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繁荣

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局面通常被认为相对之前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是个进步，特别在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强大，文化发达，领土辽阔，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潮。与此相一致，此期的中西方陆路交通也高度发达，而这又进一步使唐代的盛世威名波及四裔。

1．隋朝对陆路交通的重视

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也促使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有更大发展。这时的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位处东西交通要冲的葱岭东西地区此时被西突厥控制。有隋一代，总体上同西突厥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有力地保证了东西方通道的畅通无阻，并使隋朝得以同葱岭东西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隋朝政府也注重加强管理丝路贸易。炀帝时期派吏部侍郎裴矩驻于中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张掖，裴矩一面管理丝路贸易，一面亲自向各国商贾了解沿路山川、风俗、政治和经济等情况，据此撰写了《西域图记》，系统记述从敦煌到西方各国的交通要塞及出产等，并附有详细地图。可惜此书已佚，仅在《隋书》部分章节中保存着转引的部分 。

隋朝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西方商人来长安，比如要求沿途各地要热情接待外国商贾，并为他们提供种种费用。在丝路要冲的鄯善、且末、伊吾等地设郡，并大量屯田，以保证丝路行旅的供应。隋炀帝还在公元609年征服吐谷浑后亲自出巡张掖，以向西域各地显示其“威德远播”之盛况，当他到达燕支山（今甘肃永昌西、山丹东南之焉支山）时便受到葱岭东西27个地区国王或使者的朝见。隋炀帝播其威德之后，促使更多西域和西方国家的使臣、商人前往中原。公元615年至长安的西方各国贡使不仅来自西突厥和葱岭以东之龟兹、疏勒、于阗诸国，还来自葱岭以西河中地区的安、曹、何、穆诸国。隋炀帝也曾派侍御使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藩诸国，并到达罽宾（Kawmira）、王舍城（Rājgarh，印度比哈尔西南的拉杰吉尔）和史、安等国。

2．唐代对陆路交通的进一步保障

唐朝建立以后，中西陆路交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根本特点就是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和广置羁縻府州实现对中西陆路交通更为直接的经营与管理。

唐初，西域地区虽然还处在西突厥控制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使者来长安或亲自来访以示归附，因此唐王朝很快就恢复了西域交通。特别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政府平定阻挠中西交通正常进行的高昌后，在高昌设立西州并置西州刺史，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以镇守整个西域地区。高宗平定突厥阿史那贺鲁部叛乱后，在原突厥聚居的天山北部设昆陵、蒙池两都护府，并下设许多都督府和州，而此前太宗曾在天山以北建立瑶池都督府。这些无疑都体现出对丝路北道的高度重视，因为平定西突厥直接促成从前由西突厥控制的丝路北道日趋重要和繁荣。武后长安二年（702，）唐朝政府又从原安西都护府中划分出北庭都护府，治所设在庭州（今吉木萨尔，）以专理天山以北的广大西域地区，重点自然就是丝路北道，安西都护府从此只管理天山以南地区。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设立在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其下还设有都督府、州、县、军府等军事与行政机构，它们为中西陆路的畅通提供了可靠保证。

显庆三年（658）唐朝政府平定西突厥，在原西突厥统治的中亚河中地区相继设立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等羁縻府州。龙朔元年（661，）唐朝政府更在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的十六国分别置都督府，并置州八十、县一百、军府一百二十六，所涉地区虽绝大部分位于今中亚地区，但也涵盖了西亚（如波斯）和南亚（如罽宾）的个别地方。这些机构都属于羁縻府州性质，均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朝并不干涉当地行政，不加重当地经济负担，保持该地区对唐的友好态度，以之为安西都护府的稳固外围。但唐朝政府有征发羁縻府州军队的权利，而且羁縻府州虽然没有固定的贡赋义务，唐朝政府却也可以向他们征发贡赋，此外各羁縻府州必须定期向中央政府朝贡。设立羁縻府州不但加强了上述地区同唐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也进一步保障中西陆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为保护丝路行旅和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唐朝政府除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和众多羁縻府州外，在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由专门的“捉馆官”负责。驿馆供给过路商人和官员食宿与牲畜的草料，大大便利了商人和官吏在丝路上的往来。此外，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到天山南北的各条大道上，凡称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以保护交通和地方安宁。在丝路沿线的主要地区，如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高昌等地，唐王朝还组织屯田，据载仅龟兹、疏勒、焉耆、北庭四地屯田就达二十七万亩，屯田军队加上官员、家属及当地居民，形成众多的繁华城镇。唐朝政府也进一步严格了过所制度，过所上详细登记持过所者的姓名、年龄、随从、所带之物，从何处来、欲往何方、所行目的等内容，主要关卡要在过所上签字、查验，无过所者不得通行。近年所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多件这样的过所。

3．主要通道

唐朝的中西陆路通道继续沿用以往的北、中、南三道，只是三条道路的具体路线随着环境变化而与前代有所不同。三条道路在越过新疆地区之后，向西方继续延伸。北道经过突厥活动区域而至拂菻和西海。中道经过费尔干纳盆地与河中地区进入波斯，然后抵达波斯湾。南道则经过北天竺而抵达阿拉伯海。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所调查的七条中外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陆路交通所增加的主要是安西入西域道和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它们在唐朝前后期分别成为中西方陆路交通的主干道。

安西入西域道是初盛唐时期的主干道。据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这条道路的大体走向是：其一，从安西（今新疆库车）向西，经今新疆拜城、阿克苏（姑墨，）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和托什干河（胡芦河）方向至乌什、伊塞克湖（Is-syk Kul）南岸及碎叶城（Tokmak，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最后到达怛逻斯城（Zhambyl，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就与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汉时康居）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经阳关、罗布泊南岸，北上越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新疆霍城西北，）至碎叶，同上道汇合，这条通道基本上是沿着丝路北道前行。

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Khorasan）的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Bukhara，）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经过天山的北道在平定西突厥之后日趋重要和繁荣，北道沿线的许多城镇，如庭州、弓月城、轮台、热海（伊塞克湖）、碎叶、怛逻斯等，都成为新兴都市和商业中心。

中受降城入回鹘道是中唐之后的中西陆路干道。据贾耽记载，这条道路的最初走向为：从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西南）向西分两条道路越过戈壁，至回鹘衙帐（今蒙古哈剌和林北，）北至富贵城（大乌拉东，）然后北偏东至骨利干（贝加尔湖南面，）西北至坚昆（叶尼塞河上游。）回鹘自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摆脱薛延陀的控制，逐渐称霸漠北，并于开元间趁东突厥衰落而统一漠北诸部，势力进一步发展。回鹘在强盛时期，势力范围东接室韦，西至金山，南逾贺兰山而临黄河，北濒贝加尔湖（Baikal，）还曾一度西进，到达中亚的粟特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曾发兵助唐平乱，此后百余年间，尽管回鹘横暴跋扈，贪求无厌，唐王朝因无力阻止而只能尽力满足其欲望。另一方面，吐蕃趁安史之乱占领河西、陇右，致使经河西走廊入西域的道路堵塞，因此广大的回鹘辖地遂成为唐朝通往西方的主要通道。来往于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商人和使节，只能穿越回鹘的漠北路前往中原。因此，中受降城入回鹘道的走向有了变化，发展为由长安出发后北上，经山西或陕西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到达河套，然后北越阴山，再向西北至色楞格河上游，转西越阿尔泰山，经双河、伊犁河后，同安西入西域道相汇合，从而绕过当时吐蕃所控制的河西和西域地区。

除这条干道之外，唐代的西域道路在支路上多有扩展。首先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道路因河道变迁与环境恶化而变化。汉代曾有四条穿越沙漠的南北通道：姑墨——于阗，姑墨——皮山，龟兹——扜弥，龟兹——精绝。到了唐代，四条道路并成两条：拨换城（姑墨）——于阗，龟兹——媲摩（扜弥，）它们分别依傍和田河与克里雅河。克里雅河与塔里木河的连接维持到18世纪初期，尔后克里雅河流程渐短而没于大漠，这条道路也随之荒废。此外是从皮山向南至罽宾的道路得到充分利用。最后，多条连接天山南北的谷道都被频繁使用。

唐朝经济的发展和对中西通道的大力经营带来唐代丝路贸易的高度繁荣。据新疆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 （简称《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一位来自京师（长安）的汉人李绍谨曾同胡商曹禄山前往弓月城从事商业贸易，一次就贩卖丝绢275匹。另据新疆出土文书《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 ，开元十六年（728）一年中，属于庭州的金满县共收税金259650文，其中百姓税只有85650文，商税则达174000文，是百姓税款的两倍多。《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八月条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唐朝诗歌描绘丝路贸易繁荣景象的不在少数。新疆、中亚、西亚等地所发现的大量唐代丝绸、钱币等遗物，以及中原各地所发现的大量波斯和东罗马的钱币、金银器、玻璃器等遗物，也都证明了当时丝路贸易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