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开拓

1．“丝绸之路”的含义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历来同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陆路交通线路始终不曾概括出一个专用名称，而19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都想弥补这一缺失。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 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其名篇《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赫尔曼的观点立刻得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支持，从而逐渐被学术界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并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物，并在相关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还把古代中原与西方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进一步扩大其空间、时间和承载物内涵。这样，“丝绸之路”就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大动脉的总称。此后相继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2．张骞出使与西汉对丝路的开拓

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时期。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两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都不遗余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国威，更与此时期两汉政府抵御匈奴入侵这一政治兼军事目的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西汉初年因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至西方的大月氏国（Indoscythae）与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寻找大月氏，欲与之携手夹击匈奴。因此，时任郎官的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张骞却始终等待时机准备逃脱，并在11年之后乘防备疏松，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Farghana，）即今天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随后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Sogdiana，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兼因距中国太远，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 ，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分别进行的三次战斗。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出必要条件。

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为匈奴控制，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在对匈奴展开第三次打击的同年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 。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Sindhu，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与使团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位置说明见后文）等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在史上被誉为“凿空”。

张骞的两次出使虽然对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意义，但因这时期匈奴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依然长期受阻。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繁荣和畅通，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和设立西域都护。

西汉王朝乘着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匈奴势力只好向西发展，开始了同西汉王朝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最终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军队击败匈奴的耳目楼兰（汉楼兰古城位于今罗布泊西北）、车师（今吐鲁番；）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讨伐大宛获胜；征和四年（前89，）汉朝军队在楼兰等西域六国军队的配合下再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车师王投降，大大动摇匈奴在西域的统治。本始二年（前72，）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西汉求援，西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东西夹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很长时间再无力同西汉在西域争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被西汉封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称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汉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治所在今新疆若羌）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也称之为“护鄯善以西使者” 。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 ，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其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之策大雅，）所管理的范围大体为今天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东，喀喇昆仑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在西汉时期据称有三十六国，而至东汉已达五十五国。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直接威胁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乌孙和大宛等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诸国兵马，消灭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域诸国虽接受西域都护的领导，但都保持各自独立的政治地位，亦即西域都护的管辖政策是羁縻制度。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匈奴势力染指该区域，保护西域诸国与汉朝之间的交通安全与贸易安全，而不是为了从这些地方征收税物或深刻介入地方政治。所以，比之匈奴的苛敛诛求，西域都护的管理更符合各国利益，因之各国更愿意归属汉朝。西域都护的设立，是西域地区统一在西汉中央王朝管辖之下的标志，这无疑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畅通意义非凡。汉朝一方面不收赋税，一方面为了管理西域还要承担大量军政费用，这只能藉由驻军耕战结合、大力发展屯垦而实现自足，由此也推进了塔里木绿洲地区农耕文化的发展。

3．东汉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

西汉在开通丝绸之路后的一百多年间同西域各国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中西陆路交通因此畅通无阻。但在公元一世纪初，王莽篡汉之后一反西汉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致使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加剧，匈奴势力乘机进入，西域与内地王朝遂关系阻绝。东汉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通绝频繁，史称“三通三绝”。

公元13年，西域焉耆地区首领在匈奴的支持下起兵反对王莽，杀西域都护但钦，西域各地先后响应。接着河西、陇东地区的地方官员也纷纷反对王莽，长安以西交通中断，西域地区再次为匈奴所控。东汉明帝即位后，意识到中原王朝若不控制西域地区，匈奴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侵扰河西和东汉北部边境。于是，明帝于公元73年派军队从河西进入巴里坤、哈密一带屯田，同时派班超先后到鄯善、于阗、疏勒等地，帮助西域各地驱逐匈奴的监护者，东汉政府遂又在西域设立都护等官职，恢复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此后不久，焉耆、龟兹等地首领在匈奴贵族的支持和教唆下，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抢掠西域其他地区，丝路安全又受到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担心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便准备停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命令当时坚守在疏勒地区的班超撤回中原。但西域各地人民坚决要求班超留在西域，以帮助继续开通丝路。班超于是决意留守西域，并力陈保守西域对中原地区的重要作用。在班超的坚持下，东汉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派兵支援。在西域各地共同支持之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匈奴势力又被赶出西域。公元91年，东汉政府再次恢复西域都护之职，并由班超担任，东西交往的大干线再度通畅。

公元107年，东汉朝廷中一些官员认为，西域路途遥远，管理费用太大，得不偿失。汉安帝听信这些言论，于是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匈奴立刻南下占据西域，并煽动河西、陇西等地羌人反对东汉政府，使东汉政府对陇山以东地区一度失去控制，丝绸之路再次中断。匈奴占据西域之后经常借西域诸国之力骚扰河西一带，东汉政府中有些官员因此又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在当时执政的邓太后支持下，班超之子班勇在公元123年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长史，前往西域。此后他组织和统领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地军队，又一次帮助西域各国将占据西域的匈奴赶走，丝绸之路第三次开通。东汉末年，国内混乱，再无力西顾，西域也就逐渐脱离了东汉王朝的控制。

4．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的恢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虽一度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但总体来说丝绸之路依然保持畅通。特别是北朝时期，由于各统治王朝同西域少数民族间的固有联系，中西陆路交通有进一步拓展，使丝绸之路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自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陇右、河西多为地方豪强控制，中原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被阻绝。魏文帝曹丕称帝后，国力强盛，兵员充足，但一时不能统一蜀、吴，遂用兵西部，陆续平定河西地方势力，并在凉州设立凉州刺史，兼理与西域各地的联系。不久，西域各地纷纷归附曹魏政权，于是，公元222年，曹魏政府正式恢复戊己校尉的设置，驻地设在丝路要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不久又恢复西域长史设置，驻地设在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曹魏在西域的这两个最高管理官员，一个设在西域丝路的北道，一个设在西域丝路的南道，对维护丝路的安全和畅通起了很大作用。此后西域诸国使节相继抵达敦煌、洛阳等地，魏文帝也十分注重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对龟兹、鄯善、于阗、疏勒等国的朝贡使节均厚赠，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得以长期保持稳定。

西晋嬗魏后，沿袭了曹魏管理西域的模式，除继续派驻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外，对朝贡各国均赏赉丰厚，并普遍授予各国国王官职，鄯善、焉耆、疏勒、龟兹等地首领均表示臣服西晋政权，接受其“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等官职。甚至远在中亚的大宛国主也接受西晋的册封，为大宛王。为了表示与西晋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相互信任，西域许多地区的首领还送侍子到洛阳。因此，西晋时期的河西、西域交通一如曹魏时期般畅通，到内地的各地商人络绎不绝。新疆民丰尼雅河下游一带（当时丝路的一个重要关口）出土了许多西晋政府发给内地、西域和外国商人的“过所”，也就是通行证，其上注明持证人的姓名、年龄、面貌特征、服装、所带商品及族别等内容，反映出西晋政府为保证丝路畅通而采取不少有效的管理措施。在这些过所中，发现有两件月氏胡（从大月氏来的商人）所持过所残简，其上记载“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绢四千三百廿六匹”，文中所说“三百一十九匹”可能是指丝绸，也可能是指马、骡等牲畜，“买采四千三百廿六匹”显然指带颜色的织物 。丝路上一次就可运输如此多的丝绸，足见当时丝绸贸易量之大，丝路贸易之繁荣以及中西方陆路交通的畅达。此外，西晋政府还经常遣使抚慰西域各国，使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西晋末年，随着游牧民族南下，北方地区陷入十六国纷争的分裂局面，但丝绸之路并未完全阻隔。占据凉州的诸地方割据势力（先后有前凉、后凉、西凉、北凉）与西域之间依然保持联系。但因整个北方地区呈分裂局势，这时的西域和外国商人多以张掖、敦煌、武威等地为贸易终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西交通的正常往来。不过这一时期的内地王朝都很重视中西交通，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的理由之一就是“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 。三年后，北魏在敦煌设立沙洲，辖境西达伊吾，继而在西域重镇鄯善、焉耆分别设镇，以与中原相同的政策实施直接管理，强化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公元437年，北魏派董琬、高明等带大量金银、绸缎出使西域，董琬曾到达乌孙、破洛那（Farghana，即汉代大宛）、者舌（Chaj，今塔什干）等中亚地区，北魏也因此与中亚、西亚及其他地区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北魏都城洛阳成为当时西域商人的荟萃之地，洛阳城外伊洛两河之间的御道以东，有接待各地使者和商人的“四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其中专门接待西方来人和使者的是崦嵫馆，而定居的西方人赐宅慕义里。据《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记载，崦嵫馆和慕义里汇集天下胡商与奇货：“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公元509年，犍陀罗（Gandhara）国王送给北魏太后一只白象，北魏为此专修一座庭院，称白象坊。525年，波斯国王赠予北魏狮子一头，北魏也为之专修一座庭院，称狮子坊。北魏时外国商人和使者不仅能带来一般的商品，还能运送大象、狮子，可见那时丝路是畅通的。北魏后期，由于柔然、高车势力南下，北魏在西域的势力逐渐撤出，西域再一次成为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民族斗争的舞台。

5．丝绸之路的具体通道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总体来讲对丝路交通十分重视，除了设立西域都护之外，在丝路要冲还设置邮亭、修筑道路、驻兵屯田、布置烽燧、设立关卡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也为往来丝路的使者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比如，河西四郡设立之后，西汉政府将长城西延到玉门，李广利伐大宛后，又把长城进一步延伸到盐泽（罗布泊，）建立起一条数千公里的防御线。西汉军队的屯田区也主要设在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即轮台、渠犁、车师前部（今新疆吐鲁番）、楼兰、伊循（今新疆若羌东北）、精绝（今新疆民丰北）、伊吾（今新疆哈密）、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等。两汉政府为保障丝路安全而在一些重要路口修筑道路、设立关卡，今拜城县东北喀拉达格山麓的岩壁上尚镌有一篇《刘平国等作列亭诵》，记载当时西域官员在这里修路设卡之事。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出陇西高原，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而达敦煌。敦煌以西有玉门、阳关两个隘口，由此西行至塔里木盆地东侧，因沙漠阻隔而分化出沿大漠南北两侧的两条道路，即南道和北道，两道的分岔地在楼兰。

南道以且末为东西向中继站，且末以东和以西的具体路径其实都不止一条。西汉时，从陇西至且末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通行最早、行人最多的白龙堆道，从玉门关越三陇沙（接近罗布泊洼地的沙山地带，）过阿奇克谷地，经白龙堆，至楼兰，在此折向西南，经海头、阿不丹，至今若羌一带，在此转西行，抵且末，继续西行。第二条为稍后兴起的罗布泊以南的路线，出玉门关后，沿疏勒河谷地西行，经科什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科什兰孜、落瓦寨、敦力克，至米兰绿洲，由若羌一带西抵且末，与第一条路汇合。此路沿途系荒漠地带，但比白龙堆道路平坦且快捷，所以渐渐成为主要道路。第三条名为阳关路，以玉门关之南七十公里处的阳关为起点，出阳关后西南行，经葫芦斯台、安南坝、拉配泉、金鸿山、红柳沟、敦力克，至米兰绿洲，至此与第二条道路汇合。此路多山前崎岖小径，一向寥落，但4世纪起，前两条道路相继冷落或废弃，此道遂转为繁荣。

自且末再往西，相继经过精绝、扜弥（今新疆策勒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皮山，抵莎车，由此至塔什库尔干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沿叶尔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向西经库斯拉甫、塔尔、很祖铁热克、幸迭，抵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第二条由今叶城一带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转西经阿孜干萨、布伦木沙、瓦卡，至塔什库尔干。到了塔什库尔干便可经明铁盖山口西入帕米尔高原，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和喷赤河（Pyandzh）上游西至大月氏，从这里向南可去身毒（印度，）向西则可经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去条支。

北道，在通西域之初实为“东西道”，指玉门关向西至楼兰后继续西行的路线，现代称为楼兰道。从玉门关西行，过都护井（卑鞮侯井）、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今科什库都克附近，）从沙西井（今羊达克库都克）转向西北，过白龙堆到故楼兰，向西经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今新疆轮台东）、龟兹（今新疆库车东）、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从疏勒可越过葱岭，至大宛、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再向西北就可达奄蔡。这条路是西汉时期的主干道，但缺点是沿途自然条件恶劣，险阻难行，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北岸的雅丹地貌尤其崎岖，又缺乏供给。汉宣帝改年号神爵以后，匈奴势力被逐出车师，改为汉朝控制此地，所以“东西道”出现了经过车师的支路，即越过罗布泊地带后至营盘一带北上，经山国入车师，补充供给后继续西行。不过，自楼兰西行直趋龟兹的路线直至东汉仍是重要干线。

西汉末年，在戊己校尉徐普的提议下，开辟了一条绕过雅丹地貌区而沟通玉门关与车师后王城的新道。《三国志》卷三〇《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中以“北新道”之名记载这段路线，“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其中之“南道”“中道”的大势基本上与《汉书·西域传上》中对南北二道的记载相同 。此外记一条“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碛，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高昌”就是今吐鲁番，“横坑”“三陇沙恶”“龙堆”“五船”都是指玉门关以西之沙丘或盐碱滩。因其比从前的丝路北道更靠北，故又称为“北新道”。这条道路使敦煌至高昌的行程缩短一半，有利于加快行军速度，但对于商旅而言却是一条畏途，因为这段长达1800里的道路是水草困乏的沙碛路，并多流沙。所以，它并非一条常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新增两条重要路线——经过伊吾的“北道”与河南道。伊吾道，即出玉门关后经伊吾至高昌的道路，要经过今哈密、巴里坤等东部天山一带。此路萌生于先秦时代，但由于东汉以前匈奴势力一直控扼着此道沿途地区，此道久为其垄断。公元73年，窦固、耿忠便沿此路进军西域并大败匈奴呼衍王。此后，该路线置于汉朝的控制护卫之下，但似乎整个东汉都没有在该条路线上设置供商旅使用的交通配套设施，所以其利用率不高。至曹魏时期，伊吾道的利用率才逐渐提高。北周时商客往来已经“多取伊吾路”。伊吾道至高昌后，可以再至龟兹与汉时北道汇合，但这时也出现一条自伊吾西行的新路，即穿越天山东麓缺口，取道准噶尔盆地，过卑陆、且弥到乌孙，再西南行抵大宛。隋代裴炬根据得自胡商的信息而在《西域图记》中对此道有详细的记载。《西域图记》虽久已亡佚，但《隋书·裴矩传》中幸存关于这条道路的记载，其中将这条道路正式称为“北道”。所记其基本走向为：从伊吾西去，大致傍天山北麓而行，沿路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散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大概应经过东汉车师后王城，即今吉木萨尔）、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新疆伊宁，）由此渡北流河（今楚河，欲渡楚河当先渡伊犁河，）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西海（地中海或黑海） 。

同在中古前期，西域以东还出现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道路“河南道”。这条道路出现得也很早，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便“并南山，欲从羌中归” ，说明当时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族部落之间可能有一条交通线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由于南北对立，东晋与南朝只好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相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四川）至鄯善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这条“河南道”。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全，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时也走这条路。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发现了一件大约5世纪末埋藏的存储金属货币的陶罐，所藏银币应在百枚以上，从后来收集到的76枚看，都是萨珊波斯（Sasanian Empire）皇帝卑路斯一世（Peroz I，459—484）时期所铸，这就可以看作是2—6世纪时期河南道上东西交通兴盛的证据。 mkfjbggKT3ah4yZLWHtZbyt28jUbW2kCiMKx0fTchrTSvDweL6wfnQ+OHsLdrn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