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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1930—）在《人如何书写历史》一书中说：
一个事件只有在一个系列中才有意义，系列的数目是不确定的，它们并不按等级排列，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它们也并不向一个各种角度的实测平面图中聚合。大写的历史的观念是一个无法接近的极限，或者更多是一个超验的观念；人不可能书写这个历史……
韦纳所谓“大写的历史”，是指包罗万象、“全息摄影”般的历史，这样的“大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书写首先是史家对于事件的选择，并把这些事件编织在一个有意义的序列里。因此，即使同一主题，不同作者也会有自己的不同选择，这就是个性。本书的宗旨，就是选择历史上中国与西部世界交往和文化关系的相关史实，构成作者赋予的意义序列。
中国人关注异域事务，诸子的只言片语不说，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以来就形成了传统。嗣后官方出使和晋唐以降的西域游记，成为重要域外信息来源，历朝历代都在中央设立专门的搜集和处理外事信息的部门。文人的私家笔记则充满了传奇志怪的色彩，直至清季方才出现了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至于对于中外交往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则是梁启超鼓吹新史学（New history）之后的事情。“自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开始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沙畹《西突厥史料》、多桑《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以上书均由冯承钧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等；张星烺先生编注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翻译西文史料之外，广辑汉文文献，厥功至伟；向达于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中外交通小史》的通史类著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文革’开始前的1960年代中叶，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已经比较详细，有些部分还可以说非常仔细。……1980年代以来，也产生了一些通论或通史类的著作，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等。”（荣新江为本书所作序文）除此之外，还有向达、王重民、夏鼐、韩儒林、杨志玖等有关敦煌学、西域考古以及蒙古史、元朝史等领域所涉及的中西关系的研究；在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冶金机械等科技领域，有诸多学者关于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在宗教交流领域，则有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方豪等的论著以及英国人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和法国人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之类的研究；在文化领域，钱锺书早年在英国留学时的学位论文就是研究17世纪、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留学德国的陈铨、留学美国的范存忠、留学法国的阎宗临等也有类似的著述发表，由此而生发出海外汉学研究的新领域。以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大象出版社“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为代表，各地出版了许多相关专题的资料丛刊和翻译丛刊，推动了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西方多家图书馆将稀见书籍制作成缩微胶卷，将大量难以借阅的图书资料放到网上，提供线上阅读，增添了人们获取相关资料的便利，更使得在中西关系史领域开展“e-考据”也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学术界而论，有学者矢志于中西关系史某一领域，耕耘数十年，成就非凡。这些领域包括汉唐西域史地、边疆民族与考古史、中古粟特商业史、三夷教入华史、佛教文化艺术史、宋元海外贸易史、明清中外关系史、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明清科技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等等。总之，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中外前贤已经在中西文化关系史领域做出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同道先进自1980年代以来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厚重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吸收前沿研究成果，编写出一部新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于是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不能说黑人一个祖先，白人一个祖先，黄种人还有一个祖先。现代人类先祖在能人（Homo habilis）、匠人（Homo ergaster）阶段，是分三次（200—180万年前、84—42万年前、16—8万年前）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的。但是，世界各大陆各地区的早期人种，并没有在现代人从非洲走出来之前就泯然无存，也许他们之间演绎过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从而彼此混血，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阶段，由于生活环境与进化程度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类后裔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与当地原住民通婚融合的结果
，到距今2—3万年前的欧洲克罗马农人（Cro-Magnon）、北京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时代，欧亚各地人类已经从文化上逐渐分道扬镳了
。可以这样说，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他们的迁徙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最典型的就是印欧人（19世纪的文献一般称之为雅利安人）在发明和熟练使用“兵车”（驯服后的马拉着的轮式车）之后，从狩猎变成游牧，促成了他们长达一千几百年的大迁徙。这种迁徙的浪潮，从印度河流域波及不列颠岛，整个欧亚大陆西部乃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都因而进入使用铜器和铁器的文明时代，由此塑造了吠陀文明、波斯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意大利文明、古日耳曼文明和凯尔特文明。至于欧亚大陆东部，商周时期在中国西北游牧的斯基泰人，或者秦汉时期在河西走廊栖息的大月氏人，也是由印欧人组成的移民部落。
与此同时，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按照自己的独特轨迹在孕育成长。按理而论，今日960万平方千米（若加上海域，则远过此数）范围内，56个民族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史研究的范畴。虽然它并不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实际统治范围，但是要描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民族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既不可能，也未必有实际意义。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摒弃“大写的历史”的执念。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的“中”，总体而言，是以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的统治区域为主要范围。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围绕着地中海（北面是欧洲、南部是非洲、东部黎凡特地区则是西部亚洲，由这里经过兴都库什山无数宽敞的山口，就通向了印度河上的南亚平原）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文明交流平台，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的西部世界。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其载体正是中国和西部世界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化是地球村的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肇始于莽原时代的人类交往，其规模和形式颇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之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又受到政治权力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
从张骞到郑和，从陆路到海洋，是最典型的官方开拓活动。而张骞之前的玉石之路，郑和之后罔顾海禁闯南洋的商贾，则是民间贸易的突出表现。这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外交以及经贸往来，涉及制度、文化、物质以及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往事数千年，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视野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历史特点。
五帝三王时期，主要是商周之前，历史真相云山雾罩，是传说与考古时代。河南安阳的殷墟青铜器和车马坑、三星堆带有西亚特征的文物，都显示了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遗存。东周列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这几个在边地修筑长城的国家，扮演了中西接触的主角。秦穆公开拓西部边界，号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为汉武帝后来开通河西走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国越过长城，经由草原之路交通西域，成为西域奢侈品（《史记·赵世家》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的集散地。燕国面对的虽然主要是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但也通过草原之路，与西域互相影响。
秦汉时代对匈奴的战争与和平，谱写了中西交流的主旋律。张骞通西域最初正是为了响应对匈奴作战的需求。两汉时期的官方使节，包括地方政府派出的使节（如东汉甘英就是西域都护所派，）直接打通了中原内地与狭义西域（新疆）、广义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罗马帝国直接联系的通道，物质和文化的交流遂接踵而至。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陷入大分裂。大一统条件下与分裂格局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者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军事安全的环境不一样，朝廷组织大规模对外交往的能力和动力不一样。但是，社会个体却由于较少受到朝廷的限制而有可能做出独特的贡献。比如，此时期中央政权掌控能力的衰弱，却为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为“三夷教”络绎于途向东拓展，为粟特商人在东西方之间的长袖善舞，提供了外在环境。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的东来以及僧人法显的西行，都体现出这种外在因素的作用。近些年在中国内地各处发现的许多不同代际的粟特商旅后裔的墓葬，很好地诠释了汉唐间胡汉文化交流互动的生态系统。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代，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于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中，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中，出土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中，在在透露出“天可汗”秩序下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辽宋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的特征是长期的南北分裂：先是五代与南方诸国的分裂，进而是辽金与两宋的对峙，最终结束于元朝的短暂统一。北方胡族，从五代的沙陀，到辽宋金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长期的军事对抗和政治分离，中西文化交流较之于唐朝的热络局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隔。但是，这一时期有两个显著成就大放异彩：一是西辽在中亚地区的立国，扩大了中原文化在遥远的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致Cathay（契丹）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指称；二是宋朝的海外贸易急剧发展，使得汉唐时期发育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空前的扩展，形成了所谓“香瓷之路”的新繁荣、新格局。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发展，陶瓷制造以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技术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熟并且往西部世界传播的。对比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十字军东征（11世纪到13世纪，）宋代中原和沿海地区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尤其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帝国和统一华夏的元朝时期，四大汗国与中国内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这就为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成吉思汗的西征对西方造成的冲击，是空前的。四大汗国时期，中国与伊利汗国等伊斯兰国家的交流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而从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到马可·波罗，显示了中欧交往在这一时期的层层深入。元朝的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高水平的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尤其体现了中西文明交互影响的特质。
明朝初年，突厥后裔建立的帖木儿帝国（1370—1507）横行于中亚，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不断扩张，最终在1453年攻破君士坦丁堡，并将之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灭亡。在1517年攻克开罗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甚至多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国。奥斯曼帝国横亘于亚欧大陆之间，阻隔了东西方的陆上联络通道和传统的海上路线。而经过埃及和红海的商道以及由两河流域进入波斯湾的商路又为阿拉伯人以及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主的意大利城邦垄断。于是开辟一条新的航线便成为15世纪以来东西方直接交往的关键所在。
这一时期中西陆路交通退缩到了汉代的水平，而海洋上的中西交往却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相较于同时期葡萄牙王子堂·恩里克（英文名字亨利）的海洋探索来说，总觉得缺少了一点近代意味。15世纪末叶西方的大航海事业，就是从堂·恩里克王子的工作起步的，这就使得中西关系进入了前近代时期的新境界。
应该指出的是，中西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并不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关系史的总和，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他者对话的历史。本书上下两卷，从时段上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的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12世纪以前中西关系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13世纪、14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经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晚明前清时期，从1500年至1800年，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着大体互惠平等的格局。
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抑或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成为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效微茫。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上，由东而西和自西徂东，是双向交流互动的，尽管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千差万别。
瑞典学者安特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错误地认为，中国彩陶文化是自西徂东传播开来的。因为他最早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目前公认为公元前5000—前3000，）其后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文化（目前公认为公元前2000—前1900，）认为前者晚于后者，故而推论中国文化西来说。其后，中国考古学家夏鼐研究认为，仰韶文化远在齐家文化之前，打破了这一推论。如今的考古研究越来越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特征。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文化（前3300—前2300）列入世界文明遗产名录，更是在世界范围内以“官宣”的方式，认可中国文明史超越了5000年。
其实，丝路的开通和东西的交流，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和发展。文明的交流互鉴，早在张骞之前就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中国最早培植了小米和水稻，同时，西方培植的小麦则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很可能也影响到了殷商的马车及其式样。青铜技术来自西方，但是，青铜冶金经历河西走廊之后，一路东来，逐渐本土化、中原化。中国夏代就有青铜器，商周钟鼎彝器，相对于西亚的青铜工具，绝对是一种再创造。青铜文化最早可能是西方传到中国，但是，中国的青铜文化并非简单地照搬照抄，与西方的青铜往往作为工具不同，上古时代的中国青铜器，更多的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笔者今夏去河西走廊考察，在各大博物馆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而且也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同时，这里还是把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和物品向西传播的孔道。
同样，冶铁技术来自西方，可是，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炼钢冶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罗马世界的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中国）的钢铁雄冠其时。因此，人类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只是这种追求，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从来就不只是在纯粹经济意义上开展的。
就中国历代王朝的情况而言，政治外交需要是派出大规模使节的首要出发点。无论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时期张骞的那次西域探险，还是东汉和帝时期（约公元97年前后）由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显然都是政治外交使命。海上的交通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时期小规模的杨良瑶海路西行（785，）还是明成祖朱棣时期郑和的七下西洋（首航于1405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目的。
这种现象究其原因，首先是与上述时期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寻求与大月氏人结盟；杨良瑶出使大食，也是迫于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压力；其次，也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相关。张骞的那次旅行之后，带回了对于西域地区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的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这时候互通有无的经贸物质交流，就显得重要起来。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于政治外交目的之外，获取海外资讯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丰富的海外信息。
与此同时，由于郑和的活动而带来的物料和工艺、技术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苏麻离青（或称“苏勃泥青”）作为陶瓷原料的进口，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景泰蓝的工艺发展甚至也不能排除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内地经济本身的巨大实力，是促进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主要动力。就总体情况而言，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受制于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对于中国内地的影响毕竟有限。汉唐时代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胡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和两宋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不管哪一种情况，双方政治博弈的结果，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中原与胡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之为朝贡，相反则称之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于回纥是经济利益，于唐朝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海、疆地区百姓的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则不算太大。
因此，中国方面巨大的经济能量是其在中西交往中的显著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茶叶的原料虽然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代的出口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入了精美瓷器，明清时期进而加之茶叶贸易。各领风骚数百年，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到丝路贸易中来。
毫无疑问，对于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朝廷即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动机、民间的积极性，都是有很大差别的。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政治与安全原因是第一位的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
丝路繁荣的制度基础是政治互信和军事安全。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治关系的稳定与互信，边境地区军事安全与保障，是丝绸之路能否畅达的前提条件。
汉武帝之后，汉朝对于西域的经营不遗余力，河西四郡的设置，提升了汉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汉宣帝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郡级单位，）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其后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附并和亲，“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河西四郡建立后，汉代采取移民实边之策，蚕桑业就在河西走廊发展起来，居延汉简里出现过众多“桑”“帛”的文字，汉酒泉郡禄福县出产的丝绸，被称为“禄帛”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的蚕桑业迅速走向衰落，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代对于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四年（630）西北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参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是为了加强和便利与唐朝的交通往来。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进一步在周边和域外地区推行了“羁縻府州”新体制。唐朝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设立，安西四镇对于丝路通道的保障功能，羁縻府州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广义西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羁縻州和都督府。所谓“羁縻”，即维系政治联系之意，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蕃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由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职衔也与其首领职位一样世袭罔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另一方面又被授予都督或刺史等国家官职，从而使唐朝与周边部族建立起更为稳定的宗主从属关系。这种统领关系还体现在唐朝边州军政长官兼“押蕃落使”，负责监督和掌管外蕃事务的制度设计中，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
。
这些羁縻府州，以今日情况而论，有两种情况：一种大体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另一种远离中土，比如中亚地区、西亚地区的一些都督府、羁縻州，大体在今日之外国地区。与羁縻府州相辅而行的是册封制度。羁縻府州的首领在被封为刺史、都督的同时，还对内称王，这个王在名义上是被唐朝册封的。这种册封，是一种政治主导地位的宣示。借助于军事、经济和文化更先进的唐朝的权威，域外政权也获得实利，即对内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则可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可以得到朝贡贸易的好处。
安全与互信也取决于朝廷对国家安全的评估，这在明代嘉靖时期最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统治45年，崇道炼丹，在北方拒绝边境互市，在南方严格施行海禁，原因是对于边境安全存在严重的误判。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在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的守护下，北方有“隆庆和议”，俺答汗以顺义王名义归附；南方有漳州月港的开海，使海盗变成了海商。事实证明，只有在军事安全前提之下，丝绸之路才会物畅其流地发展与繁荣，中西关系也就平稳发展。
物质文化的交流之外，精神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概括地说，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汉唐时代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近代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
中古时期佛教的入华是亚洲两个伟大文明交流的华章。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地区，新疆地区的考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但是，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中之彰彰著名者；后来也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中之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等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宋代开始，印度的佛教已经衰退，中国禅宗则以独行其道的方式广为传播，程朱陆王理学思想更是因为吸收了佛教的精华而得以充沛博大。
唐代“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入华，也成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景观。曾掀起滔天巨浪的安禄山就是一名祆教徒，其军队中信奉祆教者不在少数。唐代摩尼教后来影响到宋代的方腊起兵、元末的白莲教（有时又称明教）活动，甚至号为吴王的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国号，也能找到其中的影子。至于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温，作为早期的基督宗教，也入乡随俗表现出中国化的特征。
16—18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官居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天主教名保禄）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中文。其后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中国古老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在明朝钦天监任职的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将当年配合徐光启、李天经编纂的《崇祯历法》献给入主北京的清朝皇帝，受到重用。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络绎入华，康熙甚至给路易十四写信，希望能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学知识。康熙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学习天文仪器制作，学习对数函数、几何代数等知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了一份康熙的学习草稿，装在标有“圣祖算草”字样的封套内
。他还成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专门给皇家子弟教授科学知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教皇派使节不断干涉中国信教者对于自身文化习惯的坚持，抛弃了利玛窦当年的适应性政策，所谓“礼仪之争”，葬送了这场中西交流的热络局面。当然，也由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不能睁眼看世界工业革命的大变局，从而失去了东西交往的宝贵机遇。但是，总体而言，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传播，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时，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重大分歧，主要是佛教违背孝道和构成儒家礼仪之外的政治秩序。“格义”佛学就是早期佛教为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与儒家伦理在学术层面主动融合。从慧远到慧能，佛教逐渐获得官方承认，其简化教义、积极世俗化（比如“二十四孝”就是佛教人士编纂出来的宣传册）等一系列措施，获得了中国社会的接纳，进而又发展成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由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利玛窦就是主要代表，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需要，而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则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结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始终遭遇强大阻碍，在中国也终究未能产生一种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中国个别地区，基督教其实依然未能保持自己在欧洲的纯粹形态，它以一种与儒家文化的基层相妥协调和，甚至与某些民间信仰相妥协的形态存在，仍然成为混合式信仰。1960年代罗马教会“梵二会议”（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则从法律上认可了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传播时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实则表明天主教会终于承认以文化涵化方式进行信仰移植更加实际和有效，开始接受文化误读的现实性。
反过来，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发生过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既不系统，又充满因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而导致的歪曲之处，而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在利用这些知识时又完全着眼于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这样看起来表面上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然而这种误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把中国文化诠释成证明自身理想的根据。更令人感受到文化误读不可思议之效果的是，在对中国文化的歪曲、猜测、幻想之上竟然诞生了一些对中国接近真实的认识，继而促成汉学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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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种不曾如印度那样完全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向了近代；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至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张国刚 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2019年9月初稿、10月国庆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