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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中，孙立平教授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对每次回家乡的一个直觉，认为当前农村不仅越来越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孙立平教授问我对此的评论，我仔细一想，以为洪大用的直觉很有几分道理。
洪大用的家乡是皖南农村，皖南农村属于典型中部地区的农村，有时我们说到农村问题，首当其冲就是中部地区的农村问题。《我向总理说实话》写的是湖北江汉平原农村的情况，《黄河边的中国》写的是中原大地的河南。我自己的调查也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安徽、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区农村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中部地区地少人多，资源贫乏，以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粮食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大幅度降低，外出打工成为中部地区农民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太多，打工条件持续恶化，打工报酬持续走低，虽然在中部农村因为有更多人外出打工而得到更多打工收入，但平均到每个外出打工农民其收入是下降的。李昌平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和农业真危险”，实为至理。洪大用“农村越来越穷”的直觉当然没有问题。
问题是农民的面部表情。面部表情的第一个要素是眼神。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面部表情的麻木必然与眼睛无神相联系，而无神的眼睛所反映出来的，主要不是物质生活的状况或农村是否穷困，而是精神层面是否感到有希望。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期待的人与对生活和未来满怀失望的人是相当不同的。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期待，就会乐观对待困苦生活，就会提高对困苦生活的耐受力，就会调动自己潜力为现在和未来做出准备。充满期待的人的眼光，是满怀希望的、炯炯有神的，他们的面色可能尽显沧桑却饱含活力，他们的心灵可能屡受挫折却仍然坚毅。他们是一群有信念的人，因此永远不会麻木。
或者说，洪大用直觉到的农民面部表情的麻木，是一件与农村越来越穷并不完全相关的事实。我们说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并不是说今天的农民比历史上其他时期农民的生活更苦或更穷，今天农民的苦和穷的绝大多数都是温饱已经解决的苦和穷，是“有饭吃缺钱花”的苦和穷，是比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强度低得多、生活水平高得多的苦和穷。总之，是相对的苦和穷。所以，洪大用所直觉到的农民面部表情的麻木是反映农民对自己未来缺少信心与希望的苦和穷。
这样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很有意思。今天的农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生活得最好的农民。在农村调查时，一些老人说，过去地主家的生活也就今天这个样子了吧？还达不到！地主有时也是“两干一稀”，而今天的农民还有几家不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但你能说今天的农民都比过去地主的福利更多，生活更好，幸福感更强吗？农民和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认为。
地主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他可以每天“两干一稀”，而且来自他对周边“一天三稀”或“两稀一干”农民的优势，来自他对这些优势所产生的个人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来自他对自己可以保持对周边农民地位优势的信心，以及来自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不仅有地主这种来自对周边农民地位优势所产生的幸福感，而且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所产生的幸福感。这是一种与大自然相处并获得心灵平衡的幸福感，是一种不与人争、体会自然的幸福感。有了这种幸福感，物质生活是否奢华有何关系？
由此反观当前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福利与幸福感。虽然农民现在的绝对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新中国成立前地主的生活水平差，甚至不比陶渊明差，但他们目前被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广告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强大的需求，但并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他们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无力感所折磨，这种折磨尤其因为农村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外在想象世界的真实化（因为农民流动以及传媒的强有力传播），而使不能实现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的农民处于痛苦不堪之中。
长期的痛苦不堪的不能实现的物欲，以及强有力的社会交往，使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已经没有了未来和希望。农民反观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及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就发现不了希望，没有了希望，就会麻木，这种麻木很快就会写在脸上。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要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因为那时候农民为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和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工程做了很多“改天换地”的劳动。但那时候的农民感到生活中仍有希望，他们说劳动也就劳动了，自己的劳动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劳动。有了这样一种“战天斗地”的劳动和这种劳动的理念，就不会脸部表情麻木。何况那时候农村吹拉弹唱的能人到处都是，农民自己表演自己看的戏剧在艺术上的价值可能不高，但与农民生活相关，农民兴致盎然地参与和观看。现在电视每天的确放映很多电影或戏曲，但电视上放映的这些电影和戏曲与农民有什么关系？农民如傻子一样看着电视上小资们的调情，他们不可理解，正如焦大不喜欢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不能做事情。长此以往，只能看别人表演与自己无关的调情，农民不麻木实在是奇怪的事情。
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都有顽固的传宗接代的理念，都有光宗耀祖的思想。为了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农民可能过上自己更为艰辛但为未来投资的生活，他们具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来应对艰辛世事。他们艰难的生活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在艰难生活的背后，他做了自己认为做一个人应该做也必须做的工作，他接续了祖宗与子孙的联系。今天，来自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正在汹涌进入农村，农民的理念没有了，接续子孙传宗接代的理念被宣布为一种错误，留下来的，只有农民为现世生活的努力，只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平息心中涌动的无根感。但是，农民有消费得起的能力吗？他们消费的欲望是有了，但消费消费品的能力或者购买消费品的货币还没有。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和艰难生活的理由。而那些年龄较大劳动能力开始丧失的农民，又因为子女出于消费动机的考虑而不孝敬自己，他们难道还会感到有希望吗？调查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期待与他们的幸福感，实在是一件让人心酸而又令人深省的工作。
有人嘲笑说，在推行火葬前一天晚上，一个镇有7位老人自杀，只图可以土葬。这7位自杀的老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满怀对未来的期待离开了这个不考虑他们理念的现实世界；这7位自杀的老人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多少接受了无神的理念，而惴惴不安地准备到另一个不知是否真有的世界去碰运气。
站在农民当前的处境来计算农民的福利，而不是用冰冷的经济统计数据来证明农民应该幸福，本来应是常识，却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是而被忽视了。
2002年11月9日
修订关键词 农民文化主体性闲暇生活质量诗化生活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潜在物质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审美需要。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生活条件在改善，他们的主体性也在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化自己的生活，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是一种深沉的幸福体验。在农民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温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诗化生活当然不属于农民。今天，中国农民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当前农业生产方面，农忙时间一般只需要2～3个月，还有近10个月为农闲），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成为巨大问题。我在农村调查，深刻感受到，因为缺少健康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农村出现了严重病态。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闲暇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与农民无关的社会上层阶级的事情，是贵族的事情。有闲的贵族发展出各种消费闲暇的方式，这些方式的核心不是依靠感官刺激，而是依靠品味与体验；不是诉诸身体，而是开发心灵。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就是琴棋书画、诗歌、戏曲，等等。有闲阶级靠精神而不是靠物质来获得闲暇的意义。第一次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没有形成良好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因此出现暴饮暴食、“带彩”娱乐，出现生活无规律、过度诉诸感官刺激，由此带来的身心严重受损，可谓触目惊心。广泛深入农村的电视，节目繁多，内容丰富，但电视是快餐文化，是物欲的表述。相对来讲，传统戏曲，包括样板戏，不是要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要有对每一招每一式的品味，是对“功夫”的欣赏和体会。这才是艺术，是高雅的文化。
在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出健康的、具有农民主体性的消费闲暇的方式，是意义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让农民体验到美，诗化自己的生活，让农民获得心灵体验而不只是诉诸感官刺激。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强化“体音美”等艺术素质教育；组织有闲的农村老年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合唱、写诗、打腰鼓、打门球、表演，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宗教研究中有个“宗教市场”理论，假设人的“宗教需求”是固定的，不同教会组织竞争向社会提供“宗教供给”。中国自古以来制度性宗教组织不发达，农民的超越性价值体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方式中去的。当前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最根本的地方是，曾经能够满足农民“宗教需求”的文化成分正在丧失，也就是我所说的本体性价值缺失问题，这就为宗教传播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教迅速传播大概与此有关。为农民塑造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就具有了占领文化阵地的重大战略意义。
——摘自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载《绿叶》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