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卜松山

中华与西方之间的交流史源远流长，而不是自鸦片战争才拉开序幕，溯其源头，则比被西方视作中西交流之发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行更为悠远。

经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率先发轫于中华大地：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受命出使西域，十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方才回归故土。张骞向皇帝禀明，在西方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值得汉朝与之交往。而他于公元前119年的第二次出使则大获成功，促成了波斯与汉朝之间的商贸联系。不止于此，东汉将军班超于公元97年到达里海，与帕提亚王国产生了正面的军事交锋。班超甚至曾向罗马遣使，遗憾的是未能如愿。此后，法显、玄奘以及郑和等人纷纷西行。书写这一历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它要求对史实的全面掌握，而且是对中、欧两种文明史的贯通。所幸，声名卓著的中国史学家、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潜心著述，力求在两卷本的巨著当中钩沉这段共同的历史。

张国刚教授起初是以唐史专家而闻名。然而，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他也致力于中华与欧洲之间的交流史。他在中西交流领域已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述，包括《中西文明的碰撞》（1996）、《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001)、《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中西文化关系史》(2006)、《中西交流史话》(2012)、《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2013）等。有鉴于此，读者可以将面前的这部著作视为一位学者长期研究的结晶，它涵盖了中华与位于其西面所有地区所产生的交流活动的各个领域。

该书上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华夏的传说，虽然双方在当时并无直接联系。除了“丝绸之路”——当时尚无此名——上的商贸以外，令人瞩目的文化与宗教交流也游走于中西之间。其中不仅有佛教、伊斯兰教，还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犹太教等。所有这些内容在上卷“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中都有所涉猎。下卷“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年—1800年”）的重点人物是来华的欧洲人：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直至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耶稣会的传教史则是中西交流当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章。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始于利玛窦，一度前途光明；却止于礼仪之争，令人扼腕。在下卷当中，张国刚教授详述了这次错失的良机。本书的下卷截至英格兰使者马戛尔尼进宫谒见乾隆皇帝。此后的历史——两种文化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所产生的冲突——则是两者关系当中完全不同以往且极其阴暗的一幕。或许，会有内容与之相关的著作同样出自张国刚教授笔下。

张国刚教授之所以成为中西交流史的专家也许是得益于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在德国任教多年。具体而言，他大致于1991—1994年、1996—1998年在我所任职的特里尔大学（特里尔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担任客座教授；此前，则是作为洪堡学者（Humboldt-Stipendiat）在汉堡大学等机构工作。在特里尔大学，他作为教师非常成功，深受学生爱戴。我们曾经共同开设研讨班，还一起邀请过多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从中国来特里尔访问。这是一段充满活力的交流时期，我本人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在此，我心怀感激地回顾这段共同的岁月。

如今，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张国刚教授将他广博的研究与教学成果汇总在这部巨著当中。以他的学术成就，获得“长江学者”之荣誉乃实至名归。他作为学者与教师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成就，令人想起孔子曾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此，我祝愿张国刚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其杰作获得读者的青睐。

2019年7月23日，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