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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出版的《新乡土中国》，是我2001—2002年所写农村调查随笔的汇编。1998年至今，我每年都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农村调研，写《新乡土中国》时，刚学做农村调研，累计调研时间不足300天，且调研主要集中在我家乡的湖北荆门地区。到现在，我驻村调研的时间早已超过1000天了，几乎在除边疆地区的全国所有农村地区都进行过调研，且我所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3万个工作日，几乎每个时间段都同时有10人住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户家中做调研，可以说，现在我和我所在学术团队对农村的认识与写作《新乡土中国》时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深化。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不过，过了这么多年，我突然明白我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并不只是想沾费老的光，而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正是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正是“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个道理，我在2003年所写《新乡土中国》后记“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一文中已有表述。现在看来则是，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面，中国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全球化背景下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撑了“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是指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从而使农民家庭可以轻松过上“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老年父母在家务农，不仅可以获得务农收入，而且有房住，有副业收入，有邻里亲朋和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有社会关怀。在家务农，消费较少，空气清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务农收入足以解决全家温饱之需，务工收入就可以储蓄下来，用于购买奢侈品，用于下一代的婚嫁，等等。反过来则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可以让“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具有强大竞争力，从而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支撑“市场中国”的快速扩张。
不仅如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进城失败后返回家乡的可能。发生经济的或金融的危机，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人口失业，失业农民工可以返回家乡。正是进城农民可以返回家乡，使城市发展更可持续，中国经济更有能力抵挡各种危机的侵袭，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中国”更具有发展的持续性。返回农村，为农民提供了选择机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这不能不归功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可以返乡的制度安排。今天中国农民的村庄生活质量，要远好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温饱有余，有住房，有邻里，有情甚至有义，有根，有归属。
也就是说，正是稳定的农村，为中国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称为“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也就是新的“乡土中国”吧！
2003年出版《新乡土中国》时，我调查的地区比较少，时间也不够长，对所写乡村基本上是一个静态观察。2003年以后，随着调查区域的扩展，尤其是调研时间的拉长，对中国乡村的理解有了很大深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因为历史、地理、生态等等原因，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我在调研中逐步发现，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区域，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区域差异的理解。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几乎同时在三个层面发生巨大改变：一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二是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之前一直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比如宗族和农民家庭），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快速解体，形成了农村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一直构成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开始丧失，出现了农民价值之变。这三变几乎都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三变恰好发生在2000年前后，这样，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具体的时空下面理解新的“乡土中国”。
反观费老的《乡土中国》，非常有趣，就是《乡土中国》对中国乡村的描述，也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无时间，是因为费老所观察的1940年代的乡村还未发生如2000年开始的真正巨变；无空间则是，费老将中国乡村当作了一个整体，是对他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中国农村理想类型的描述，这个理想类型，一半来自费老对农村的有限调研，一半来自费老对中国传统的有限感悟，一半来自对西方社会的有限理解。三个“半通不通”，写出了一个融会贯通的《乡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中国》真是天才式的作品。
2003年以后，我继续在全国农村调研，又恰逢中国农村以上三大历史性巨变，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因此有了更加明确清晰的时空概念。2003—2007年的调研成果集中在我的两部专著《村治模式》和《村治的逻辑》中；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大型调查，主编出版了一套16册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2007—2009年的调研则收入到《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中。
2003年以来的调研和思考大致有四个方面的进展：第一，为2003年出版《新乡土中国》中缺少时空特征的中国农村定位，本次修订，我将努力加入自己最近10年对农村新变化的观察。第二，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对农村现象的描述相对朴素，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思考，之前的观察大都有所深化。本次修订，我希望对每个旧主题的思考都有所进展。自己以为，10年的努力是形成了明显学术积累的。第三，10年来，逐步形成了认识和观察中国农村乃至进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和方法。第四，10年中，我们还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默契且人数也不算少的学术团队。
我以为，经过10年的努力，修订的《新乡土中国》可以呈现出比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要成熟的关于中国乡村的描述和理解，且这样的描述与理解可以构成与费老《乡土中国》的承继关系。早在2006年，我们学术团队就自称要继承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修订《新乡土中国》就是这个学术继承的努力之一。
为了保持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的完整性，与出版社商议，本次修订保留了原版的全部文字、体例和结构。原版分六篇，另加苏力教授所写“序言”，一篇结语，一篇代跋，一篇后记，共有68篇文字。本次修订，六篇正文中的64篇文字，每篇都在原文之下加上了修订关键词和修订内容，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补农村新变化；二是增补我对农村的新理解。每篇修订内容字数，短则几十字，长则数千字。这样，修订后的《新乡土中国》，每篇就由原文+修订组成。再过10年，《新乡土中国》也许会出第三版，每篇再加上第三版修订内容，且每篇修订既包括对农村新变化的观察，又包括我对农村新理解的阐释，则第三版的《新乡土中国》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对中国农村“由盛到衰”的切身观察——再过10年，也许是20年或30年，中国的城市已经比较强大，农村不再可能也不被需要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发挥作用，中国因此不再是一个“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了！
最近10年对农村的观察，有很多是在2003年前未曾注意的方面。也就是说，《新乡土中国》一书中，缺失了一些对中国农村的重要观察，此次修订也就难以弥补这种缺憾。好在2010年出版的《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收录了大部分《新乡土中国》未曾关注到的内容。《乡村社会关键词》分为七章，分别是：农民收入与消费，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婚姻与家庭，价值与信仰，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农民行动单位，理性与理性化。从以上所列目录看，《乡村社会关键词》绝大多数讨论都扩展到了《新乡土中国》的范围之外。在《乡村社会关键词》的后记中，我说“本书可以看做是《新乡土中国》的续篇”，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也许在读过这本修订版《新乡土中国》之后，可以再找《乡村社会关键词》来读一读。
从刚过30岁时写《新乡土中国》，到现在40多岁修订《新乡土中国》，真是感慨万千。人生短暂。写作《新乡土中国》的记忆历历在目。修订《新乡土中国》，原本是准备作为一件大事来做，没有想到，修订的速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从2013年1月10日开始修订第一篇“半熟人社会”，到2013年1月20日修订完最后一篇“大理论与中观理论”，也就花了10天的时间，而且这10天时间还处理了各种杂事。之前17万字的小篇幅，变成现在33万字的中篇幅。修订进展远快于我的预料，我想不是我不够严谨，而是这10年我一直都在琢磨着《新乡土中国》所提出问题的原因吧。有时我想，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只要自己真正提出过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挥之不去，这些问题就会在自己头脑中持续地发酵成长，乃至终有一天会成熟。有时我们为了严谨，而不敢提出问题，怕提错了问题。其实，提错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早成熟，而让自己的问题得不到成长的机会。费老写《乡土中国》时也才30多岁，如果今天中国40多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敢于像费老那样不怕出错地提出问题，持续地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热烈的夏季也就立马会到，硕果累累的成熟的秋季也就不远了。
2013年4月16日晚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副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