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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今日的大国既不恐惧战争，也不担心革命，它们之间的稳定协作还能建立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呢？毫无疑问，一定是更为庸常（prosaic）、也更为复杂的基础。能促使当今的大国达成协议以领导世界的，并不是源于相关国家间战争状态或底层社会革命的危险，而是它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这种依赖使它们必须捆绑在一起。不仅在于今日商品市场跨国联系程度之深远超往日，更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资本和货币市场超越国界的互联互通，已经达到了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高峰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也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仅仅几十年之前，连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先锋仍抱着怀旧的姿态回眸那个美好年代。因此目前对世界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军事冲突或激进暴动，而是来自经济失调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目睹的那种情形，以及生态危机的到来——如生物圈的持续变暖。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会议体系的当代形态才被创制出来，这一产物并不是为了平息王朝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召开的外交峰会，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集会，旨在熨平各方在贸易、利率、币值和碳排放目标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
显然，矛盾与冲突依旧存在。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和生态议程，加之各方的领土关切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规划并没有必然的兼容性。但正如19世纪欧洲的大国协调一样，这些矛盾点已经在实践中被解决或压制了——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伴随着摩擦。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诸原则，均抱有一致而务实的支持态度。虽然它们为了在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由此来看，21世纪早期的世界，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有效共识的前提条件也与19世纪截然不同。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影响更深远的生态危机，都是当今统治秩序不得不面对的威胁，这是因为各个大国的政权合法性都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系于各国的预期和客观条件。任何持续的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即便没有引起直接的选举或社会反弹，仍有可能造成与今日的统治秩序相抵触的局面。正是对这一危险的共同忧虑，让国际秩序的顶层集团紧紧地整合在一起。
在这个被平定（pacified）的秩序中，如1815年之后一样，依旧存在区域性失衡，即存在与秩序原则相矛盾的战乱地区。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失衡与1815年情况相当类似。19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造成了类似的区域动乱，并最终导致维也纳体系崩盘。到了21世纪，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属地及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外围地带，爆发了同样的地区骚乱。在我们交谈的当下，正有七场战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持续扩大：从利比亚到索马里，遍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甚至在欧洲，如前南斯拉夫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奥斯曼统治遗留的冲突和混乱，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世界内外，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索，延续并激化了这些奥斯曼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稳定已成为这一地区遥不可及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