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与西亚的往来

“西亚”所指的地理范围非常广阔，今日之阿富汗以西直至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都属于西亚，又以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中心。汉唐中国与西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与该地区先后出现的三个大国安息、萨珊波斯和阿拉伯的往来上。

1．两汉与安息

安息建于公元前248年，为里海东南的帕提亚人（Parthians）反抗希腊人之塞琉古帝国（Seleucus）统治的结果。“安息”之名来自其立国首领阿尔萨息（Arsace）之名的音译，西方文献则多称其为帕提亚（Parthia。）安息建国之后便积极扩张，密斯立但特一世（Mithridates I of Parthiu，前171—前138）统治时期达到鼎盛，领土西起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相对，东达中亚阿姆河，与康居、贵霜为邻，北至里海，南抵波斯湾，成为当时西亚大国。公元226年，安息为萨珊波斯取代。安息存在的时期大致与中国秦、汉相当，自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沟通两国后，两汉与安息始终保持稳定关系，这对东西贸易的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安息实际是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相联系的最主要媒介。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已听说大月氏以西有一个安息大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且国人善于经商。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便派副使前往安息，当时的安息王密斯立但特二世（前124—前87）特遣使率兵迎候汉使，并在汉使返国时遣使同往，向武帝进献大鸟（鸵鸟）卵和得自罗马的眩人（魔术师。）这标志着安息和中国正式建立联系，此后双方使节和商贾往来不绝。东汉时，安息也数度遣使聘问，如章帝章和元年（87）安息王帕科罗斯二世遣使来汉并赠狮子、符拔（独角兽，）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遣使并赠送狮子及称为安息雀的鸵鸟。另一方面，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97）出使大秦时，抵达安息西界。著名佛教僧侣安世高据传为安息王子，公元148年来中国后译出佛经三十九部，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巨大贡献。

安息国境为东西陆上商路必经之地，安息所控之波斯湾又是与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印度进行海上贸易的枢纽，且当地居民自古善贾，因此安息在很长时间内独揽中西方居间贸易。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无论走陆路还是海路，都完全控制在安息商贾手中。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而准备渡海前往罗马帝国时，安息因不愿丧失对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而有意阻挠汉朝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于是对甘英夸大海上航行的危险，甘英听信传言而致使命功亏一篑 。不过，安息终究是东西方经济往来的重要掮客，中国丝绸最早就是通过安息传入罗马帝国，两汉时期的安息更是中国丝绸远销地中海周边各地的主要媒介。此外，产自中国、中亚和印度的铁器、象牙、宝石及香料等都通过安息商人输入罗马，罗马之青铜器、玻璃器及金银器等也多通过安息商贾而传播至东方。

2．南北朝隋唐与萨珊波斯

公元224年，安息西南部法尔斯省（Ostān-e Fārs）的萨珊族首领阿尔达希尔（Ardashir I，224—240年在位）举兵推翻安息王朝，226年在泰西封（Ctesi-phon，今伊拉克境内）加冕，自称“诸王之王”，史称阿尔达希尔一世。标志着伊朗历史上萨珊王朝时代的开始。萨珊家族的始祖萨珊（Sasan）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3世纪初其子帕佩克已在法尔斯自立为王，阿尔达希尔则是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迅速占领原帕提亚帝国的广大地区，又北征亚美尼亚，粉碎帕提亚遗族与大月氏人的联合，巩固了帝国边境，并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加强精神统治。此后的萨珊君主无不积极扩张。在东方，先后占领花剌子模（Khârezm，位于今咸海东南）、大夏、印度西北等地，并击败贵霜王朝。贵霜灭亡后，波斯又同嚈哒争战，并与新兴的突厥联手在公元558年打败嚈哒，双方以阿姆河为界瓜分了嚈哒领土。在西方，波斯为争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而同罗马帝国长期战斗，并将领土扩展至两河流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同东罗马继续争战不休。公元7世纪初大食兴起后，萨珊波斯日渐衰落，波斯末代君主雅茲底格德三世（Yazdegerd III，632—651年在位，中文史书称伊嗣俟）于633年即位时，国势已因长期对外战争和帝国的内讧而大大削弱，而这时却遭遇阿拉伯势力的崛起。638—651年，萨珊与大食的几次关键战争相继失败，王室零落，萨珊王朝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萨珊波斯存在的四百多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朝和唐前期，它作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始终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萨珊文化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珊银币在中原也有一定范围的流通，发挥了一定的宗教功能。

据《魏书》各帝纪，北魏时期自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到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的六十七年间，波斯遣使北魏达十次之多。献文帝（466—470）时期，北魏也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并携波斯来使和驯象等礼物以归 。北魏分裂后，波斯于西魏废帝（551—553）时期再次遣使。在与北朝密切往来的同时，波斯也曾遣使南梁，时在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并赠送佛牙 。此时正当波斯王卡瓦德一世（Kawād I，488—531）与嚈哒激烈斗争之时，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时期波斯与中国南北王朝的频繁联系当与波斯与嚈哒的中亚争夺战有密切关系。入隋以后，炀帝曾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归来时波斯国王也遣专使随李昱回访隋朝。大概因此一节，《隋书·西域传》还确切记载了当时波斯王“字库萨和” ，“库萨和”显然就是当时波斯君主库斯老二世（Khosrow II，590—628）名字的转音。

唐初平灭西突厥汗国，使波斯与中国之间的交通障碍完全解除，创造了双方得以密切往来的客观条件。而7世纪阿拉伯人在东向扩张中对波斯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使萨珊王朝岌岌可危，成为萨珊王朝积极寻求中国支持的内在动因。637年，萨珊都城泰西封便沦陷于阿拉伯人之手，642年的奈哈万德之役则昭示萨珊帝国大势已去。伊嗣俟于贞观十三年（639）和二十一年（647）分别遣使中国，以求联合唐朝对抗大食。但唐朝婉拒伊嗣俟之请，理由是与波斯远隔万水千山，又不愿撄大食初兴锋锐。651年，伊嗣俟奔呼罗珊和突厥斯坦（Turkestan） ，欲请求援助，但在木鹿被一个磨坊主所杀。原因是，当一位突厥首领响应伊嗣俟的求援信率军来援时，受到无礼待遇而心生不满，便与木鹿太守合谋，消灭国王的随从。伊嗣俟只身逃到一个磨坊躲避，却被磨坊主杀害以邀功。此时，萨珊领土只剩下东北部的呼罗珊，在王子卑路斯（Peroz III）领导下继续抗击阿拉伯人。654年，卑路斯向长安遣使告急，唐高宗仍因路途遥远而再次拒绝给予军事援助。唐朝拒绝援助波斯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无暇西顾，自永徽元年（650）至显庆二年（657，）为平定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反叛，唐朝大军四次西征与阿史那贺鲁鏖战。

直到657年平定阿史那贺鲁，而粟特地区也开始受到大食的威胁，唐朝的态度方才转变。657—658年，唐朝在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显庆三年（658，）在河中地区设立一系列羁縻府州，据《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所载，显庆四年（659）九月，设于中亚的州、县、府达一百二十七个 。龙朔元年（661，）唐朝又在中亚设立十六都督府，并于中专立波斯都督府，以卑路斯为都督，府治疾陵城（Zaranj，位于呼罗珊的塞斯坦，今伊朗俾路支—锡斯坦省东北隅哈门湖附近，）次年又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这些举动无疑是唐朝政府在共同利益驱使之下对支持波斯反对阿拉伯入侵所表示的声援，然而名义大于实际，但这已经在当地伊朗族裔中燃起希望之火。另一方面，当时大食虽然灭了波斯，但对呼罗珊的控制并不稳固，652—653年呼罗珊总督阿米尔带着大批军队返回伊拉克的巴士拉，留驻呼罗珊的少数大食驻军不足以发动对中亚西部的进一步扩张。尤其是656—657年大食国内又爆发阿里和穆阿威叶争夺哈里发地位的战争，此后直到661年白衣大食建立，大食人都忙于内战而无暇顾及中亚西部，就是在这几年，卑路斯在呼罗珊和吐火罗的复兴事业颇有进展。然而，661（或662）年，大食内战结束，穆阿威叶被公认为白衣大食首位哈里发，形势骤变。穆阿威叶重新任命阿米尔为巴士拉总督，阿米尔则命萨姆拉（Samura）为东征军司令，率领大军出征疾陵城所在的塞斯坦地区。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卑路斯求援于唐，而唐设波斯都督府并立波斯王。但是，唐朝并未派出多少军力支援卑路斯，故而疾陵城大约在663年重新落入大食人之手。于是，一项两百万迪尔汗（dirhems）和两千个奴隶的贡赋被派加给这座城市。同一时期，大食人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即漕矩咤（Zābulistān，Zabul，南北朝文献称谢 ，汉代罽宾的一部分，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方向，经过数月围攻，都城迦布罗城（Kābul，今喀布尔）沦陷。萨姆拉的战功促使穆阿威叶将塞斯坦设为一个由萨姆拉当总督的独立省份，此地开始被大食人牢牢控制。

疾陵城重新落入大食人手中后，卑路斯可能流亡吐火罗。673（或674）年，卑路斯携子泥涅师（Narses，Naes）入朝大唐，唐朝授其右武卫将军。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载，醴泉坊有旧波斯胡寺，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 。由此可以推测，随卑路斯流亡长安的当有相当一批萨珊波斯遗族，所以为他们设立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此后不久卑路斯客死长安，泥涅师继承父志，希望能召集旧部，恢复故土。此次，唐朝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而积极支持。高宗于调露元年（679）封泥涅师为波斯王，并以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王方翼为波斯军副使，护送泥涅师回国（回呼罗珊，）以公开支持波斯来反对阿拉伯在中亚和西亚的统治。裴行俭护送泥涅师至碎叶后，因已擒获侵逼安西的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于碎叶城勒石纪功以还，但另行派人护送泥涅师至塞斯坦。尼涅师的回国之途十分坎坷，680年，他仍在被护送途中，而最终他只能抵达吐火罗，并在吐火罗进行了二十多年极为悲壮的复国运动，但终因大势已去而难以成事。泥涅师不得已于景龙二年（708）三月再次回到长安，唐朝又授之以左威卫将军，不久也客死长安。

另一方面，萨珊王朝虽在公元651年即亡于大食，以卑路斯为首的波斯王族先后投奔长安，但波斯境内仍有不少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的波斯部族，特别是里海南岸属于萨珊王室支系的陀拔斯单（Tabaristan。）这些波斯首领仍不辍来华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至九七二《外臣部》记载了开元五年（717）到大历六年（771）的二十个波斯使团，或以波斯国名义，或以波斯王子身份，或以波斯首领头衔。唐政府自然知道波斯已亡，但对来使依然以国使相待，授官职，留宿卫，天宝三年和六年更封陀拔斯单国王阿鲁施多为恭化王、忽鲁汗为归信王。这些措施自然也是唐政府对波斯人继续反抗大食统治的赞许和声援之举。不过这些波斯使团来访的政治意义已大大减弱，多以商业活动为主，使团中不乏假借政府名义的民间商人。另一方面，唐代文献中仍习惯将大食统治下的波斯故地称为“波斯国”，如敦煌文献P.3532号文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食国” 。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陆路断绝，大食在波斯地区的统治也已稳固，这些残余的波斯势力逐渐瓦解，再不见与唐朝遣使往来。

3．唐朝与大食以及杨良瑶的出使

阿拉伯半岛地区在唐代称为大食，是Tajik的音译。阿拉伯半岛在7世纪30年代统一于伊斯兰教旗帜下，并开始向外大肆扩张，相继征服西亚、北非，建起一个地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与唐朝并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唐代与大食的关系是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两国关系在怛逻斯战役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怛逻斯战役前，唐朝与大食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争夺中亚。然而前面所述唐朝与中亚诸国和波斯的关系已经表明，唐朝对这场争夺战的态度总体上很消极，对萨珊波斯的实质性支持发生在波斯亡国以后，对昭武诸国的实质性支持出现在大食势力迫近安西、北庭之时，无论民心还是天时地利，都早已失去了争夺先机。而大食不仅攻打波斯、中亚绝不留情，外交上亦不松懈，一旦得知波斯君主伊嗣俟向唐朝求援，便于永徽二年（651）主动遣使入唐，唯恐唐朝支援波斯。唐朝拒绝出兵波斯，遂了大食心愿，大食放手向中亚推进。同时大食并不怠于同中国继续保持联系，公元651年到747年（天宝六年）怛逻斯战役之前的近一个世纪中，见诸中文史籍的大食通使唐朝就有二十二次之多。这么多次遣使当然不会不涉及商业利益，但更有可能的是为大食的东扩进行外交铺路，至少要藉此探明唐朝对大食东扩的态度。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无法得知唐朝迟迟不肯支援中亚各国是否与大食的频繁遣使有关，但我们却明显能感到唐朝政府对援助中亚的消极态度，就算有阿史那贺鲁之乱，将作为唐朝边境的中亚的安危仅视为肘腋之患也显得对形势估计不足。永徽五年（654）大食军队开始进攻康国、米国之时，唐朝或许真的感到了利益受威胁，但一直到平定阿史那贺鲁之后，都始终只以设立都督府、册封藩王这些不痛不痒的方式协助中亚诸国抵御大食势力的扩张。唐朝这种外交政策无异于养虎为患，大食的势力终于扩张到令唐朝不得不承认肘腋之痛也非小节，最终躲不过与大食兵戎相见，双方在中亚争夺上的矛盾于公元751年以石国问题为导火线而全面爆发，进而导致唐王朝与大食帝国在怛逻斯直接对抗。怛逻斯之战的失败和此后不久的安史之乱，迫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无力经营西域，大食在中亚的势力则日趋巩固。在此背景下，大食与唐朝的关系也趋于正常和巩固。大食的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白衣大食）被阿拔斯王朝（’Abbāsid Dynasty，黑衣大食）所代替也是两国关系出现转机的重要原因。阿拔斯王朝的曼苏尔在选择巴格达（Baghdad）为新都时曾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这大约是因为对于远方的中国，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曾教训说：“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

怛逻斯战役的次年，大食就开始遣使唐朝，天宝十二年（753）即来朝四次，充分体现阿拔斯王朝在与唐朝改善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天宝十一年（752）到贞元十四年（798，）不到50年时间中，大食遣使唐朝达十九次，远过于怛逻斯战役之前。据《两唐书·大食传》记载，平定安史之乱时，大食甚至还派军队会同拔汗那、回纥援兵作为精锐部队助代宗收复两京 。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斗争加剧，大食又与吐蕃在争夺中亚过程中发生冲突，吐蕃这个共同的敌人进一步拉近唐与大食的距离。公元787年，宰相李泌曾向德宗建议联合大食以抗吐蕃，后因李泌去世，联盟未能实现，但大食与唐朝的联系再度加强，并向经济领域发展。

唐与大食的交通，8世纪以后在陆路虽为吐蕃所阻，海路的重要性却日益增加。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都对大食与唐朝海路交通有具体的描述 。来华的大食、波斯商人们多侨居在泉州、广州以及国内的交通要道，大多自立蕃坊，设有蕃长，当为内部管理以及与官府沟通事务的负责人。唐代则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监舶使和押蕃落使以管理外商和侨民事务。唐朝要求岭南节度使等地方官招徕客商、鼓励对外贸易。由于官府的鼓励，安南、福建、扬州等地都有大量蕃客侨居，据说唐肃宗时的一次变乱中，在扬州遇难的大食波斯商胡（唐人称西域的商人为商胡）就达到数千人，而广州在黄巢攻陷时落难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拜火教徒外侨就达十几万人，尽管这些数字或有夸大，但却反映了胡商来华之盛况。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娶妻生子，定居中国，还开办蕃学，有一个叫李彦昇的大食人居然在岭南节度使卢钧的推荐下，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考取进士及第 。这时期还有个别阿拉伯人记载了游历中国的见闻，传世的有《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收录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 al-Tajir）的游记（815年编定）和伊本·瓦哈卜（Ibn Wahab）的游记（915年编定） 。

中国人游历大食而有姓名可考的，有达奚弘通和杜环。达奚弘通在唐高宗上元（674—676）年间泛海西行，经马来西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虔那”，著有《海南诸蕃行记》 。杜环是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军人，在阿拉伯世界流亡10年后，于公元762年附商舶从海路归国，所著《经行记》载本人在大食等国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虽然已亡佚，但仍有部分保留在同宗之族人杜佑所著《通典》之中。现代学者研究表明，杜环记录的大食风俗和宗教状况等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唐朝德宗时宰相贾耽（730—805）关于大食的记载当亦得自于中外使节或商人的记述 。

杜环《经行记》很可能也为唐朝德宗初年的一次官方使节提供了新鲜经验。贞元元年（785，）大唐皇帝特命全权大使杨良瑶（736—806）率领大唐代表团出使黑衣大食国。这是一次比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首航（1405）还要早620年的海上丝路之旅 。

杨良瑶比杜佑（735—812）年轻一岁，比贾耽（730—805）晚逝一年，他们三人都活到了70多岁。假如751年杜环被俘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即成丁之际，那么，他应该出生在730年前后，与族叔杜佑以及德宗朝重臣贾耽、杨良瑶属于同一代人。换言之，贾耽、杨良瑶通过同僚杜佑分享杜环的海外经验，可能性非常之大。

杨良瑶的情况也很类似。杨良瑶从广州出发之时，固然参考了杜环的记载，但在他出使回国之后，汲汲于获取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信息的贾耽，一定也从杨良瑶的亲身经历中获取了宝贵的记录。因此，杨良瑶的出行路线，可以从时任鸿胪卿（负责唐朝外交接待任务）的贾耽留下的记载中，比较准确地推知。

785年4月某日，杨良瑶的船队从广州出发，驶出珠海口，绕过海南岛，沿着今越南东海岸南行，过军突弄山（今越南南端的昆仑山岛，）南行经过海硖（今新加坡海峡，）海硖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路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大食国的弗剌利河（今幼发拉底河，）换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重镇巴斯拉，）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达到茂门王（穆罕默德）所在的都城——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据杨良瑶的《神道碑》云：“以贞元元年（785）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遐迩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在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最终“德返如期，成命不坠”。这一段碑文，其实就是压缩版的“杨良瑶行记”。贞元四年（788）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据推测，杨良瑶回国应该在他获得晋升封赏之前半年，则其出使时间应该是785—787年之间，符合“星霜再周”的说法。

这是一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完美记录，是中国官方船队第一次远到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杨良瑶的海上出使路线，获得了同期稍后的波斯地理学家的印证。《道里邦国志》的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912）有从波斯湾到广州口岸的反向道路的记载。他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几个港口：占婆（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安南（鲁金，即今越南河内，）陆路、海路皆为100波斯“里”（长度等于陆地马行1小时，水行顺风船行1小时。）在安南，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并且出产稻米。

广州时称汉府，从安南到汉府海路四日，陆路为二十日。他说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有各种水果、蔬菜、麦类、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当为今福建某地）为八日程，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江都郡）为二十日程，物产与汉府、汉久也相同。

由此来看，当时阿拉伯商船来往于波斯湾与中国之间非常普遍，他们对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十分熟悉，广州更成为当时海路贸易的中心。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日本僧人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流落到海南、广州，说珠江口“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阿拉伯商人《中国印度见闻录》（915年编定，）称唐末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拜火教徒外侨有十几万人 ，尽管这数字容有夸大，但却反映了经由海路来华、聚集广州之胡商盛况。

当然，杨良瑶的出使，并不完全是为了通商贸易，还有政治与军事目的。根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食传》记载，黑衣大食“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 。大食与吐蕃的军事对抗，缓解了唐朝边境的压力。“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安史之乱后，西北地区陷入吐蕃势力，781年，吐蕃攻陷了沙州。在这种情况下，德宗朝酝酿要结交阿拉伯势力牵制吐蕃，完全可能。同时，还有迫在眉睫的需求，那就是“四王二帝”事件引起的王朝危机。

德宗即位初年，为了打击藩镇势力，反对河北节度使父死子继的传承模式，激起了河北“四王”并立，还有淮西李希烈和关中朱泚称帝。德宗被迫从长安出逃，先是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进而又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派遣使节出使吐蕃求助，杨良瑶就是其中的一员。吐蕃先曾出兵，后又中途撤出，唐朝最终依赖朔方军和神策军平定了叛乱，回到了长安。时在兴元元年七月。这个时节吐蕃却来要求兑现当初的承诺。解除吐蕃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联络吐蕃的宿敌大食，缓解当前威胁，也势在必行。

如此看来，杨良瑶的出使，有着与西汉张骞同样的目的。贞元十四年（798，）大食遣使者含嵯、乌鸡、沙北三人出使唐朝，德宗皆拜中郎将封号，“赉遣之”，给了丰厚的赏赐遣归 。 WtpB/0lyiDatrG+i8ty6M4mkOYqPfp15apongC8dwGbtDufCT2z3qOnJuPCukn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