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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流通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i Mountains）和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与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古代游牧民经常利用此通道迁徙往来，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族群斯基泰人在公元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北行至阿尔泰地区。有关商代的文献记载从另一个方向表明了草原之路的存在。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迁移就非常频繁，此后商代国家巩固和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同北方少数民族经常发生战争，促使他们向更北方向迁徙。因此，中国北部边境的众多古代民族长期在草原之路一带活动，他们与斯基泰人共同构成草原之路的文化交流媒介。
深目高鼻的青铜武士像，当为生活在西域的斯基泰人形象（战国，新疆新源县出土）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往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所发现的格拉兹科沃文化（Glazkovo Culture）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环同商代流行的白玉环和白玉壁就有明显联系，形制与商代玉器类似，纹饰也相雷同，都有几圈同心圆刻纹。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前1200—前700）遗址中出现的弯刀、短剑、弓形器、饰物等青铜器及其动物纹饰，也与商代青铜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卡拉苏克青铜文化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北方移民将中国青铜器带入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的结果。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陶鬲亦与安阳文化中这类器物的器形完全相同。同时，外部世界的一些青铜文化，如伏尔加河（Volga）和奥格河流域略早于安阳文明的塞伊姆文化（前14世纪-前8世纪）也对中国商代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表现在白玉指环、弯形刀、空錾斧、棱形矛等兵器和工具的外形。塞伊姆文化与安阳文化间的交流媒介应是卡拉苏克文化。不过总体而言，商代青铜文化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使其对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它通过卡拉苏克文化所吸收的塞伊姆文化因素。
欧亚草原动物纹样虎形金饰（战国，新疆阿拉沟古墓出土）
有学者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分出一个“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概念，包括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向西可以延伸到米努辛斯克盆地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之间的联系于是成为常态。比如考古发现的虎形动物装饰、青铜短剑、叶形分尾式骨镞、棍形联珠饰、圆形针筒青铜器等，都显示出中国北方地区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文化的相似性。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密切联系，从青铜时代就有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地区出土的双鸟回首剑、鹤嘴斧、铜镜（包括钮柄镜、立兽柄镜两种）、立兽装饰，都可以看到欧亚草原比如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金属制作工艺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风格。阿尔泰地区的翻转动物纹、有角神兽、鸟形装饰、虎形装饰影响到中国北方同类器形的出现，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制造的丝织品和铜镜也交流到阿尔泰地区，两地存在一种人群和物品交流关系。至于天山山麓，即所谓七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枢纽通道，墓葬中出现动物形装饰图案和青铜器具表明，至少在战国晚期，这里是连接关中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草原的通衢
。
“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和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通道，它们由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衔接而成，这条通路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多年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中原的玉器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这些出土玉器几乎都属于软玉，而迄今所知中国的软玉产地除台湾花莲丰田地区外，主要是新疆和田。近年在陕西神木发现的石峁文化，石峁古城出现了大量玉器，几乎是一座玉城，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玉石来自于西方。
新疆塔里木壁画上穿波斯装的吐火罗（月氏）士兵
《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中对古代中原地区所用之玉多取自和田、昆仑山等地就有不少记载。已出土的殷商玉器则确然以和田玉占绝大多数，使先秦史籍的记载有了物证。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秦国向西的发展开始停顿，新兴的赵国则征服山西西北部的一些部落，可能同当时势力东达河套的月氏人有了接触，于是阿尔泰山所产玉石源源不断输入赵国。《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载，公元前283年，有人替齐国写信给赵惠文王说，假如秦国封锁了雁门关、常山，“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赵王于是改变了与秦联合攻齐的政策。
赵王很在乎的西域“三宝”乃是：代马（北方来的马）、胡犬（西方来的狗）、昆仑之玉。当年，赵国的蔺相如怀揣着和氏璧去见秦王，不辱使命，最后完璧归赵。西边的秦国没有得到这块和田美玉，北边的赵国却有（尽管故事说是楚国的和氏璧。）大约是因为昆仑之玉就来自山西北边的雁门关。在河西走廊没有打通之前，昆仑之玉通过匈奴人或月氏人从草原或河套地区贩来更顺当。传说中的周穆王西巡，就是走的这条路。《管子》多次谈到“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就是“月氏”）
，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或称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和田玉石与阿尔泰玉石流传到中原的通道无疑正是“绿洲之路”，按其先秦时期所输送的重要物品，又可称为“玉石之路”。
早期中西交通的出现，是古代东西方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轴心时代几个大帝国的战争和扩张对这些道路的确立及巩固有更大促进作用。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东北边疆已和葱岭以西的斯基泰人游牧区接壤。波斯帝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帝国四个首都为中心，建起一个联络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驿道网络。向西的干道中最重要也最长的一条是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全长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7日可走完。因此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可在苏撒宫中吃到地中海捕来的鲜鱼。这种完备的道路网络也延向帝国东部，主要干线起自巴比伦，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达位处帝国边陲的大夏（西方文献称巴克特里亚，位于阿姆河以南之今阿富汗北部地区）与西北印度。
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前336—前323，）欧亚大陆交通网进一步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前锋曾到达阿姆河（Oxus，又名乌浒河）和锡尔河（古称“药杀水”）之间的粟特地区，据称他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七十余座，经考古核实的已达四十余座，从地中海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和印度边境。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而即使在此之前，此道路网无疑也为自中原辗转运来的丝织品继续西传提供了便利。
商周至春秋时期，中原诸国对周边部落的进攻及因此引起的民族迁徙也促进了道路的开拓。商周王朝几次对翟族（丁零别名）鬼方的进攻是迫使该族向北方草原迁徙的原因。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秦穆公逐九州戎可能是最早对中亚东部产生影响的事件，导致中亚民族大迁徙。西方人笔下的斯基泰人据说就是中文史料中的九州戎，自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前612年攻破亚述都城，距秦穆公逐九州戎仅十几年。
这种情况也适应于南方的海路通道。秦汉在岭南的开发，对于打通中土经南海、印度洋，通向波斯湾、红海的海上通道，也有意义。《汉书·地理志下》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
其中的日南障塞，徐闻（今广东雷州半岛南段徐闻县）、合浦，是南海交通门户。都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也有人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的马来亚西部。秦朝统一岭南后，设南海、桂林、象郡，号称“岭南三郡”。汉武帝时灭南越国（都广州番禺，）在岭南地区及越南设九郡，即南海（今广东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合浦（今属广西）、交趾（今越南东京）、九真（今越南清化）、日南（今越南顺化）、珠崖（今海南海口）、儋耳（今海南儋州）。1979年在西汉齐王墓出土了一件波斯艺术风格的瓣形银碗，同样风格的银器在1983年广东番禺赵王墓、1984年广东遂溪县边湾村（在雷州半岛，面临北部湾）中亦有发现。有的银碗上有粟特文题记，说明粟特商人不仅奔走在陆路丝绸之路上，而且是西亚与印度、印度与中国商品交流的掮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