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章永乐　魏磊杰

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收录了佩里·安德森教授2016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公开演讲的讲稿、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圆桌讨论的文字记录以及《上海书评》对他的专访。这也是一本极具思想厚度的书，凝聚了安德森教授对于当代世界自上而下的统治政治与自下而上的反抗政治的诸多基本观察和分析。我们相信，它对于重构当下中国的“内外观”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佩里·安德森，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论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从1962年起长期主持《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创办“左页”（Verso）书局，批判英国例外主义，推动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显著提升了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理论水平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安德森迄今共出版了14本英文专著，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力，其中1974年出版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广受赞誉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地带》《后现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新的旧世界》，其他作品（如《印度意识形态》）正在陆续翻译之中。

佩里·安德森的家族与中国有不解之缘。他的父亲詹姆士·安德森（James Carew O'Gorman Anderson）从剑桥大学退学之后，于1914年来到中国，成为中国海关的一名职员，一直干到1941年离开中国为止，他曾在北京、上海、重庆、延吉、汕头、南宁、海口、昆明等十几个中国城市的海关任职。佩里·安德森在中国孕育，在伦敦出生，而他的兄长、闻名遐迩的民族主义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是在中国昆明出生的。佩里·安德森幼时曾随父母在上海居住，后就读英国伊顿公学，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20世纪80年代曾任教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佩里·安德森多次访问中国，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访问其父亲曾任职的各个城市，一方面是回顾安德森家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安德森对中国的思考与书写，是镶嵌在他对全球秩序走向的理论探索之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是理解中国在当代资本主义支配体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探寻中国能够为突破这一支配体系贡献的新的可能性。

安德森对于国际体系的研究兴趣由来已久，其1974年的成名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即将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作为解释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变量。尽管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版专门论述国际体系的专著，但他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隐含着国际体系的视角。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崛起，安德森开始系统地论述国际体系，以及当代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其问题意识在于探究这次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否能像一百年前的历史转折一样，产生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收入本书的一系列演讲和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际体系中的统治机制（包括霸权）以及反抗运动而展开的，涉及了霸权的观念、大国协调机制、国际主义、国际法、对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反抗等一系列主题，当然也涉及安德森个人的学术生涯。以下略作概括，以助读者理解。

第一篇《19世纪的大国协调》，是2016年10月18日晚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首场演讲。在其中，安德森系统探讨了1815年形成的维也纳体系的特征、演变和内在缺陷。安德森指出，维也纳体系的基础是王朝国家为了防止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共和革命而设计的协调机制，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使得欧洲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但这一协调机制未能将奥斯曼帝国纳入，从而留下了很大一道鸿沟；而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使得原有的协调机制难以为继，维也纳体系边缘地带的暴力通过上述鸿沟传递到核心地带，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篇《21世纪的大国协调》，是2016年10月20日晚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第二场演讲。安德森以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为原型，探讨新世纪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五强共治”的可能性。新“五强共治”的基础是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羞辱而非重新包容俄罗斯，以及美国从未放弃在中国推动政体改变，使得这一协调体系存在巨大的内在缺陷。安德森直接从19世纪跳到21世纪，并不是不重视20世纪。20世纪发生过大规模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在这种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19世纪的遗产强势回归，这一背景也使得21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类比成为可能。完美的大国协调，意味着完美的资本秩序，然而这是值得追求的吗？安德森在演讲的最后提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即透露出其批判的锋芒。

如果说前两篇演讲主要是讨论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安德森于2016年10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发表的第三篇演讲《民族主义的他者》则更多地涉及自下而上的反抗。安德森将“国际主义”界定为意在超越民族，建成一个继续以民族作为基本单元的更大的共同体所做的任何思考与实践，设置了五个参数，对国际主义的演进历史进行分期，并阐明各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资本的力量曾经长期借助民族主义来建立统治，而反抗的劳动的力量，往往采取国际联合的方式。在冷战的秩序下，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加强经济整合，民族主义力量遭到削弱，美国这一霸权发展出自身形式的国际主义，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却经历了一个衰变的过程。在本书所收《圆桌讨论实录：霸权、国际秩序与民粹主义》，安德森敦促学院里的师生“学习、回顾、思考和传播国际主义的优良传统”，其背景即是压迫性力量日益联合、反抗性力量各自为战的现实。

第四篇演讲《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于2016年10月25日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发表。在演讲中，安德森回溯了国际法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个概念的起源，进而对国际法的本质进行剖析。安德森认为国际法在实践中从来都是霸权自利的工具，并不是真正国际的；而从霍布斯—奥斯汀的“法律命令说”传统出发，安德森认为国际法也不是真正的法，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意见（opinion）——说国际法是一种意见，并不等于说它不重要，因为所有的霸权（hegemony）都需要自愿的服从，因此营造一种使人自愿顺从的意见就甚为重要。这一对国际法的探讨，是安德森对霸权观念探讨的继续。

第五篇是安德森2016年10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交流会上与汪晖、黄平、崔之元、章永乐、刘晗等学者圆桌讨论的文字记录。安德森以自己的两本书《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与《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为中心，展开了他对当下世界形势的看法，特别探讨了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运动，深入分析其本质。而其他学者的评论和问题，也围绕着当代世界统治结构的危机和反抗政治的局限性而展开。安德森的基本观点是，虽然当下欧美的统治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然而优势仍然在新自由主义一边，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式的反抗仍没有为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提供可行的选项。

第六篇是《上海书评》编辑丁雄飞先生于2016年11月初对安德森所做的长篇访谈（最后两个问题系2017年书面补充采访），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访谈分成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谈到了风格与形式、一般的方法与特殊的方法、霸权国与霸权体系、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儒家与法家；在第二部分，安德森教授谈了他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的看法；在第三部分，安德森教授谈了当下全球的智识状况、英国脱欧的原因、特朗普与美国霸权的关系、法国大选的后果。在这一访谈中，安德森教授回到了他在演讲和圆桌讨论中所提到的诸多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读者如果关心他对自己学术生涯和学术风格的总结，这篇文章将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信息。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一百年前的1917年，维也纳体系业已崩溃，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在今天，冷战之后以美国为单极霸权的体系已经出现松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新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巴黎协定》，尽力减少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在获得大幅提升，在许多方面不再仅仅是既有规则的遵循者，而是越来越多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去。

但是，正在形成的新国际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更是因为中国的自我认同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的目标，究竟是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加入统治建制，享受权力，承担责任；还是致力于修改既有的国际规则，打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体系？对于安德森而言，中国的走向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终究不过是他的全球观察的一个案例。而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社会内部的行动者而言，中国的国际抱负和选择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日常生活状态，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养小、送老等方方面面。一个满足于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国家，在国内治理中也很难会有意愿推进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为克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做出真正的贡献。中国当然有可能通过“走别人的路”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会继承这个体系本身的结构性危机。

中国究竟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塑造世界，与其依循什么样的中国观来塑造中国，二者绝不可能割裂开来。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观的自然延伸与同心放大，二者内外同构，终究都是要回应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20世纪中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外关联互动的范例。这场革命既是一场民族解放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具有强烈国际主义抱负的革命，今天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生动地展现了它的两个方面。而将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是对剥削与压迫的反抗，以及对一种更为平等与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国在这场革命之中建立的诸多关系，如与亚非拉国家及人民的密切联系，在今日中国的经济贸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中国作为发达国家经济竞争者的角色，对于相关地区的民众来说，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然而，更大的期待是，在生活方式上，中国终究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何种新的可能性？中国究竟要充当现状的消极的维持者，还是积极的改革者？

在这一系列演讲、讨论和访谈中，佩里·安德森很少直接讨论中国，但对于其他国家的诸多探讨，隐含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作为编者，我们未必赞同他对中国的所有判断，但他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的冷静分析，以及对中国贡献的期待，值得我们反复玩味，并做出认真的回应。

最后，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对本书的成型做出贡献的机构与个人：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特别是项目组织者韩笑先生以及国际合作部秦晓文女士，为安德森在北京大学的讲学提供了项目支持和基础后勤服务；汪晖教授及其主持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为安德森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和交流准备了相关条件。汪晖、潘维、崔之元、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易平、陈一峰这六位学者在安德森的北大演讲中担任了评议人；安德森先生在清华的座谈会，则由汪晖教授主持，黄平、崔之元、章永乐、刘晗担任了评议人。徐亮迪、孙一先、张瀚天、吴双四位同学为四场讲演起草了新闻稿，本书在收入安德森演讲文本的同时，也收入了四位同学对于安德森与评议人之间讨论的总结整理。孔元、吴双、叶开儒、张瀚天等参与了相关接待工作。

具体到本书文稿的整理和翻译，《19世纪的大国协调》由赵寰宇同学翻译，魏磊杰校对；《21世纪的大国协调》由张瀚天同学翻译，章永乐校对；《民族主义的他者》由魏磊杰翻译并校对；最后一篇《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由吴双同学翻译，魏磊杰校对。安德森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圆桌讨论会文稿则由多人整理而成，他们是殷之光、刘晗、孙璐璐、孔元、吴双、杨博文，两位编者做最后校对。安德森访谈则由丁雄飞先生整理编辑，在此我们感谢《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与丁先生的授权。当然，本书翻译与编辑工作的一切错漏之处，概由两位编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