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北沭阳县调查的一个晚上,隐隐听到外面电声乐起,以为是草台班子要在镇上表演“狂歌劲舞”,或是当地人要用电声乐演地方戏的前奏,便与一同调查的韩德强、董磊明前往观看。去的路上,见有不少人搬着小板凳也在陆陆续续地前往。这不仅印证了即将有表演的推测,而且让我想起小时候农村放电影时人们前往的情景。怀旧感油然而生,好奇心促使我们加快了脚步。
到了现场便感到不对,因为在农户门前禾场上有晃动的幡,在禾场的一个角落摆着10多个花圈,在院子里搭着高大的凉棚:明显是有人去世,正在办丧事,但从禾场中正在搭台表演电声乐的场面以及音乐声中一点也看不出来。禾场中的电吉他手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戴一副很小的墨镜,一身摩登打扮,正在摇头晃脑地从电吉他中拨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其他乐器配合吉他手拨出的声响,化成一曲很有力的欢快音乐(我不懂音乐,据韩德强讲,所奏声乐为电影《青松岭》的主题曲,当然是欢快的主题曲)。在电吉他手旁边,两个年轻姑娘正对着镜子涂口红化妆,一副悠闲的模样。在禾场上观看表演的观众已有100多人,他们将凳子整齐地排列着,正如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一样。整个现场,除了一些人脸上木然的表情,就是一些人嬉笑和期待的表情,没有人脸上写有悲伤。一曲终了一曲再起,依然是激烈而欢快的,而且是流行的曲调。来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多,那两个化了妆的年轻姑娘应该开口了吧。以前听说有卖哭的,她们是要开口哭呢还是要开口唱?
带着不可思议我们回到住的地方。办丧事如何办得像喜事?如何看不出一点悲伤?中国传统中的确是有人年龄大了去世是好事,所谓“白喜事”的说法,但死人终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伤心伤感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亲友体系的重大转折点,如何可以用这么欢快的音乐,还是电声乐队?我们问所在镇镇委书记,他不是沭阳人。他说这种办丧事的方式在沭阳已有10来年了,那化妆的年轻姑娘当然不是哭的,她们要唱。唱什么?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丧事上唱这样的歌,书记也认为实在荒唐,又不可理解。这种荒唐的事情因为一直如此,当地人倒是很习惯了。村民因此如看戏一样去看办丧事时请来的电声乐队的表演。
为什么竟会出现这个样子?镇委书记解释说,也许是攀比吧?对,是攀比,只有攀比,才一家比一家地请更多人的乐队,奏更高昂欢快的音乐,从而吸引更多人去观看,这就是所谓“衰荣”?其实不是“衰荣”而是生者的竞赛,他们要将丧事比其他人办得更隆重。
办丧事也许是天然适合于竞争的。办丧事是一件大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过去,丧事意味着丧者已经离开地上人间,而进入地下鬼魂世界或天上世界,这个时候是人与天、地的激烈互动,是神是鬼都要出来的时候。办丧事因此要有很多人来办,要依阴阳两界的规矩来办,要按过去一直遵守的程序来办。总之,办丧事是一个充满禁忌、敬畏和神秘感的事情,是一件悲伤却又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大操大办可以告慰死者的亡灵,让他们安魂,可以安抚死者,让他们保佑子孙将来的好运气。大操大办的仪式,是在悲伤与敬畏中,是在禁忌与期待中进行的阴阳对话。
由于当前人们经过革命运动和无神论教育,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知道人之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存在阴阳对话,因此,这种本来是阴阳对话的仪式,也就没有了禁忌和恐惧。没有禁忌和恐惧的丧事仪式就变得不可理解。以前一直如此办丧事的特殊程序和仪式本身不重要了,因为那些特殊程序和仪式只是迷信。没有禁忌和恐惧的人们办丧事的仪式,就不关心阴阳两界的交流,也就是不相信与神和鬼的世界的交流,但这种一直是办大事的仪式却保留了下来。这个时候,若村庄村民之间还有竞争的话,就自然而然地在办丧事的仪式上表现出来,办丧事成为生者与生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恢复传统的仪式,比如竞相请道士念经,但这时请道士念经的生者并不是关心道士念经会给死者与生者带来什么交流,而是别人在丧事上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别人请了一个道士,我请两个;别人请两个我请3个。有人一次请10多个道士来念经,念给旁人看。二是借用现代手段,比如沭阳的电声乐队。既然只是生者之间的竞争,办丧事就要办出声势。现代手段的声势更大,与电声乐队震天的音响比,唢呐声音太尖细、太普通。你可以请电声乐,我就再加上唱流行歌曲;你唱流行歌曲,我就表演现代歌舞。总之,作为生者竞争的办丧事,因为失去了人们对死亡的敬畏,失去了对鬼神世界的禁忌和恐惧,而变成了大操大办、不伦不类的“喜事”,变成了外人无法理解的一出闹剧。既然只是生者的竞争,追求的是声势上的浩大,丧事中的悲伤内容消失了,丧事就变成了不可理解的仪式,一个丧失了意义的将来不知会向何处演变的仪式。
婚礼是另一件容易大操大办的仪式。过去通过婚礼仪式,新婚夫妇向众人宣誓,新的家庭组成了,这是一个可以对众人负责任的家庭,也是一个可以稳定预期的家庭。现在,婚礼在城市越来越不重要,在农村也越来越丧失其本来的意义。婚姻成为现代人的私事。因为是私事,目前可以随便地、自由地谈婚论嫁,可以随便地离婚再婚。不是说这样一定就不好,而是说,传统婚礼仪式所表达的社会宣誓组成“白头到老”的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的意义消失了或正在消失。婚礼越来越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收钱和送钱的游戏。今天网上有一文《强迫的悲欢》,是说当前办的红白喜事,请柬满天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灰溜溜的他和她”,也愣要“悲伤着他的悲伤,快乐着他的快乐”,就是要收钱呗!而一个镇委书记3年办9次红白喜事,一个副县长的父亲去世竟大操大办到当地物价上涨的例子,不一而足。
红白喜事并非只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其社会意义对于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很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而构成当前红白喜事变迁的诸多政策和理念,又大都未经由政策制定者和理念传播者的仔细思索。如何理解红白喜事的变迁及其现状,不仅对于乡村治理,而且对于农民本体价值的获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正在全国推行的殡葬制度改革,即推行“火化”的政策,让一些农村老人很伤感,也很害怕。他们担心“烧得痛”。他们愚蠢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过他们的理念吗?
2002年8月31日
修订关键词 终极关怀
类似于红白喜事一类的仪式活动,看似仅为一种民俗活动,实则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意义。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被理解为中国人擅长搞繁文缛节,而在于中国人是通过礼仪、仪式来获得精神价值体验的,就像西方人是通过宗教信仰来获得精神价值体验一般。农村的仪式活动也要从这个角度理解。
前不久发生在河南周口的平坟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周口是粮食主产区,坟墓要占用耕地,死人要与活人争地,平坟可以节约出耕地,多产粮食,平坟似是好事。但是,坟墓中毕竟埋有入土为安的去世亲人,平坟就会伤害活着的人的感情。正是埋有去世亲人的坟,让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去世亲人的念想,有一个祭奠祖先的地方。
我正好于2011年7月到周口农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周口市自2002年推行火葬,农民不愿火葬,而采取偷埋的办法,往往是在人去世当晚召集自己最亲密的人来偷偷进行土葬,不留坟头,当然也不办葬礼。
农民偷葬政府当然知道,主管殡葬的民政部门要管这事,便来查办,借探测器来探,探出后扒尸火化。扒尸火化是相当不人道的,是让丧户极为愤怒的,是很容易起冲突的。民政部门扒过几次坟,起过几次冲突,尤其有一次民政部门扒错坟,因此起了大冲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政部门也就不再管这事了。一方面是政府强制火葬政策,一方面农民偷埋土葬,相安无事已多年。
但这并不是说火葬政策是无效果的,其效果不是在农民是否按火葬政策去办,而是农民绝不敢于大张旗鼓地土葬。一直以来,丧葬都是农村社会(也许应是任何社会)中最为重大的仪式,是阴阳相交,是生离死别,是人生结算,是联系亲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竞赛。“生养死葬”,这个死葬实在太重要了。
强制火葬政策使农民只能偷埋,而不敢办丧事。因为不敢办丧事,没有葬礼,有人去世几个月,本村人竟然也不知道。三年后当然可以补办葬礼,但人已去世三年,时过境迁,感受大不一样,这样补办的丧事只是形式上补了,情感上和价值上与真正的葬礼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三年补办葬礼也越来越少了。丧葬本来要表达的意义没有了,仪式自然而然地也就消失了。
葬礼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农村关于丧葬的口头禅是:“活人做给活人看”,意思是说,现在很多农民都不再相信死者真的能够在丧葬上获益。不过,这并不是说仪式就没有价值了。共产党员是不信鬼神的,但党员死了还是要搞个追悼会。丧葬仪式也好,追悼会也好,都是给死亡一个交代。对死者的尊重,为生者提供了预期。西方人认为死后灵魂要到上帝那里,后代与死者间只具有情感联系,情感记忆消失了,灵魂还在天堂中;而中国人死后是要存留在子孙记忆中,记忆很重要,只要世世代代的记忆流传下去,人就在记忆中永生。农民的“终极关怀”不是从超自然事物中获得的,他们是在凡俗性的日常生活中获得超越性的体验,桂华在他的博士论文《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中将此称为“农民宗教”。
农民的慎终追远意识需要依托于具体的对象才能够传递下去,因为具体的情感记忆总是容易消失的。因此,坟墓、祖先牌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四时八节的仪式活动就很重要。取消与死生有关的仪式活动连同其象征物,就是破坏传递慎终追远意识的载体,也破坏了农民的“终极关怀”。当农民越来越不将死当回事时,便不会获得生的价值,因为死是生的延长,死的虚无就是生的虚无。葬礼取消了,甚至有农民为此欢呼说不办葬礼减轻了负担,是好事。但葬礼的取消,对农村文化实践,对农民价值的影响,极大极大。
葬礼等民间仪式是农民文化实践的载体。农民在文化实践中习得并传承着这个古老民族的人生理念、生存智慧和做人之道。文化实践的具体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损益,但如何损益应该慎之又慎,尤其不应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等闲视之。孔子与子贡关于告朔之礼的对话中所说的那句“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表达了一种对待文化实践的态度,对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警示意义。
葬礼、婚礼等仪式中所包含的象征价值,与参与者投入仪式活动所获得主体感受有关,这构成仪式的本质。正如前文所描述,当仪式活动丧失了精神价值意义,徒具形式,变成农民进行社会性竞争的手段时,比如,丧葬仪式上攀比行为,或者丧失其严肃性而变成十分恶俗的活动时,比如我们在湖北京山农村看到的“灰公醋婆”现象(指婚礼上,十分恶俗地在新娘与其公公间开玩笑的活动),都属于仪式活动的异化。异化的仪式丧失了仪式的精神价值,庸俗而浪费。这样的仪式活动,有不如没有。
要辩证地对待农村婚丧嫁娶仪式。要反对仪式的迷信化和商品化,引导它们朝着文明化和精神化的方向发展。
2013年1月1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