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我一直想出版一套以政治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丛书，也一直为寻找一个合适的名称而苦思冥想。孔子尝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一套丛书而言，一个合适的名称可清楚昭示自身的宗旨与风格。

就其本意来讲，这套丛书以探讨“政治理论”为宗旨。在此，有必要先对“政治理论”做一番界定。政治理论在本质上乃是关于秩序的理论。人类为了过上某种形式的群体生活，必须构建秩序（order）。秩序之构建必然涉及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政治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第一，认同（identity）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广义的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形形色色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均试图对政治中的认同问题做出回答。按照韦伯的观点，人对权威的服从以对权威合法性的认可为基础，而不同的合法性模式显然与认同模式密切联系。第二，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问题。政治制度是群体赖以构建秩序的框架。政治制度可包含多重层面：一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光谱的核心内涵；二曰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形色色的政体学说均以此为探讨对象；三曰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诸如行政、立法与司法诸制度之关系以及各制度之内部结构与运作。第三，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以及实施程序等。用西方政治学的流行术语来表达的话，公共政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得到什么”。最近二十多年来英美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公共政策问题。譬如，罗尔斯《正义论》的主旨是探讨社会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批评者大多也是围绕正义问题展开讨论的。

对于这样一套以政治理论研究为宗旨的丛书，最简单而又贴切的名称应该是“政治理论”。事实上，西方不少此类学术书籍直接冠以“政治理论”的名称。然而，不幸的是，“政治理论”在中国具有太宽泛的含义，可能有太多的歧义和引起太多的误解。虑及此，我们只好放弃。

另一个可资选用的名称是“政治科学”。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用德文Wissenschaft的含义来理解，本丛书追求的目标与方法就是政治科学的目标与方法，即用现代学术方法探讨政治理论问题。然则，“政治科学”这一术语几乎从诞生时起就包含了太多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意涵。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所谓“科学”，往往和自然科学方法、经验调查甚至量化分析联系在一起。对于探讨政治秩序而言，这些方法固然重要，但它们无法涵盖关乎秩序的所有问题。

“政治哲学”或许是不少人中意的选择。最近，政治哲学俨然成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学问，而本丛书的宗旨也的确与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哲学颇为一致。尽管如此，我们仍对“政治哲学”这一名称心存疑虑。原因在于，“政治哲学”给人一种相当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感觉。“哲学”就其本意而言是一种“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指的是不接受任何现成的——传统的、流行的、大众的——关于事物的见解，对事物进行穷根究底的探索，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达致真理。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探索有关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质的“知识”代替关于政治事物本质的“意见”。政治哲学有一个隐含的预设：人们可以通过思辨，找出政治规范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抽象的，而且往往是超越时空的。

尽管本丛书的宗旨包含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探索，但我们不希望将政治理论限制在“哲学”的规范性探索之内，我们也怀疑是否可以找到超越时空的、抽象的规范性原则。我们以为，政治领域中的规范性问题虽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探讨，但探索者需时时谨防理性的傲慢，理解政治的历史性与现实性。这意味着，政治中的选择可能既受到历史的影响，又受到客观现实的制约。因此，思考政治中的规范性问题就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抽象的哲学思辨，而可能是既考虑历史与文化背景，又考虑现实可能性的综合平衡。

在思考过程中，我们邂逅了沃格林（Eric Voegelin）。为了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理解，沃格林曾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新政治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该书以“新政治科学”为名，其批判锋芒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治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模式。沃格林指出，19世纪以来，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科学专注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使研究的理论相关性从属于方法论，因而无法对“有关存在领域之本性的真理”进行探索，这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对科学的颠覆。不过，沃格林也不认为政治存在中的真理问题可以简单地用哲学方法来获得答案，尤其不能仅仅依靠阅读经典作家的伟大著作来获得答案。原因在于，人类存在具有“历史性”以及“具体情境中的独特性”。用沃格林的话来说，“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如果企望洞察原则的话，就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同理，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一种具体情境中的存在，因此政治理论也必须是一种现实的理论、一种经验的理论。

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概念引人入胜之处在于，第一，它坚持“政治”在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政治不是经济的附属，政治理论不是像罗尔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应用伦理学”。政治科学是一门具有“宏伟特性”的学问，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科学，以及关于普遍秩序原则的科学”。第二，沃格林复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政治理论的探讨必须综合经验的、历史的、哲学的乃至宗教的方法，以多重视角揭示关于人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秩序原则。对这些观点，我们激赏不已，并愿以此来为这一新生的政治理论读物命名。

用“新政治科学”作为丛书名，既可以解释我们的基本关怀，也可以展示我们在方法论上的志趣。论丛的主要目标是探讨政治理论，而探讨的方法则力求兼收并蓄，既包容哲学的亦即理性主义的方法，探求政治中的规范性问题，也包括历史的方法，关注思想史以及重要政治事件的政治史研究，力求把政治理论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去，揭示哲学方法无法看到的内涵。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对政治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当然，就我们的志趣来讲，我们尤其欢迎具有明显理论意涵的经验研究。

我们深信，以政治理论为研究对象、以兼容并包为方法志趣的“新政治科学论丛”，秉持纯正的宗旨与深切的公共关怀，必将对中国政治理论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坦承，对政治理论问题所做的上述判断以及由此确立的旨趣，并不是“新政治科学论丛”能够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因为它在根本上尚需仰赖海内外政治学界同道极具个性化的共同努力。基于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有志于提升中国政治理论研究水平的学术同人能够与我们一起将这一丛书越办越好。

李强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