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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美国超过了19世纪欧洲协调体系中两位联合霸主的地位。如果我们以其他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合作程度为指标，来评判21世纪大国协调体系出现的可能性，那么当今其他大国的角色较之当年又如何呢？如果以2000年前后若干年为基准，这种合作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新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毕竟在21世纪初，美国已能够在俄、印的援助下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它还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支持和协助，占领伊拉克；同时在其他大国的配合下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那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和北约（NATO）的势力毫无阻碍地扩张至俄罗斯的边境；印度成为美国的核伙伴。海湾战争之后，老布什总统宣告在主要大国共识基础上建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当时无人提出反对主张，而十年之后的情况看来是对他的确证。
今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国际体系的显著变化，动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回望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协调体系，成员国包含四个战胜了拿破仑的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包括完败的法国——拿破仑曾经统治的国家。在维也纳会议重组欧洲势力版图时，战胜国出于谨慎并没有怠慢法国——不剥夺其原有领土，不将其排除于协调体系之外，也不以其他方式对其进行严厉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们在法国扶植的波旁复辟王朝缺乏民众支持和民族的合法性（national legitimacy），这些战胜国担心，把一个过于屈辱的和平协定强加于法国，只怕会侵蚀这个王朝的政治基础，最终酿成它们最恐惧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反革命的审慎态度促使它们对战败国法国采取了温和的处理方式。
苏联的覆灭意味着西方世界最终成为冷战的赢家，与当年反法同盟击败拿破仑一样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再次上演，然而此时西方世界已不必像反法同盟对法国所做的一样，从外部强加任何复辟政权。叶利钦时代的精英们在后苏维埃时代心甘情愿地投入资本主义阵营，其热忱甚至远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与此同时他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对当时的外长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有句著名的评价，形容他更像是美国驻莫斯科领事。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原属沙俄的大片地区，包括18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划入俄国领土的斯拉夫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叶利钦为了谋权放弃了这些领土，加上大规模的腐败和政府经济管理上的无能，所有这些都极其不得人心。
为了使经济重回正轨，普京在刚上台之际，也极力迎合美国。但是，得到欧盟支持的华盛顿不顾本国强硬派冷战人士的警告，公开蔑视俄罗斯，违背老布什的承诺，把北约扩张到了俄罗斯边境，企图直插俄罗斯的后院——高加索地区，还试图在乌克兰扶植亲美政府，以达到对俄罗斯的合围。此举招致俄罗斯的反击，俄政府收回克里米亚作为报复。此后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深受其苦。换言之，西方遵循了一条与维也纳体系战胜国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改当初在处理法国时的谨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压制。导致十二年前热衷参与美国所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俄罗斯走上修正主义之路，它拒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现状，并志在扭转这一格局。然而俄罗斯所谋求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其主要诉求是，尽管人口和领土大大减少，俄罗斯仍应被承认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国。为了重获这一地位，俄罗斯在中东积极部署军事力量，以挫败美国和欧洲国家意在推翻叙利亚政府的行动——俄罗斯这一行动本质上是解除制裁的谈判筹码。这些行动不会对美国主导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构成威胁，相反，俄罗斯的精英们仍试图融入这一体系。知晓这一情况的美国精英们也寄望于此，所以他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压迫至今还没有放松的迹象。只要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想要找回使完整的大国协调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前景阴云密布。
那么，在潜在的21世纪“五强共治”之中，另外三个大国又如何呢？欧盟面临着英国迫在眉睫的脱离，也面临着紧缩政策和移民涌入所导致的民怨，更不必说欧盟内部南北国家群体之间以及东西国家群体之间与日俱增的政治分歧。在此境况中，欧盟已经不再自命为照亮人类未来的光明灯塔。它深陷于不断加剧的内部问题中，在国际舞台上早已不是一个自主行动者。虽然实际付出了远高于美国的代价，它仍顺从地执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遵守美国对中国的设备贸易禁令，协助美国在北非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它的自主空间仅限于与华盛顿的财政、商贸争端问题上。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且也在寻求与美、日建立亲密战略伙伴关系，但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牵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维稳压力，与巴基斯坦的持续冲突，加上国民教育水平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滞后，使其无法在国际上扮演与其人口规模相称的角色。
最后，中国又怎么样呢？从尼克松访华到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大约三十倍，在此期间，中国在安理会只行使了一次否决权；而在1997—2007年的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四倍，2011—2014年的三年间，又增长了四倍。中国上一次独立行使否决权还是在1999年。自那时起，中国的所有投票都和俄罗斯一致，而后者运用自己的否决权更为任意，虽然不如美国那么频繁——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是冠军。而中国在行使否决权上态度的变化，其意义不言而喻：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在财富和力量上的伟大崛起，伴随着对美国霸权一贯的外交迎合，这遵循了中国六朝时代的格言——“韬光养晦”，即“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甚至在遭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贝尔格莱德使馆时，这一纲领也未曾改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韬光养晦”开始让位于“有所作为”。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继续保持着合作：两国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对全球变暖的共同关切，多形式的文化交流等。但是，只要对美国决策者及其智囊们的文献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就能看出两国建立更深层合作关系道路上的重重阻碍——两国的战略目标互不相容，透过表象来看，二者都不是安于现状的大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会任由远隔万里的美国在其家门口的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沿线实施海洋霸权——这是一种公然的对本地区的帝国主义干涉。如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会努力掌控自己的海域。在这方面，美国当下并不仅限于遏制中国。作为美国最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一，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eedberg）明确指出：“脱去外交辞令的外衣，美国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来推翻中国的一党威权国家。”换言之，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维护它在太平洋的控制权，而且是政权更替。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仍然被掩盖着，但要是认为冲突会轻易消失，那不过是幻觉。弗里德伯格指出，两国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