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回应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汪晖教授发表了他对于这次演讲的评议。

首先，汪晖尝试从更大的历史谱系探讨维也纳体系对今天的影响。如果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这一整个谱系当中去观察，维也纳体系作为第二阶段的国际秩序，在国家主权的概念出现之后，形成了大国联合统治的局面。汪晖提示说，我们是否还应当考虑，正如马克思引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会在未来重复之前发生的整个过程，而又如德勒兹所谈到的，或许每次重复都是不同的，这就使当下维也纳体系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变得十分有考察价值。

其次，汪晖指出，对这段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历史学家将一战之前的这段时间称为“百年和平”。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当中，他认为势力均衡、国际金本位、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拥有独立主权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大元素。列宁看到了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均衡趋势，对此，波兰尼认为有必要从帝国的结构、国家的结构等进行考察。安德森的本场讲座只是从势力均衡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安德森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之前于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中，则从民族主义出发作过相应讨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汪晖看来，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

汪晖还补充道，除了本讲所集中讨论的欧洲及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维也纳体系也在亚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从“八国联军”的英文表述“The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出发，指出“八国联军”入侵的正当化，对义和团的镇压，也正是王朝正统主义的体现，这一逻辑完全符合维也纳体系的想法。汪晖又向安德森提问维也纳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认为，维也纳体系中的“五强共治”可以看作一个“家庭”，这与中国儒家的“家庭”概念有类似之处（但它绝不是中国儒法国家独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维也纳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有这种“家庭”的概念，这其中似乎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

维也纳体系对亚洲的影响也体现在俄国对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特殊地位之中。在该体系形成于欧洲的同一时期，汪晖发现清代文献中开始大量讨论中俄边境的问题。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让横跨亚欧大陆，疆域广阔的俄国有精力开始关注中俄问题。从1820—1840年开始，鸦片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这一后果，间接源于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的“五强共治”其实对《马关条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而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如日俄战争中英国秘密支持日本，而德法俄却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即“三国还辽”事件；另外还有青岛的危机、美国在中国东北试图垄断铁路经营权，这些都体现了维也纳体系的国际秩序下，“干涉”活动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对于我们理解许多事件，例如蔡元培为何支持中国士兵参加一战等，都有极大的帮助。

汪晖同时指出，要注意近代以来不同世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国际体系下这一系列战争与媾和的反应。汪晖以鲁迅1908年的重要文本《摩罗诗力说》为例，鲁迅在其中所赞赏的摩罗诗派代表——拜伦、裴多菲和普希金及密茨凯维奇，及其作为“恶魔诗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迹，均与安德森教授在本讲中分析的欧洲协调机制中的“干涉”活动有关。例如，拜伦挺身而出，参与到希腊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反抗战争中；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则反对奥地利帝国对匈牙利的干涉；让汪晖倍感兴趣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这一对好友，在俄国对波兰进行干涉之后，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立场。密茨凯维奇强烈批评俄国干涉；而被西方舆论誉为“自由诗人”的普希金则写了三首长诗，为俄国的帝国行径进行辩护。普希金为俄国辩护是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之下批判西方其他霸权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框架内；而密茨凯维奇则是站在被压迫国家的立场上进行反抗。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坚定地站在密茨凯维奇这边。汪晖提示说，《摩罗诗力说》写作的年代正值清末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鲁迅对上述欧洲历史内部不同脉络的处理值得特别关注。

汪晖最后将19世纪的历史带到了今天。他提问，19世纪国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当今的世界已经和19世纪有了巨大的差别，除了全球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化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集团，19世纪的历史故事放到今天将会怎样？他还希望了解，在安德森所讲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背后，经济的故事是怎样的？今天，我们有G8、G20这些国家集团，过去也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他期待安德森教授在剩下的讲座中，对经济史的发展展开分析。

安德森主要回应了汪晖提出的波兰尼势力均衡的概念，以及他问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比较问题。安德森指出，前者是一种平衡，而后者则是一种协调，是一个合作的形式，是对于波兰尼的势力均衡的一种反对。所谓“平衡”，其实只是每个国家都想要多占一些，而这样的关系是不能稳定的。其次，安德森强调，英国在当时是一个很强的亚洲力量，因为它控制着印度，所以他同意汪晖所做的欧洲这一体系对亚洲影响巨大的判断。第三，对于汪晖提出的知识界的反应，安德森认为当时知识界对于中国参与一战的支持，一者来自蔡元培本人对于法国的认识，他认为法国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国家，应当支持法国。二者，中国知识界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加入了胜利的一方，那么未来或许有机会与战胜国平起平坐，一起磋商未来的世界秩序。最后，安德森认为1870年之后经济的故事才变得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德国、美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英国的金本位制已经式微，这最终成为导致一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整理：徐亮迪） RluiNDTx+I24DP/66Sf0m0rEm5oIsHdMf0Lt6fEAnNo8z1CBYoTsiLX+AFx5Sx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