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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收录了佩里·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公开演讲的讲稿、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圆桌讨论的文字记录以及《上海书评》对他的专访。这也是一本极具思想厚度的书，凝聚了安德森教授对于当代世界自上而下的统治政治与自下而上的反抗政治的诸多基本观察和分析。我们相信，它对于重构当下中国的“内外观”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佩里·安德森，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论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从1962年起长期主持《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创办“左页”（Verso）书局，批判英国例外主义，推动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显著提升了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理论水平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安德森迄今共出版了14本英文专著，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力，其中1974年出版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广受赞誉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地带》《后现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新的旧世界》，其他作品（如《印度意识形态》）正在陆续翻译之中。
佩里·安德森的家族与中国有不解之缘。他的父亲詹姆士·安德森（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从剑桥大学退学之后，于1914年来到中国，成为中国海关的一名职员，一直干到1941年离开中国为止，他曾在北京、上海、重庆、延吉、汕头、南宁、海口、昆明等十几个中国城市的海关任职。佩里·安德森在中国孕育，在伦敦出生，而他的兄长、闻名遐迩的民族主义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是在中国昆明出生的。佩里·安德森幼时曾随父母在上海居住，后就读英国伊顿公学，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20世纪80年代曾任教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佩里·安德森多次访问中国，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访问其父亲曾任职的各个城市，一方面是回顾安德森家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安德森对中国的思考与书写，是镶嵌在他对全球秩序走向的理论探索之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是理解中国在当代资本主义支配体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探寻中国能够为突破这一支配体系贡献的新的可能性。
安德森对于国际体系的研究兴趣由来已久，其1974年的成名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即将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作为解释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变量。尽管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版专门论述国际体系的专著，但他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隐含着国际体系的视角。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崛起，安德森开始系统地论述国际体系，以及当代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其问题意识在于探究这次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否能像一百年前的历史转折一样，产生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收入本书的一系列演讲和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际体系中的统治机制（包括霸权）以及反抗运动而展开的，涉及了霸权的观念、大国协调机制、国际主义、国际法、对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反抗等一系列主题，当然也涉及安德森个人的学术生涯。以下略作概括，以助读者理解。
第一篇《19世纪的大国协调》，是2016年10月18日晚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首场演讲。在其中，安德森系统探讨了1815年形成的维也纳体系的特征、演变和内在缺陷。安德森指出，维也纳体系的基础是王朝国家为了防止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共和革命而设计的协调机制，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使得欧洲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但这一协调机制未能将奥斯曼帝国纳入，从而留下了很大一道鸿沟；而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使得原有的协调机制难以为继，维也纳体系边缘地带的暴力通过上述鸿沟传递到核心地带，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篇《21世纪的大国协调》，是2016年10月20日晚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第二场演讲。安德森以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为原型，探讨新世纪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五强共治”的可能性。新“五强共治”的基础是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羞辱而非重新包容俄罗斯，以及美国从未放弃在中国推动政体改变，使得这一协调体系存在巨大的内在缺陷。安德森直接从19世纪跳到21世纪，并不是不重视20世纪。20世纪发生过大规模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在这种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19世纪的遗产强势回归，这一背景也使得21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类比成为可能。完美的大国协调，意味着完美的资本秩序，然而这是值得追求的吗？安德森在演讲的最后提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即透露出其批判的锋芒。
如果说前两篇演讲主要是讨论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安德森于2016年10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第三篇演讲《民族主义的他者》则更多地涉及自下而上的反抗。安德森将“国际主义”界定为意在超越民族，建成一个继续以民族作为基本单元的更大的共同体所做的任何思考与实践，设置了五个参数，对国际主义的演进历史进行分期，并阐明各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资本的力量曾经长期借助民族主义来建立统治，而反抗的劳动的力量，往往采取国际联合的方式。在冷战的秩序下，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加强经济整合，民族主义力量遭到削弱，美国这一霸权发展出自身形式的国际主义，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却经历了一个衰变的过程。在本书所收《圆桌讨论实录：霸权、国际秩序与民粹主义》，安德森敦促学院里的师生“学习、回顾、思考和传播国际主义的优良传统”，其背景即是压迫性力量日益联合、反抗性力量各自为战的现实。
第四篇演讲《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于2016年10月25日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发表。在演讲中，安德森回溯了国际法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个概念的起源，进而对国际法的本质进行剖析。安德森认为国际法在实践中从来都是霸权自利的工具，并不是真正国际的；而从霍布斯—奥斯汀的“法律命令说”传统出发，安德森认为国际法也不是真正的法，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意见（opinion）——说国际法是一种意见，并不等于说它不重要，因为所有的霸权（hegemony）都需要自愿的服从，因此营造一种使人自愿顺从的意见就甚为重要。这一对国际法的探讨，是安德森对霸权观念探讨的继续。
第五篇是安德森2016年10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交流会上与汪晖、黄平、崔之元、章永乐、刘晗等学者圆桌讨论的文字记录。安德森以自己的两本书《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与《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为中心，展开了他对当下世界形势的看法，特别探讨了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深入分析其本质。而其他学者的评论和问题，也围绕着当代世界统治结构的危机和反抗政治的局限性而展开。安德森的基本观点是，虽然当下欧美的统治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然而优势仍然在新自由主义一边，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式的反抗仍没有为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提供可行的选项。
第六篇是《上海书评》编辑丁雄飞先生于2016年11月初对安德森所做的长篇访谈（最后两个问题系2017年书面补充采访），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访谈分成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谈到了风格与形式、一般的方法与特殊的方法、霸权国与霸权体系、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儒家与法家；在第二部分，安德森教授谈了他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的看法；在第三部分，安德森教授谈了当下全球的智识状况、英国脱欧的原因、特朗普与美国霸权的关系、法国大选的后果。在这一访谈中，安德森教授回到了他在演讲和圆桌讨论中所提到的诸多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读者如果关心他对自己学术生涯和学术风格的总结，这篇文章将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信息。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一百年前的1917年，维也纳体系业已崩溃，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在今天，冷战之后以美国为单极霸权的体系已经出现松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新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巴黎协定》，尽力减少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在获得大幅提升，在许多方面不再仅仅是既有规则的遵循者，而是越来越多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去。
但是，正在形成的新国际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更是因为中国的自我认同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的目标，究竟是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加入统治建制，享受权力，承担责任；还是致力于修改既有的国际规则，打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体系？对于安德森而言，中国的走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终究不过是他的全球观察的一个案例。而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社会内部的行动者而言，中国的国际抱负和选择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日常生活状态，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养小、送老等方方面面。一个满足于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国家，在国内治理中也很难会有意愿推进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为克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做出真正的贡献。中国当然有可能通过“走别人的路”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会继承这个体系本身的结构性危机。
中国究竟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塑造世界，与其依循什么样的中国观来塑造中国，二者绝不可能割裂开来。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观的自然延伸与同心放大，二者内外同构，终究都是要回应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20世纪中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外关联互动的范例。这场革命既是一场民族解放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具有强烈国际主义抱负的革命，今天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生动地展现了它的两个方面。而将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是对剥削与压迫的反抗，以及对一种更为平等与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国在这场革命之中建立的诸多关系，如与亚非拉国家及人民的密切联系，在今日中国的经济贸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中国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竞争者的角色，对于相关地区的民众来说，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然而，更大的期待是，在生活方式上，中国终究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何种新的可能性？中国究竟要充当现状的消极的维持者，还是积极的改革者？
在这一系列演讲、讨论和访谈中，佩里·安德森很少直接讨论中国，但对于其他国家的诸多探讨，隐含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作为编者，我们未必赞同他对中国的所有判断，但他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的冷静分析，以及对中国贡献的期待，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并做出认真的回应。
最后，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对本书的成型做出贡献的机构与个人：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特别是项目组织者韩笑先生以及国际合作部秦晓文女士，为安德森在北京大学的讲学提供了项目支持和基础后勤服务；汪晖教授及其主持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为安德森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和交流准备了相关条件。汪晖、潘维、崔之元、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易平、陈一峰这六位学者在安德森的北大演讲中担任了评议人；安德森先生在清华的座谈会，则由汪晖教授主持，黄平、崔之元、章永乐、刘晗担任了评议人。徐亮迪、孙一先、张瀚天、吴双四位同学为四场讲演起草了新闻稿，本书在收入安德森演讲文本的同时，也收入了四位同学对于安德森与评议人之间讨论的总结整理。孔元、吴双、叶开儒、张瀚天等参与了相关接待工作。
具体到本书文稿的整理和翻译，《19世纪的大国协调》由赵寰宇同学翻译，魏磊杰校对；《21世纪的大国协调》由张瀚天同学翻译，章永乐校对；《民族主义的他者》由魏磊杰翻译并校对；最后一篇《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由吴双同学翻译，魏磊杰校对。安德森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圆桌讨论会文稿则由多人整理而成，他们是殷之光、刘晗、孙璐璐、孔元、吴双、杨博文，两位编者做最后校对。安德森访谈则由丁雄飞先生整理编辑，在此我们感谢《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与丁先生的授权。当然，本书翻译与编辑工作的一切错漏之处，概由两位编者负责。
赵寰宇译 魏磊杰 校
今天来到北京大学，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的演讲主题将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的特点和命运，这将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基准，以反思在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新兴的国际体系。我所描述的时代将从1815年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开始，直到一个世纪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这一时期几乎全世界政府的统治原则都是君主制，其形式有所差别——不仅在欧洲，在中国当然也是如此。在此，请允许我说点个人的事，家父年轻时代曾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他是“辫子军”统帅张勋试图复辟清朝的见证者，当时子弹曾经穿过他在北京市中心的办公室。
当结成联盟的君主们最终击败拿破仑，进而聚首维也纳意图解决滑铁卢战役后的欧陆事务之际，彼时的欧洲又出现了怎样的政治秩序？他们所设计的体系后来被称之为“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这种协调支配着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直到四十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而其余温则至少维持至1884年的柏林会议。在此，请允许我指出这个体系所具有的几个主要特点。这项在维也纳达成的和平协议旨在避免任何可能的倒退，缔约的君主国们不想让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自身所遭受的苦难再次上演。这种大国协调乃是共同政治阵线的一种制度化产物，意在防范两种危险：一方面，在欧洲发生进一步革命性动乱的任何风险——这种动乱曾对它们产生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发生的任何可能促发此类动乱的战争之风险。
这种协调由当时的五大君主国组成——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法国——当时亦常被称为“五强共治”。促使它们彼此团结一致的乃是对于任何共和政治秩序理念的绝对敌视。维也纳协议旨在扑灭此类理念，即便它已经不再对“五强共治”构成任何威胁。同时，该协议还废除了延续数个世纪的城邦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并确保波兰继续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所瓜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口号是“正统主义”（legitimism），所有现代的“合法性”概念都源自于此。正统性——即统治的资格——专属18世纪及更早时代旧政权的世袭王朝，它们是唯一与排他的王族。欧洲复辟的目的就在于防范革命以及能够引爆革命的战争之危险，在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定期会议制度，来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这些会议的目的意在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外交分歧，并确保既定秩序不会遭到任何受法国大革命理念启发的民众冲击之风险——在必要时则通过武力干预的方式来抑制任何旨在颠覆现政权的企图。
当这类动乱于1820年首次在意大利南部爆发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个中东欧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大国协调的框架内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它们宣称：“由于革命而遭逢政府更迭的国家，若其后果威胁到其他国家，事实上便自动丧失欧洲同盟的成员资格，而倘若基于此种改变，对其他国家产生直接威胁，则诸大国有义务采用和平手段或必要时通过武力，将负罪国重新拉回到神圣同盟的阵营之中。”奥地利军队迅速前往那不勒斯，恢复了此地的君主制。第二年，希腊爆发了旨在反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起义。奥斯曼帝国并非维也纳体系的组成部分，且是俄国的传统敌人；而希腊起义军也呼吁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形下，俄国具有一切宗教层面和领土层面的理由来协助希腊人，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却拒绝了。他说：“毫无疑问，似乎没有什么比同土耳其进行一场宗教战争……更能符合我的利益了。但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突发状况中我看到了革命的迹象——所以我拒绝了。”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告诉他的那样，希腊起义乃是“有组织的反叛精神的一个分支，而这种精神正在整个欧洲系统性地蔓延开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声称，最好让希腊起义“在文明的边界之外自行燃尽”。在这种情形下，土耳其以最野蛮的暴力镇压了起义。在两年之后的1823年，西班牙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军官们推翻了早已民怨沸腾的国王斐迪南七世，同样引发了法国军队的入侵并最终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王位。在其他事例中，比如1830年的比利时起义，在并未诉诸武力的情形下，却实现了基本相同的政治目标。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明确指出，“不干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它或多或少就意味着干涉”。当遍及欧洲的革命在二十年之后于1848—1849年全面爆发之时，俄国派遣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反抗奥地利君主制的起义。就大国协调而言，反革命的警惕便是欧洲需要为和平付出的代价。
然而，复辟时代的新奇之处不仅仅在于这种军事干预的模式。同样新奇的是，五个大国决心不再允许那些过去曾使它们分裂的诸多对抗——过去常常为拿破仑所利用——再次导致它们彼此之间发生毁灭性的战争。欧洲需要有一种不同形式的均衡，取代今人广泛认为滋生强烈危害旧秩序之冲突的传统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种均衡并非破坏稳定的竞争，而是加强稳定的协作，以维持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平。大国协调机制的功能，正如其名称显示的那样，就是让欧洲各大政治力量之间实现协调（coordination）。对其在文明化目标上所取得的成功，历史学家给予了赞颂。在体系形成之后的四十年中，直到1854年——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前所未有的时间跨度——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基本上保持了和平。
在大国之间实现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结构相似性或实质性的平等。在“五强共治”时代，沙皇俄国自身可被归类为一个依靠农奴制的封建专制政体。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即使梅特涅能在大国协调机制中折冲樽俎，但也只不过是一个构造畸形但却稍微不那么具有压制性的帝国。在耶拿战役败于拿破仑之后，普鲁士王国已在其改革时代（Reform Era）实现了现代化，而在1815年之时就已经占据了德国西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拥有着组织优良的官僚体系和教育制度，农业已然不再依赖于封建农奴的劳动。相对而言，不同于上述三个专制政体，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法国，即便在国王查理十世治下最为反动的时期也仍是一个拥有着书面宪章和民选议会的君主立宪政体。不过其议会建立在最为褊狭的选举权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在1830年路易·菲利浦上台之后有所拓宽，虽然幅度不大。最后，英国，而且也只有英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议会制政体之下，它充分掌控着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和第一个全球性的帝国。
尽管这五个大国在社会架构和国家体制方面相去甚远，但共同抵制来自下层的政治威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它们并非总是处于同等的地位。在“五强共治”中，霸权由英国和俄国共同分享，前者是最富有的国家并拥有强大的海权力量，而后者则是最大的国家与陆权大国，在神圣同盟内部享有英国望尘莫及的与奥地利和普鲁士更为亲密的关系。尽管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官方意识形态相互对立，但这个时期就它们对于欧洲的统治而言，两大帝国还算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维也纳会议决定了欧洲的命运，而欧洲之外的规则却大相径庭。在那里，大国之间的传统竞争仍在延续，因为两大霸权正在扩大它们的帝国版图，一个在陆地上，另一个在海洋上，而其他大国则为它们所应享受的殖民地、仆从国以及兼并区域的份额而争斗。实际上，被协调机制所压抑的好战情绪由中心输出到了外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西方帝国主义恣意妄为的时代，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一些小国都争先恐后地占据这个地球上更多的土地以便利于事后的榨取。英国在欧洲与拿破仑进行对抗之时，已经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并继续扩大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吞并马来亚、攻击中国、占领埃及。法国抢占了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俄国则将势力扩展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美国肢解了墨西哥并占领了夏威夷，而非洲则基本上处于欧洲诸国的争夺浪潮之中，这片大陆最终在1884年柏林会议上被欧洲殖民列强瓜分殆尽。
在此过程中，欧洲猎食者之间的帝国竞争如火如荼，美国也适时参与其中，但彼此之间从未因海外领地问题而刀兵相见，直到美国决定从西班牙手里夺去古巴和菲律宾。除此之外，军事侵略针对的是属民，而不是它们自己。柏林会议达成了瓜分非洲大陆的共识。在19世纪末欧洲列强甚至联合起来向北京派出了一支帝国主义远征军（彼时日本也加入其中），以帮助维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统治——清政府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在种族上深具排他性的王朝，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还成了一个卖国政权。
这就是此种国际秩序具有的双重特性，由在反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君主国们于维也纳会议上所设计并结合均势体系，以维护欧洲的和平以及在亚非进行帝国主义征服和掠夺的大混战。这一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涵盖整个世界。在维也纳体系之中，仍然存在两个“异质”地区：一个地区促发了结构性的后果而另一个则没有。第一个地区是美洲。因为在大国协调——为在欧洲王朝复辟时代推行反革命的秩序而创立——的时代，解放战争的成功使得西属美洲摆脱了殖民统治，而巴西则以更为和缓的方式——虽然较之通常的认识实际上发生了更多的战争——脱离了葡萄牙的统治。
这些动乱均始于欧洲。1807年拿破仑将布拉干萨王朝赶出葡萄牙，并在1808年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当斐迪南七世被拿破仑废黜的消息传来之时，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开始风起云涌。然而，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之际，除了拉普拉塔（今天的阿根廷）之外，所有这些争取独立的斗争都被镇压了。尽管如此，令人颇感吊诡的是，正是在欧洲大国协调最具政治支配力之时，西属美洲发生了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独立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从1817年玻利瓦尔在奥里诺科河登陆以及1818年圣马丁攻入智利，直到1824年岁末几天在秘鲁阿亚库乔赢得的最终胜利。
那么，在拉丁美洲，十几个共和国——这正是后革命时代的欧洲确立的君主国联盟意在压制的政治形式——的创建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答案在于，1815年的西班牙日渐式微，使得它无法再在“五强共治”机制当中保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了五个大国所担心的倾向于革命的力量。1820年，在等待一支俄国舰队前往加的斯（Cadiz）运输试图重新征服美洲的西班牙远征军时，一场反对波旁王朝专制统治的军人起义爆发，切断了俄国舰队本将运输的殖民力量增援。三年后，法国专制王朝派遣一支远征军以镇压西班牙的自由主义革命并恢复斐迪南七世的统治，但它只是分化了驻西属殖民地西班牙军队的忠诚，从而确保了1824—1825年南美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当反革命在欧洲甚嚣尘上之时，西属美洲则逆流而上，经历了历史上第一个革命运动的大联动——不仅仅是一次起义，而是一系列起义相互交织而成的链条。
在葡属美洲，去殖民化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同前述情形相同，导火索亦在欧洲点燃：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一年后入侵西班牙。但有两个关键差异将巴西与西属美洲的经历区分开来。首先是英国扮演的角色。英国政府不仅组织布拉干萨王朝迁往里约热内卢，进而避免了因拿破仑推翻波旁王朝统治而在西班牙殖民地造成的权力真空及其革命后果，而且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葡萄牙流亡政权的保护国，使巴西很快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当葡萄牙国王决定留在巴西这一更富庶的领地时，一位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侯爵——则在里斯本作为总督统治着葡萄牙。而当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爆发，要求若昂六世回归之时，又是英国不仅让这位国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到葡萄牙，而且还把他带回了葡萄牙。当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在一年后宣布巴西独立时，其获得了伦敦的许可（placet），因为这个立宪帝国避免了——采用英国首相坎宁的话说——“普世民主的罪恶”；而这次又是伦敦强行规定了葡萄牙接受巴西独立的条款，包括要求巴西为失去占有权的葡萄牙支付货币补偿的独特做法。去殖民化的第二个关键区别在于，奴隶制在巴西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远远大于任何西属美洲殖民地，这就使得当地有产阶级——地主、商人和官僚——不可避免地更加保守且恐惧从下至上的剧变。然而，尽管具备了这些条件，最终造就的结果仍然打破了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正统主义原则，尽管巴西的去殖民化不如西属殖民地独立战争那么激进，但与后者的胜利结果不谋而合，而且在客观上也对后者构成了侧面的支持。
如果说拉美的政治景观因此成了19世纪的一个异类，那么它事实上并未对在维也纳所创立的国际体系产生任何更为广泛的影响——地理上太孤立，太远离欧洲，太容易被英国与美国一前一后非正式地控制。在其他逃脱“五强共治”安排的地区，情况则更为不同。尽管奥斯曼帝国在地理上深入东南欧，但它既没有被邀请赴会，会议更没有讨论到它，最终被维也纳协议排除在外。即便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它又怎么能够被自我定位为基督教国家之间所缔结之盟约的大国协调机制所兼容呢？对于其中的四个国家而言，这个盟约是一个神圣同盟，致力于追求《圣经·新约》中所言的“正义、仁爱与和平”。在压制了雅各宾派主张的无神论和世俗主义（或至少期待达到这一结果）之后，它又怎么能够与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存在理由就是旨在捍卫伊斯兰教的政权和谐共处呢？根据定义，作为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奥斯曼苏丹国并不符合欧洲法学家们不久之后所称的“文明的标准”。在维也纳，土耳其明显被排斥于我们时代的卫道士们所界定的“国际社会”之外。
击败拿破仑后所创立的大国协调的地缘政治秩序取决于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之间的明确边界：前者由五强治下的欧洲组成，在那里和平得到尊重；后者——核心区域之外的世界——则被输入以领土侵占和殖民压迫为主要形式的暴力。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客观上要求其边界应当是封闭的。但是由于未将奥斯曼帝国融入这一协调体制之中，该体系便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土耳其帝国占据了欧洲大陆的整整四分之一，覆盖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并横跨安纳托利亚直到整个中东，而且名义上至少还领有除了摩洛哥之外的整个北非。这不仅使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地中海国家。与此同时，它所具有的另外两个特征使得奥斯曼帝国对于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长期的威胁。一方面，它对于东南欧——今天的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及希腊——的统治越来越被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基督徒们所厌恶，民族意识逐渐被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所唤醒，反抗此起彼伏，一马当先的是希腊独立运动。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摇摇欲坠、腐败、技术落后的政权，尽管它的地理疆域广大，但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权重越来越明显地弱于欧洲的主要大国，这无疑激发了“五强共治”中的四个国家的扩张野心。在征服高加索地区之后，俄国将伊斯坦布尔视为其进入地中海的潜在门户。英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障通往其帝国的印度部分的战略交通线，由此力图确保没有其他欧洲大国能够控制埃及。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实际上曾短暂占据埃及，较之英国，它在地中海东岸拥有着更为持久的商业利益，并与奥斯曼帝国早就建立了外交联系，因此更急于恢复其原有地位。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直接毗邻，进而最直接地受到因这一近邻连续不断的民族叛乱而导致的政治动荡的影响。由此，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四个大国皆有着自己的算计，它们都不相信这个腐朽的苏丹国可以作为帝国长久地存活下去。同时，每个国家都忧心其他国家的野心，而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让其对手们择肥而噬。
这种不稳定的均衡被巴尔干人民的骚乱打破了——由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领头，保加利亚人紧随其后，特别是在俄国开始以维护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团结的名义在背后资助这些反抗时，奥斯曼帝国表现出愈发绝望的应对态度。最后，在1854年，奥斯曼土耳其挑起了一场与俄国的战争，英法两国由于担心土耳其失败，组成了共同对付沙皇俄国的联盟。奥地利王国虽在仅仅五年前得益于俄国的军事干预才从匈牙利的革命中获救，但它却拒绝对往日的恩主提供帮助，其外交大臣声称“我们的忘恩负义将震撼整个世界”。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的登陆，最终造成了俄国的重大失败。这次事件使得维也纳体系遭受沉重打击，五强之间的团结一去不复返。由此造就的结果是，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欧洲内部的战争再次爆发。在俄国接受克里米亚失败三年之后，法国在意大利北部攻击并打败了奥地利，俄国拒绝在奥地利需要之时施以援手以报复奥地利的背信弃义。七年之后，看到日渐衰败的奥地利，普鲁士转而攻击并打败了它，并在又一个三年之后经由普法战争而击败了法国。自此，维也纳体系看起来已经土崩瓦解了。
然而事实上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这些战争都是短暂且有限的——最大的一场冲突克里米亚战争持续了不到两年，而法奥战争、普奥战争以及普法战争仅仅在几个月内就匆匆收场了。这些皆是在“五强共治”之下发生的冲突。这是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在经历1848—1849年的欧洲动荡之后，欧洲的君主们已经不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害怕战争和革命之间的转化关系——事实上，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自上而下控制得当的战争完全可以作为消弭自下而上之革命危险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战争反而是它们意在维护的社会秩序稳定的信心标志。巴黎公社革命起义的确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曾经令人担心的方式爆发了，但它却被迅速地镇压，似乎证明了军事战争和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系已被打破。有限战争与和平的迅速恢复似乎成为新的规则。在1877—1878年间，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击败了土耳其，威胁到了东南欧的势力均衡，于是五大列强再次聚首，以确保获得迅速且温和的和平，这次会议赋予了奥地利重大的领土权益，以平衡俄国在独立的保加利亚所处的支配地位，英国则控制了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这次参加了俾斯麦主持的柏林会议的外交谈判，但是是付出代价的一方。
又经过了六年，不少于十三个殖民列强（美国此时已加入进来）再次聚首柏林开会，以划分它们各自在非洲的势力范围。维也纳体系及其秉持的原则似乎重新回到正轨。十六年之后，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五国军队加上来自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特遣分队，在由担当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德国人的统帅下，组成“八国联军”共同侵略中国，以打击旨在“灭洋”的骚乱并向腐朽的清政权索取巨额的赔款。在维也纳会议上构建大国协调机制的这几位建筑师们——梅特涅、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和塔列朗——很可能为他们的后辈子孙们作出在西方被礼貌性地称为“中国救援远征”（China Relief Expedition）的行动而感到骄傲，而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塔列朗的格言：“不干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它或多或少就意味着干涉。”在如此远离其祖国的土地上，这些可能被今人称为“国际社会”的列强从未展现过如此团结一致的决心。这似乎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者之间协作的顶峰——掠夺者之间的和平，以及它们对于那些逾越“文明标准”的国家所发起的战争。
这个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1900年入侵中国将被证明是这个国际秩序的挽歌。因为“五强共治”之下三四十年之前的战争并未让国际秩序原地踏步，相反，这些战争将普鲁士王国转变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进而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从而改变了国际秩序。这是维也纳体系所依托的势力均衡所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维也纳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俄国——乃是分居欧罗巴两端的拱卫力量，各自所属的帝国皆远离欧陆的中心，每个都朝相反方向伸展进而深入亚洲。现在，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首次处于欧洲的最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与欧陆政治平衡完全不同的命题。此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德意志帝国并不仅仅拥有较之法国、奥地利、英国更多的人口，同时也具有与“五强共治”体系的其他成员旗鼓相当的工业及文化发展水平（俄国在这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而且很快也显示出其本身具有更大的经济、技术和科学活力。在1815年，只有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并造就了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已经遍及整个欧洲，随之而来的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不平衡。
到1900年，尽管德国仍然拥有一个更为庞大且并不先进的农业部门，但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它占据的殖民地却少得可怜，甚至还不如比利时、荷兰或葡萄牙这样的小国，更难以企及法国与俄国所占据的庞大属地，当然，较之占据覆盖四分之一地球的大不列颠帝国，更是天壤之别。看到德国不断崛起，英国愈发警觉，并将其视为对欧洲内部均势观念的一种威胁。同样，德国愈发以愤怒的眼神看待英国，并将其看作对全球均势构想的一种破坏。鉴于德国开始考虑如何纠正欧洲以外的巨大失衡，英国越来越坚定地捍卫其权益，一场海军军备竞赛遂随之展开。根据列宁的解释，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深深地根植于德国工业势力与殖民列强阵营之间存在的矛盾。法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皆与德国接壤，要比英国更为直接地受到德国崛起的威胁，由此它们最先采取了行动，于1894年结成一个防御性联盟。而在那之前，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一直都是俄国，但在1907年与俄国达成关于共享对波斯的帝国主义控制协议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从而使得英国更为接近法俄轴心。
第二年，当法国转而接管摩洛哥，而受到德国对其权力的挑战之时，英国支持法国，德国被迫让步。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仍重复了相同的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尽管殖民扩张可能导致诸国之间的竞争，但却不会发生实际的冲突，欧洲列强之间的这项规则受到了尊重，战争得以避免。法国于1830年占领了阿尔及利亚，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并被获准将摩洛哥纳入其帝国版图，如同英国于1884年以类似方式将埃及纳入大英帝国那般。同时，意大利在这一殖民掠夺中不甘屈居人后，由此入侵了利比亚——不同于摩洛哥，它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于1911年将其吞并，这使得彼时是伊斯坦布尔事实上统治者的青年土耳其党的军官们深受刺激。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都是维也纳体系外围的领土，在那里，欧洲大国们实施的暴力长期获得许可，甚至受到鼓励。它们并未威胁到欧洲内部的和平。
在由核心与外围——它们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交界之处的鸿沟所造就的危险区域内，情形则完全不同，这个危险区域就是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在1908年，奥地利对俄国在该地区愈发强大的影响力而感到愤怒，同时对塞尔维亚煽动境内的斯拉夫民众反对其王朝政权感到惊恐，遂正式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实这两个地区曾在俄国不满的情况下早已被柏林会议非正式地交由奥地利代管。四年后的1912年，新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希腊——四国联盟发动了一场旨在将土耳其驱逐出其在欧洲最后几个据点的联合战争。只是因为太过成功，这场战争进而引发了围绕如何分割战利品的另一场战争。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拒绝了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使得土耳其重新恢复了较之它原本能够恢复的更多领土。由此造就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充满争吵和仇恨的巴尔干火药桶：彼时此区域内弱小的新民族—国家和传统的欧洲大国之间分化为两个阵营——德国和奥地利同属一个阵营，俄国、法国和英国则在另一个阵营，每个阵营都决心防止另一方阵营或其当地盟友损害自己的利益来获益。
多年以来，奥地利一直都是五个大国中力量最弱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内部最为缺乏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认同，因此最容易受到种族和语言紧张局势的影响。对奥地利而言，只有巴尔干地区可能成为它扩张的前沿阵地，然而其本身又受到该地区呼吁躁动不安的各少数民族加强团结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威胁。最后，在1914年，这种爆炸性组合引爆了整个欧洲的战争，而这正是政治家们在1815年建立首个正式的现代国际体系所意欲避免的情形。比他们所能设想到的更糟糕的是，这个体系在一场更可怕的灾难中灰飞烟灭了，而且产生了他们一直以来最恐惧的结果——在俄国爆发了一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皆与他们所反对的法国革命相当的革命。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意在建立一个持久的国际关系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对于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前者乃是享有和平保护的欧洲，后者则是放任进行战争的广阔的、由世界其余部分构成的非欧洲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被视为可供欧洲列强予以任意分配的战利品。尽管如此，从一开始，这个设计就存在一个被忽视的缺陷。核心区域和外围地区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封闭的，因为它将不够“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奥斯曼帝国排除在了大国协调体制之外，由此便留下了一道致命的地缘政治鸿沟。尽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据了大片地区，但它既不被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也不被视作可供殖民入侵或吞并的外围世界的一部分。在逻辑意义上，伴随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五强共治”维持的和平首先在这一鸿沟出现破裂，接着奥地利大公于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之时，这一和平在同一鸿沟被永久性地摧毁。实际上，通过这道鸿沟，所有暴露在外围的暴力都席卷回核心区域，并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巨大爆炸力将其炸得七零八碎。
击败拿破仑后建立的君主制秩序是自觉且明确反革命的，旨在巩固当时贵族精英的政治权力，消除人们对于在法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共和国的记忆，并粉碎所有民众和民族抱持的意在建立较之欧洲旧政权更为自由、更为美好的社会的渴望。然而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残余的封建势力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混合体：一伙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动力机制，在列宁和熊彼特那里以不同方式获得理解——先进工业的不均衡发展，相差悬殊的海外领地分配现状，加上根植于封建历史的欧陆贵族统治阶级对于民族声望与战争荣誉所抱持的军国主义法则，统统被包裹在彼时自诩为“自由文明”的事物之中。可以说，这个政治秩序引入的许多机制仍然在今日的国际图景中存留——管理世界事务的主要大国之间的定期会晤，正义与和平的常用修辞，频繁的国际协调以及对其频繁的违反，军事干预及以不干涉名义的政治干预，人道原则和合法性原则以及掠夺和压迫的实际做法。所有这些都汇聚在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上，双方都宣称它们发起战争系出于最高的正义，但却使得欧洲陷入了野蛮状态，并将欧洲之外诸民族拖入到相互屠杀之中。这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造成约1800万人死亡和2000万人受伤。
不幸的是，在中国，甚至当时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在其中——支持国家参与这场大屠杀，由此有十四万劳工被派遣到欧洲西线战场，而在东线战场则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万至50万劳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中国获得的奖励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参加相当于20世纪维也纳会议的凡尔赛和会。在战争刚刚爆发之时，袁世凯向英国提出中国参战，以换取从德国手中光复青岛。尽管彼时英国正与德国交战，英国仍然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因为担心这可能会鼓励中国政府恢复香港主权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将不得不再等待80年方才得以实现。这便是帝国的逻辑。在凡尔赛，日本得到了青岛，而英国和法国两国瓜分了中东地区。然而，旧的国际秩序却无法得以恢复。从历史上看，中国因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长期统治中国的满洲王朝而领先于世界潮流。在1918年，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俄国的君主统治都土崩瓦解了。共和体制以往只限于美洲诸国和1870年遭受耻辱的法国，而在今后将成为一般性的规则，革命将从俄国蔓延到许多其他区域。为此，需要建立另外的国际体系以遏制这些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