构建，也有利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是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发展迅速，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传播学各研究分支发展的不平衡和研究方法的单一。
众所周知，传播学研究一般可分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几个主要研究分支，但国内的情况却是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大众传播领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其他分支的研究论文寥寥可数。相反，从历年召开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学术年会的议题来看，研究成果都较为全面和均衡。而人际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最早、最基本的形式，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推动和发展国内人际传播领域的研究，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帮助实现传播学在中国的全面、均衡发展，是当今国内传播学学者应当努力的方向之一。
此外，从统计数据来看，国内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也存在较为单一的问题。李彪曾使用文献计量法对1995—2007年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四种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仅占5.6%（其中问卷调查4.2%、控制实验0.1%、内容分析0.9%、实地观察0.4%），而传统的思辨论证方法就占了全部论文的65.4%之多，再加上21.8%使用二手资料法的研究，有近90%都是间接研究
得到的成果。
董天策等人也对2000—2009年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实证研究占19.5%（其中问卷调查4.5%、控制实验1.2%、内容分析13.1%、民族志0.7%），高于四大期刊的整体水平，但其中以二手资料为基础的文献档案分析研究比例仍然高达59.1%。
由于近年来的情况缺乏相关文献研究，笔者对2011—2015年五年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的495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统计，得到的结果是问卷调查43篇占比8.7%、控制实验9篇占比1.8%、内容分析54篇占比10.9%、民族志4篇占比0.8%，相比2000—2009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然而以上实证方法总计占比仅有22.2%，不及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使用二手资料分析的论文仍多达164篇，占33.1%，虽然较之前十年的59.1%降低了近一半，但也有约三分之一的比例。《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国内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当中历来是实证方法占比较高的一种，可以推知其他专业期刊在实证方法使用的整体情况上也不容乐观。继续扩大直接研究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促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仍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