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当今社会卷入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的“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甚至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强调的“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的漩涡之中。这种“真”与“虚”之间的暧昧含混，让人纠结，也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当今现实到底是虚拟真实，还是真实虚拟，“真”与“虚”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甚至，我们可能会对问题本身进行追问：若任何真实都是符号感知的结果，那“真”与“虚”的区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虚”的问题？

面对如此宏大的哲学式追问，我一直期待传播学可以从相对具体的现象入手，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剖析和回应这个问题。而张放博士这本书的标题“想象的互动”也非常有意思——虚之想象、实之互动，这不就是贯穿于虚实之间的实在锚点吗？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印象形成，作为一个具体现象却点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真实世界的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互动，如何形成真实世界的人的印象？而这个“绕口令”一样的问题也进一步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此形成的印象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囿于人类认知对感官的依赖，我们总是依赖主观经验，来判断虚拟世界的结构与逻辑。比如，通常认为，依托于网络媒介进行的人际传播相比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由于是通过一个缺乏伴随文本（作者所使用的术语是人际传播领域的“社交线索”）的贫乏媒介进行的，因此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不足以直接完成印象形成的认知过程。而与人们的感官直接判断相反，作者在书中通过实验证明了网络人际传播条件下所形成的印象不仅比面对面的更为鲜明，而且更具好感。诸如此类判断，虽出乎意料，但细想又在情理之中。这显然是量化研究的长处，常常能够打破一些常识性的误区，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感官认知的局限，呈现出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尽管客观经验主义范式的量化研究的最大优点是操作可重复，且通过数据说话体现出较强的说服力，但也容易陷入“旧瓶装新酒”，即落入用不同的案例来重复前人结论的窠臼之中。因此，我一向认为量化研究的关键在于按照相同的“套路”得到全新的结果。换言之，量化研究的价值大小并不在于那些“程式化”的部分（如数据分析），而恰恰取决于在研究开头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深度和力度。事实上，这也是以量化研究为代表的经验研究得以与批判研究势均力敌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拥有类似理工科学者的数理思维，还需要具备人文学者所必需的思辨能力。没有较强的思辨能力，是绝不可能提出超越常识、超越前人的理论假设的。所幸张放博士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的宝贵的思辨能力，解除了我一开始对其选择控制实验方法来开展研究的担忧。

传播学是一个典型的研究范式多元化的学科，其典型程度甚至超越了在学科史上以范式冲突著称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一如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说的“十字路口”。私以为，面对这样的学科特点，仅仅保持包容开放的态度让各种研究范式和各种方法各行其是而“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够的，而是应当进一步推动不同方法乃至范式之间的结合甚至融合。只有朝这个目标努力，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才能具有更为深厚的正当性基础，否则就永远无法打破被称为“一个领域”的“魔咒”。我很欣慰地看到，作者在这本书中正是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一方面，以质性的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为方法的预研究同以量化的控制实验和数理统计分析为方法的主体研究很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实证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以整个实证研究体系为支撑，作者尝试将其与鲍德里亚、居伊·德波（Guy Debord）以及媒介环境学等经典文化研究理论相衔接。诚然，后者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加深入一些，但无论如何已经是对本人在篇首提出的关于对“真实”与“虚拟”的问题的一个带有创新意义的回应。

作为张放博士的导师，我目睹了这本书从最初提出设想到后来形成博士学位论文，再到后来修订成书的全过程。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述，本书的研究既堪称实证研究的一个范本，也是对传播学多范式融合的一个有益尝试，具有相当的学理价值。但我仍想指出的是，张放博士对于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严谨和扎实程度，也为本书增色不少。即便是在修订成书的过程中，由于时间上已距博士论文完成之时过去了数年之久，他依然坚持花工夫将文献回顾更新到书稿定稿的前一年，这种学术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写到此处，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是为序。

蒋晓丽
2016年10月 XBqC6MMpavwR2qdHVYeRlQDWTjdEdjnCtp8tHukuNU8gzqorPkHtsgnk5ojiVH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