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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似之处说起，正如维也纳会议过后的世界一样，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也会举行定期会议：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二十国集团（G20），与过去的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并无二致——所有参会国家都是联合国（UN）的维护者，在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中也绝少有分歧，遵循“大国一致原则”。它们也同样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形形色色的条约和国际组织大量涌现。人权话语提供了19世纪“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后现代版本。以人权为名，军事与政治干涉激增，或宣称自己采取不干涉政策。和过去一样，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今天的国际体制是为了谋求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在实践中，亦如过去一样，大国（Great Powers）凭特权凌驾于体制之上，其中一项特权就是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以上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国际政治图景。
许多人都同意，如19世纪前期一样，当代存在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五个明显的大国地位人选。而当今世界的五大国能否组成新的“五强共治”？在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法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五国比起构建维也纳协议的五国来说，内部差异更为复杂。欧盟拥有最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但仍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国家联盟，许多成员国仍保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整个联盟缺乏中央政府；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苏联一半的领土，但依然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储备，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独裁政权所统治。即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印度，是一个有四亿赤贫人口的种姓社会，也是一个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内的中央集权而又拥有多元文化的联邦制国家。而美国，生活水平超过任何其他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行业和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包裹在一部18世纪宪法外衣之下的、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unfettered capitalism），仅有一半人口参与投票。中国是一个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这一政权管治着战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
与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几大老君主国相比，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大国集群内部的差异，是否更为极端？会不会因此成为它们之间逐步形成某种协调关系的阻碍呢？当然，即便确有形成协调关系的迹象，这一过程也远比1815年更为缓慢和坎坷。因为它所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出于彻底地击败共同敌人的目的——比如拿破仑，尽管他背叛了法国大革命，但仍然被君主们视为恐怖的革命后果之一；它的前提条件也不来自退回全面战争的危险，维也纳会议恐惧这种全面战争，视之为革命的伴生物。当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就已经消除了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传统演算方式：其他形式的适度敌对可能会重现，但决战沙场的情形，已大为减少。另外，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与苏联的解体，曾长时间存在的全球遍布意识形态传播与反叛中心的图景，已不会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