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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都是一个意思，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如西方那么个人化，每个传统的中国人都被一层一层的人伦关系所笼罩，成为关系中的人。而这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由人们选择的，是由血缘关系强加于每个人的。费孝通先生说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不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他认为这种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
杨善华、侯红蕊则将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系的远近”；二是“关系的亲疏”。关系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关系亲疏是指来往的频率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通过这种区分，他们认为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姻亲和拟似家族进入差序格局，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其原因就是“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这种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亲疏关系的改变，极可能向农民日常生活渗透，其最终结果是：“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从而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他们将农村社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称作“差序格局的理性化”。
在我看来，“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只是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理性化的特殊形式，并且这种差序格局的理性化也不限于那些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在相当封闭的山村和十分农业化的粮食主产区，同样存在关系亲疏替代关系远近的差序格局理性化的情况。其表现诸如：家族的解体、姻亲关系日渐重要、有选择地走动亲戚、朋友关系的广泛存在及其亲戚化、兄弟关系的疏远、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生育子女时的理性考虑、父母与子女分家、传统习俗和仪式迅速衰落，等等。
差序格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制度为手段存在下来的。在任何社会，血缘关系都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任何社会的血缘关系都被强加有同样的义务。中国人的血缘关系深受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儒家思想在血缘关系的网络中安排了具体的道德义务，而家族制度进一步在组织和制度上强化了这种义务。西方的宗教信仰和国家观念则大大削弱了血缘关系中的这些义务。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关系的义务与西方社会血缘关系的义务有所不同，这就是费老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理由。
但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族的力量已基本上消失了，特别是以族规家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早已不再存在。而儒家孝悌思想在现代传媒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不大有道德约束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构成附着在传统中国血缘关系上的道德义务越来越弱，以至于与西方社会相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不应再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
与差序格局解体相一致的是农民人际联系的日渐广泛，姻亲关系的重要性在许多农村已远远超过宗亲，朋友、同学关系越来越多，类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业余爱好、一致的经济利益、相近的年龄等，都正在构成农村人际关系的主流。以前农村人情往来大都是宗亲与姻亲，现在人情中朋友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朋友圈子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宗族圈子的一员。朋友圈子是团体格局的，如徐勇所说“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和互利性”。
重要的是，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
当前农村普遍的人口流动和农民的贫困化进一步强化了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趋势。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
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将对农村社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费老讲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由差序格局构建而成的宗族之内，人们是不同的。但是，强大的宗族力量和有力的宗族意识将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团聚成一个有着很大相同点（即同宗族）的群体，所有宗族成员都与外族人有着明确的界限。而在宗族解体之后，每一个农民理性地发展起自己多种多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有宗亲、姻亲、邻里、朋友、同学、生意上的伙伴，这些关系才真正是特殊的，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不同。这种关系构成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挂在上面的网。这是较差序格局更为特殊也更为具体的网。
人际关系理性化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一个较宗族小得多的圈子，尤其是朋友圈子和亲戚圈子。当农村的经济环境较为恶劣、农民占有的经济资源较少时，这些圈子可能会缺乏经济滋润而变得更小。而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使农民越来越看重实际的有时是即时的好处，越来越忽视交往中的感情，这个时候，理性算计的农民终于会因为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足够的人际联系，而在出现突发性生产生活事件时，没有应对能力。当村庄中很多村民都缺乏应对生产生活突发事件所需要动用的人际关系时，我们说这个村庄是一个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这类村庄很难形成合作，也难以保持秩序。
在人际关系还未理性化到足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时，这种理性化的也是特殊的人际关系，可以动员起来做许多事情，包括发展经济，进行协作，抗御地痞，防止上级的过度提取。当然，这种还算有力的理性化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用来制造村庄的派性冲突。派性冲突不同于宗族冲突，因为派性冲突双方主要的当事者所动员起来的关系都是具体的、别人无法替代的。派性斗争双方主要当事者的一方退出派性斗争，派性斗争便会偃旗息鼓。这就是为什么派性一般不太稳定的原因。
2001年8月19日
修订关键词 人情的异化
（一）
洞庭湖平原一带出现了严重的人情异化。比如湖北洪湖和湖南桃源都出现了村民借人情谋利的现象。本来人情是一种互惠，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遇到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举办仪式，人情往来既是公共告知，又可以筹到急需资金，类似零存整取。但现在，大事小事，有事无事，村民都办酒席以收取人情敛财，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到了这种无节制的人情往来中，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都送了人情。因为人情太重，村民不得不逃离村庄。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洞庭湖平原，而且是在全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人情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异化？过去人情是相对稳定的，是婚丧嫁娶，大事才办的，是按传统规矩办的。人情往来，讲究的是长期的平衡。后来，因为传统已破，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难以形成长久预期，送出去人情必须在短期收回，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过去不会办也不能办、为收回人情而办的酒席。传统礼尚往来的形式还在，办事必须送人情，不送人情就要得罪人，就会冒犯人。但礼尚往来的规则没有了，原因也不大清楚了。之前以稳定的长期预期为基础的互惠变成了丧失预期的即时交换。缺少内容徒有形式的人情往来造成了当前农村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村民因此视村庄为畏途，要赶紧逃离村庄。
（二）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表现在人情异化上，不同区域差异颇大。上面所讲洞庭湖平原属于典型的中部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其人情异化的主要表现是将人情蜕变为敛财工具；华北的小亲族村庄，人情异化的表现则主要是仪式上的铺张浪费与面子竞争；华南宗族型村庄人情异化则主要表现为仪式的简化。宋丽娜的博士论文《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专门研究了中国南、中、北方农村人情的这种差异。
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村庄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出农村进城，使得村庄边界大开，过去规范村民行为的诸多地方性共识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不同区域农村的农民正以不同的速率、方式，共同向人际关系理性化迈进……
2013年1月11日上午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也因此，作为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乡村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具体包括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少乡村干部、取消村民小组长、将乡镇事业单位推向市场，等等。乡村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养不活”的压力。乡村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将国家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其中取消村民小组长是重要的标志，因为村民小组是熟人社会，取消村民小组长，标志着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行政性力量从熟人社会撤出。
国家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农村却仍有九亿农民生活于其中，包括那些虽然外出务工，却不得不依托村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有能力依托村庄而可以真正转移进入城市生活的人，恰恰是村庄中掌握较多资源的精英。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首先是农村精英的城市化，这就决定了城市化同时也是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在人、财、物流出农村，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庞大的背景下，国家将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其后果令人忧虑。
现代性进村
2000年前后乡村治理之变的基础条件，恰恰也是构成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前提的宏观背景。
经过新中国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国家不再需要从农村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相反，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所占比重很低，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到了15%以下，国家已经具备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两波脱离农业的高潮：一是改革初期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得农民从农业的过密化生产中脱身出来。他们“离土不离乡”，就业和收入来源实现了多元化。二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和沿海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新一波农民脱离农业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今天，中国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工商业的速度及数量都是惊人的。
与以上宏观背景变化同时发生的，是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如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电视进村），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进村，等等。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
基础结构之变
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影响乃至于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状况，并会最终决定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
家庭结构的变化。最近20多年，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尽管在大多数调查村中，父母仍然有为子女婚配“操心”的义务，要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希望抱孙子，但因为农村子女赡养父母的状况越来越糟，在代际关系中，“养儿防老”越来越靠不住，父母不得不更加现实和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父子分家，常常是父母在子女刚结婚即主动提出，为的是在未丧失劳动能力之前积攒养老费用。农村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生育行为的理性化。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
妇女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农民说，现在妇女不是顶了半边天，而是占据了整个天空。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谈判能力。20世纪80年代仍然普遍的家庭暴力，到了90年代，在全国农村已大为减少。80年代颇为常见的因父母干涉婚姻而导致的未婚青年自杀，到了90年代也很少存在。90年代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到2000年前后即被高离婚率所取代。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到了2000年前后，以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的近亲血缘群体也开始瓦解。村庄原子化不再是少数地区的现实，而是几乎所有中国农村的现实。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被调查的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
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全国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强烈的生育儿子愿望之间，演绎了太多的“悲情故事”。到了世纪之交，即使政策允许（首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很多地方甚至大多数地方的农民都开始选择不再生育二胎。“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构成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被取消，人们就难以完成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间的转换。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生命转换为无限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是超越性价值或终极的价值关怀。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要处理的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基础性价值则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需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口腹之欲、食色之性，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的生物本能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画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先和子孙而活，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基础瓦解。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会具有底线。而一旦本体性价值或终极价值缺位，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追求就会失去方向和底线。终极价值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泛滥、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等等。
中国农村的巨变，可以看做包括经济发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现代观念在内的各种现代性因素持续作用于农村，首先改变村庄的基础性结构，并最终改变了村庄中人们的内在行为目标的过程。这一巨变，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是乡村治理方式及其背景的巨变，是农村人口虽会逐步减少但仍将长期保持高位数量基础上的巨变，是9亿农民从外在生活方式到内在生命意义的巨变。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生存意义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种巨变对于农民生活，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究竟是喜是忧，现在还难以判定。
而首先，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巨变过程记录下来。我们要住到农户家中，在不同地区，用同样的框架，来记录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一巨变，来描绘巨变中的乡村中国的图景。这就是这套丛书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初衷。
200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