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与印度的往来

“India”一词在古代西方所指的地理范围比较复杂，经常就是东方的代称，不过在古代中国，印度可以认为是指今天的整个印度次大陆，实际称呼为身毒、天竺、贤豆等。印度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佛教诞生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也堪称奇迹，汉唐中国与南亚的往来主要就是与印度的往来。

1．两汉时期与印度的往来

两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往来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特点是开辟通道，初步接触，为魏晋以后以佛教东传为代表的中印文化交流高潮创造条件。文献记载两汉时期中印之间已经出现了三条道路：西域道、滇缅道和南海道。

官方正式开通中印西域道当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但作为一条交通道路，它应该早已存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前往身毒，身毒遣使节随汉使至长安，两国遂开始正式往来。此后两汉政府对西域的经营保障西域道在这一阶段基本能够畅通无阻，成为中印交通的主要通道。滇缅道——即由四川通过云南前往印度的道路——在张骞之前已出现，并且是一条民间交往通道。《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传》及两书之《西南夷》传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见到自身毒运来的蜀布和邛竹杖，并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从这里可“得蜀贾人市”，以及“邛（邛县，在四川境内）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张骞所获信息说明在西汉之前印度就已知道中国。此后汉武帝派人欲开通此道，却因当地人的阻挠而最终作罢。官方开拓虽然失败，这条道路却应当是以民间贸易通道的形式实际存在着。南海道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述从广东沿海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黄支、皮宗、已程不国等地的海路 ，黄支国正位于今印度南部东海岸。

西汉时期的中文史籍多称印度为“身毒”。《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西汉政府“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如此庞大的使团规模和频繁的出使活动，其中必然有派往身毒者。《西京杂记》卷二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 东汉时期的中文史籍则称印度为“天竺”，《后汉书·西域传》载汉明帝因夜梦金人而“遣使天竺问佛道法” ，拉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幕。和帝时期亦有天竺数次遣使的记载，遂因西域反叛道路阻梗而绝。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桓帝延熹初年，又有天竺自日南徼外来献的记载。这说明印度与东汉王朝一直努力保持联系，并且在陆路以外，双方还有海路交通。《后汉书·西域传》对印度的地理位置、气候、宗教、习俗、政治变迁等都有详细准确的描述，亦可证明双方来往颇密。

两汉时期的中文史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位于印度地区的小国之名，如印度西北部的罽宾、乌弋山离（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印度南部之黄支国，可见它们同两汉政府也都保持一定的联系。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印度的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大规模东传，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达于鼎盛，中国各王朝与印度诸国间的官方往来也全面展开，彼此间的了解逐步加深。

随着贵霜王朝衰落，印度恒河中游南岸摩揭陀国（Magadha）的一个小国君旃陀罗笈多一世（Candragupta I）势力逐渐强大，建立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约320—540，）至超日王（Vikramaditya，旃陀罗笈多二世，380—413年在位）时代，占领北印度、中印度及部分西印度地区，领土从孟加拉湾扩展到阿拉伯海，都于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成为印度大国。笈多王朝是中世纪统一印度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崛起于贵霜废墟，奠基于275年，正式立朝于4世纪初，统治印度北部和西部约120年，创立中世纪印度的黄金时代。5世纪中叶塞建陀·笈多在位期间（455—467，）嚈哒人首次南侵笈多印度，虽然塞建陀·笈多击退敌人保卫印度免于灭亡，但中央政权自此日渐削弱，各地封臣叛离中央，国家陷于分裂。嚈哒王托拉马纳和米西拉库拉卷土重来，吞并笈多王朝大部分领土，严重破坏北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公元480年笈多王朝即告瓦解，北印度又恢复为许多封建小国林立的局面。

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盛行，印度教兴起。笈多诸王虽都信奉印度教，但为缓和民族及教派之间的矛盾，放任各派宗教自由发展。大乘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成为印度中世纪前期的宗教和学术文化中心。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建筑、天文、医药、数学、冶金等多种知识领域在笈多王朝时期都有突出发展。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剧本和较早的《往世书》是该时期文学和历史学的代表性成就，阿旃陀石窟壁画则是这个时期艺术成就的体现。

笈多王朝自超日王起就与中国各王朝建立友好往来关系，《晋书·苻坚记》载前秦建元十七年（381）苻坚平定北方以后，天竺遣使至前秦都城长安并馈火浣布，遣使者当为超日王 。东晋僧人法显逗留印度时，正是笈多王朝的全盛时期，他在游记中描绘摩竭提国（即摩揭陀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俸禄。……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褥、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 法显这段记载反映他亲眼所见的笈多盛况，至今仍是研究印度历史的珍贵资料。有些印度僧人也在超日王时期来到中国，比如中天竺的求那跋陀罗，于468年在建康去世。

笈多王朝时代以及笈多王朝瓦解之后，印度境内还有诸多小国与中国各王朝特别是北魏保持密切联系，其中又以罽宾、南天竺、乌苌（Uddiyana）三国最著。按《魏书》各本纪，北魏正平元年（451）到正光二年（521）的七十年间，罽宾共遣使六次，南天竺遣使五次，乌苌亦遣使六次。罽宾处于今克什米尔地区，两汉时期已同中原有交往。乌苌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河流域。东晋僧人法显前往印度时曾路出乌苌，北魏取经僧人宋云也曾于神龟二年（519）到达此地，并受到乌苌国王隆重接待。南天竺位于印度南部。古代南印度（前200—750）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几个藩属，每个藩属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行政系统和收税机关。因此，每个国家、每个藩属都不断为扩大财源而发动战争。南印度社会发展较晚，国家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陆续形成。通常把古代南印度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为公元前200—公元300年，第二时期为300—750年。由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第二时期的国家比第一时期增多，但商业城市和货币经济却越发衰败。南天竺是诸多小国中较突出的一个。

印度其他区域各国如西天竺、车多罗、舍卫、婆罗奈、乾达、阿悦陀、伽使密、舍摩等，也都同北魏有密切联系，虽然其中一些国名现在还不能确考其位置，但学术界公认它们都在古代印度范围之内。同一时期，印度诸国同南朝也有联系，《宋书·夷蛮传》记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国）国王月爱于元嘉五年（428）遣使奉表并献宝物，还表达了长期往来的愿望，后又于泰始二年（466）遣使来朝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天竺国传”则记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中天竺国遣使梁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 ，同样希望两国长相往来。南北朝时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盛期，这将在后文介绍。

3．唐朝与印度的往来

在唐朝时，中印之间除了双方的佛教僧侣继续西去东来，彼此的商业往来也日趋频繁，而且唐朝强大的政治影响也波及印度，中印交往迎来空前的高潮。

笈多王朝在5世纪末便已瓦解，北印度的分裂局面持续到7世纪初，这时羯若鞠阇国（Kanyakubja）在戒日王（Siladitya，又称为尸罗逸多）统治下（606—647）达于鼎盛，北印度由此迎来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王朝——曷利沙王朝（Har-sha Dynasty，）由于其为戒日王所创，又称戒日王朝。曷利沙王朝全盛时期不但拥有恒河流域的全部，还东达恒河入海口，西达苏特里杰河（Sutlej，）南达纳巴达河（Narbada，）北抵喜马拉雅山脉。不仅如此，五天竺中的许多国家亦成为其藩属。戒日王还试图征服南印度，但在620—634年南征德干失败后，便放弃此种企图。戒日王的都城曲女城（Kanyakubja，今卡瑙季）西临恒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中盛誉其“城隍坚峻，台阁相望。花林池沼，光鲜澄镜。异方奇货，多聚于此。居人丰乐，家室富饶。花果具繁，稼穑时播。气序和洽，风俗淳质。容貌妍雅，服饰鲜绮” 。

戒日王是古代印度最后一位著名皇帝，以“文治、仁政”闻名于世，但刑法比笈多王朝严酷。他经常巡视全国各地，意在对地方封建势力进行笼络和绥靖。他重视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并倾向于大乘佛教，但由于当时占优势的是印度教，佛教已开始衰落，所以他的宗教政策是佛教与印度教兼容并包。在位四十余年中，戒日王在钵罗耶迦举行过六次五年一度的佛教“无遮大会”，玄奘在印度的活动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然而戒日王朝运祚短促。647年，戒日王逝世，国中大乱，宰相阿罗那顺（Arunasva）篡位，戒日王朝即告瓦解，北印度再度分裂。

玄奘到达印度见到戒日王时，向他介绍了唐朝以及太宗李世民的一些情况。于是戒日王在贞观十五年（641）遣使长安，受到唐朝政府盛情款待，唐太宗亲降玺书慰问，并派云骑尉梁怀敬持节慰抚。戒日王也再次遣使回访，从此双方使节往来不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此后不久王玄策的三次访印。据《旧唐书·天竺国传》记载，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在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派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率领一个二十二人组成的使团经吐蕃、尼婆罗进入印度。到达羯若鞠阇国都城曲女城后，受到戒日王热情欢迎。随后，李义表、王玄策等作为戒日王的贵宾赴印度各地游览，巡礼佛教圣迹，两年以后才回到长安。王玄策在贞观二十一年（647）以正使的身份率三十人的使团二度出使，蒋师仁为副使。到达印度时，适逢戒日王甫逝，国内大乱，羯若鞠阇国大臣阿罗那顺篡位，不仅拒绝王玄策入境，还劫掠使团财物，囚禁使团全体成员。王玄策寻机逃出，连夜奔去吐蕃，借来吐蕃和尼婆罗军队，并在印度其他小国相助下，重返曲女城。经过三天激战后，生擒阿罗那顺并将之押解长安。太宗去世归葬昭陵后，玄阙所列石像之一就是阿罗那顺。高宗显庆三年（658，）王玄策奉命护送佛袈裟到印度，开始其三度访印之旅。此次出使前后四年，直到龙朔元年（661）才返回长安，其间王玄策游历印度各地，遍览佛教圣迹。回国途经迦毕试国（即前文的漕矩咤）时，据说还从该国王寺中取了一片佛顶骨 ，《法苑珠林》卷二九记做“广二寸余，色黄白”，被携回长安在宫中供养 。

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不仅是对唐朝与曷利沙王朝政治交往的直接促进，也推动了唐朝与印度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史载乾封二年（667）和天授二年（691，）五天竺王皆遣使来长安“朝献”；中宗、睿宗两代时，五天竺又同来“献方物”。至于各国分别遣使“朝献”，更是史不绝书。王玄策出使印度还促进了中印的文化交流。比如第一次出使归国时，随从宋法智等图写菩提瑞像带回长安，竟成为道俗竞模的标本 。第三次回国后，又根据印度摩诃菩提寺弥勒图像在长安敬爱寺由工匠张寿、宋朝塑像，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这无疑推进了印度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在中国传播。同时，中国的道教思想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印度。

唐朝与印度诸国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面对大食东侵时基于共同立场的相互合作。随着大食对中亚粟特地区发动进攻，高宗龙朔元年（661）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以作安西都护府的外围，其中包括在罽宾设立的修鲜都督府。印度河下游的信德（Sind）在711—712年被大食的伊拉克总督哈加吉派兵征服，此地更成为大食向印度内地渗透的基地。同一时期，大食对中亚的侵蚀也已到了让唐朝政府不能坐视不管的地步。这一背景促成中印双方在抗击大食的共同目标下加强联系。例如玄宗开元八年（720，）当大食与吐蕃联军进一步东侵时，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曾组织自己的战象及兵马助唐兵征伐大食和吐蕃，并以唐朝习惯请为其军队命名，玄宗表示嘉许，赐其军为“怀德军”。同年十一月，玄宗又遣使正式册封其为南天竺国国王。此外，开元年间，乌苌国与俱位国（Khowar，今巴基斯坦北境之马斯图吉）二王不肯臣服大食，多次拒绝大食引诱，唐玄宗即“命使者册为王” 。天宝四年（745，）唐王朝再次册封罽宾及乌苌国王。但唐朝对印度诸国的册封显然同对待波斯、粟特的政策一样，都仅仅是建立象征性的政治联盟，并无实际作用。与印度曾出兵助唐相比，唐朝却从未真正赴印度诸国之急。随后唐朝势力因怛逻斯惨败和安史之乱而退出中亚，印度与唐朝的联系也告终止。 P01xwuhADYdNx12kxnA9GwEwftdx1Aubr4Atrj3hgVaJVP0n0qBFd+omR9klpg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