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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20 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恰当而中肯的评价，仍需假以漫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自信地断定：爱因斯坦是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深邃思想和高洁人格在21 世纪依然熠熠生辉。
20世纪的帷幕早已落下，但20 世纪的“尘埃”还远不能说已经“落定”。要对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恰当而中肯的评价，仍需假以漫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自信地断定：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深邃思想和高洁人格在21世纪依然熠熠生辉。
爱因斯坦是光耀千秋的科学巨星，是物理学革命的先锋和主将，是现代科学的巨擘。在科学史上，能与之媲美的恐怕只有牛顿一人。在20世纪的科学交响乐中，爱因斯坦谱写了一串又一串美妙的音符，奏响了思想领域里最高的音乐神韵。
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幸运年”。是年，晴空响霹雳，平地一声雷——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学年鉴》17 卷发表了著名的“三合一”论文，全面打开了物理学革命的新局面。
◀1950年2月10日，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在爱因斯坦的普林斯顿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两天后，爱因斯坦关于氢弹的危险以及呼吁在世界政府领导下和平共处的录像声明在电视节目《今日和罗斯福夫人有约》中播出。
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的观点》，即光量子论文，写于1905 年3 月。爱因斯坦在其中大胆提出了光量子假设：从点光源发出来的光束的能量在传播中不是分布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中，而是由个数有限的、局限在空间各点的能量子组成，这些能量子能够运动，但不能再分割，只能整个地吸收或产生出来。从这一假设出发，他讨论和阐释了包括光电效应在内的九个具体问题。这篇论文的确是“非常革命的”，它使沉寂了四年之久的普朗克的辐射量子论得以复活，并拓展到光现象的研究之中。它直接导致了1924年德布罗意物质波的概念和1926年薛定谔波动力学的诞生。
第二篇论文是《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即布朗运动论文，写于1905 年5 月。该论文指出古典热力学对于可用显微镜加以区分的空间不再严格有效，并提出测定原子实际大小的新方法。这直接导致佩兰1908 年的实验验证，从而给世纪之交关于原子实在性的旷日持久的论争最终画上句号。
第三篇论文是《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即关于狭义相对论论文，写于1905 年6 月。这篇论文并非起源于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它由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要引起似乎不是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作为文章的开篇，通过引入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两个公设以及同时性的定义，从而推导出长度和时间的相对性及其变换式，一举说明了诸多现象。
紧接着在同年9 月，爱因斯坦又完成了《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这篇不足三页的论文，通过演绎，轻而易举地导出了质能关系式E =mc 2 ，得出“物体的质量是它所含能量的量度”的结论，从而叩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狭义相对论的提出是物理学中划时代的事件。它使力学和电动力学相互协调，变革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提示了质量和能量的统一，把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联结起来。诚如德布罗意所说，它“像光彩夺目的火箭，在黑暗的夜空里突然划出一道短促而又十分强烈的光辉，照亮了广阔的未知领域。”
爱因斯坦的“三合一”论文是在八周内一气呵成的，当时他只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爱因斯坦自幼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惊奇感。四五岁时，他为罗盘针以确定方式运动而好奇不已；十二岁时，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小书的严谨证明使他惊奇万分。十六岁在阿劳州立中学上学时，他就无意中想到一个悖论：如果以光速 c 追随一条光线的运动，那么就应该看到，这样一条光线就好像一个在空间振荡而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可是，无论依据经验，还是按照麦克斯韦方程，看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悖论包含着相对论的萌芽，爱因斯坦为此沉思了整整十年。
爱因斯坦主动自学、善于自学，他在中学、大学和“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阅读了大量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狭义相对论的先驱马赫对绝对时空观和力学自然观的批判给他以破旧的锐利武器，彭加勒对光速不变和同时性的分析给他以立新的思想启迪。在他明确意识到“时间是可疑的”之后，“追光悖论”迎刃而解，狭义相对论水到渠成。
在狭义相对论创立之后，爱因斯坦又一鼓作气，向广义相对论的峰巅发起冲击。可是在当时，狭义相对论本身既看不出什么疑点，又与实验事实没有一点矛盾。难怪普朗克迷惑不解地询问爱因斯坦：“现在一切都能明白地解释了，你为什么忙于另一个问题呢？”
追求科学的统一与和谐，是爱因斯坦终身不渝的科学信念。他一开始就对狭义相对论仍然给惯性系保留优越地位不满；尽管他在其中已废除了以太这一绝对静止的惯性参照系的优越地位，但他仍意欲使一切参照系平权。而且，由于质能等价原理与自由落体加速度不变的事实或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相等的厄缶实验相矛盾，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内也难以解决引力问题。
爱因斯坦擅长思想实验。对“追光”思想实验的思索，使他悟出光速不变及其中潜藏的时间可变性。同样，“升降机”思想实验使他悟出了等效原理：如果在一个空间范围很小的引力场内，我们不是引进一个惯性系，而是引进一个相对于它作加速运动的参照系，那么事物就会像在没有引力的空间里那样行动。爱因斯坦称这一发现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思索”。
1907 年，爱因斯坦就相对性原理和引力发表了他的思考结果。在这里，建造广义相对论的两大公理已经成形。其一是（广义）相对性原理：“是否可以设想，相对性运动原理对于相互做加速运动的参照系也仍然成立？”其二是等效原理：“引力场同参照系的相当的加速度在物理学上完全等价。”同时，他还推导出三个具体结论：在引力场中，时钟延缓，光谱红移，光线弯曲。
爱因斯坦此后的探索异常艰苦，而且数次走了弯路。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使人们从坐标必须具有直接的度规意义下解放出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外还有数学上的障碍、对普遍协变性的错误限制等。1913年，他在数学家格罗斯曼的帮助下，运用绝对微分或张量分析，用十个独立的度规分量表示引力场方程。直到1915 年，他才重返场方程普遍的协变性，而不再把实在归于坐标系，从而在当年11 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标准版本——《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广义相对论逻辑形式严谨雅致，囊括内容丰富新颖。它把牛顿引力理论和狭义相对论作为极限或特例包容其中，它揭示了时空和物理客体的密切关联。诚如玻恩所说：“广义相对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它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供人远远欣赏和赞美”。
广义相对论圆满地说明了使人长期迷惑的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它所预言的引力红移在1924 年被观察证实。尤其是1919年，英国科学家在日全食时观测到星光经过太阳附近时确实发生偏折，且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值相当吻合。从此，爱因斯坦名扬四海，照片不时见诸报刊。可是，他一向把荣耀视为累赘，“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认为相对论热是“赶时髦”。他多次表示不愿做头顶花环的象征性的领头羊，只愿作纯朴羊群中的一只普通羊。
借助广义相对论的成果，爱因斯坦在1916 年作出了引力波的预言，在1917 年开创了宇宙学的研究——这导致了1946 年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创立。
从1905 年提出光量子论开始，爱因斯坦基于统计涨落思想，也在量子论领域孜孜求索。他说：“我在量子问题上费的心思，是广义相对论的一百倍。”在量子论几乎遭到老一辈物理学家的一致反对，连在1900 年提出能量子概念和第一个支持狭义相对论的普朗克也不例外时，爱因斯坦特立独行，孤军奋战。
1906年3 月，他完成了《论光的产生和吸收》的论文，论述了光量子和普朗克公式的关系，推导出伏打效应和光电散射之间的关系。同年11 月，他又撰写了《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和比热理论》，证明量子论导致对热分子运动论的修正，并由此得到固体热学行为和光学行为的某种联系，说明了固体和低温下多原子气体比热的异常。1907 年，他讨论了热力学量子的相对论性变换。1909 年，他论述了热平衡附近电磁辐射的能量涨落，在历史上首次表述了波粒二象性思想。1912 年，他把光量子概念应用于光化学现象研究，推导出光化学定律。1916 年，他在综合量子论发展成就的几篇论文中重新推导出黑体辐射定律，剖析了光量子的动量性质，提出受激发射概念——这是20 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激光技术的基础。1923 年，他一眼看出德布罗意关于物质波论文的重要意义，由衷地赞赏“厚帷幄的一角被德布罗意揭开了”。1924 年，他被印度青年物理学家玻色的光量子统计论文吸引，立即把它译为德文并推荐发表。他在此基础上深入钻研，把它与物质波联系起来，发现了凝聚现象，提出单原子气体的量子统计理论即玻色-爱因斯坦统计。薛定谔正是在爱因斯坦思想的启迪下，沿着这条路线走向波动力学的。
爱因斯坦在征服量子现象这片荒原的斗争中是开拓者和先驱者。物理学史家派斯中肯地评论说：“爱因斯坦不仅是量子论的三元老（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之一，而且是波动力学的唯一教父。”
在科学生涯的最后三十年，爱因斯坦几乎把他的科学兴趣和精力全都投入统一场论。他的目标是，使引力理论和电磁理论对应于一个统一的空间结构，从而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综合谋求一个在逻辑上满意的基础，一举消除场和粒子分立的、丑陋的二元论。他认为这是相对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爱因斯坦一旦为自己设定了值得追求的目标，他就会以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苦斗下去。他看不起或避重就轻、或知难而退的人。他说：“我不能容忍那些拿起一块木板，寻找最容易钻孔的、最薄弱的部分打许多洞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最后一项重大科学成果是，他和两位助手在1937年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出时空、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但是在统一场论方面，虽然他绞尽脑汁、多方尝试，直到弥留之际还在进行数学计算，却仍然没有从上帝的口袋内掏出底牌。
爱因斯坦没有取得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统一场论思想超前了整整一两代人，当时既没有合适的数学工具，也没有其他相互作用的事实和理论可供利用。但是，爱因斯坦设定的目标、指出的方向、采用的方法、提出的问题、克服的困难，乃至遇到的挫折，都给后来者以莫大的启示。20 世纪60 年代后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各种规范场理论或大统一理论，都是爱因斯坦思想的自然继续。爱因斯坦的统一之梦正在稳步地、部分地得以实现。其实，爱因斯坦早在1948 年就有先见之明：“我完不成这项工作了；它将被遗忘，但是将来会被重新发现。历史上这样的先例很多。”
爱因斯坦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科学遗产。为此，他于1921年因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荣获诺贝尔奖。其实，按照该奖项的标准，爱因斯坦至少还可以因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理论、质能关系式、广义相对论以及固体比热的量子理论、受激辐射理论、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宇宙学等再获七八次奖。爱因斯坦的科学遗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21 世纪还会焕发出感人至深的力量。
爱因斯坦从历史上的哲学大师和哲人科学家那里，尤其是从批判学派（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汲取了丰厚的哲学营养[他在少年时代、大学期间和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5）认真研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加上面对的问题的驱使和鄙弃像“辉煌的海市蜃楼”一样的“主观安慰物”的哲学体系，因此他的科学哲学没有晦涩难懂的生造术语，没有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没有洋洋自得的庞大体系。但是，它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敏锐的哲学洞见，具有鲜活的现实品格和启迪睿智。诚如赖欣巴赫所说：“爱因斯坦的工作比许多哲学家的体系包含着更多的固有哲学。”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包括以下五种构成要素：
（一）温和经验论思想
青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在通俗自然科学书籍、休谟、批判学派的影响下，持有强烈的怀疑经验论或批判经验论倾向。在广义相对论建立后，他在科学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对经验论加以弱化和再定位。在起点，经验只是引起理论家建构的冲动，仅对概念和原理（公理）的形成起提示作用，因此，表面的现象、单纯的观察、个别的经验对理论家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在终点，他对经验对功能也做出恰当的限制。第一，检验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总和”或“复合”，而不是单个的经验或经验原子。第二，把经验的证实（verification）冲淡为经验的确认（confirmation）。第三，用“内部的完美”这一辅助的价值标准补充和限定“外部的确认”这一根本的或终极的经验标准，从而构成所谓的双标尺评价系统。第四，由于导出命题同经验总和之间的联系也是直觉的，且比公理体系同经验总和之间的联系更松弛、更不确定，因此不管证实、确认还是证伪，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
以此为据，爱因斯坦坚决反对经验论的激进变种实证论，明确不满经验论的方法论归纳法。总之，爱因斯坦汲取了经验论的合理内核，并使之双向弱化，从而形成他的科学哲学中的温和经验论的要素。但是，爱因斯坦即使在早期也不是经验论者，更不必说是“纯粹的经验论者”（赖泽尔）了。也不存在霍耳顿所谓的从“感觉论和经验论”到“理性论的实在论”的质变式的转变，因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在早期就具有多元张力的特征，变化的只是各元之间张力大小的调整和均衡，而不是排斥或去掉哪一元。
（二）基础约定论思想
爱因斯坦汲取了约定论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彭加勒以及亥姆霍兹、马赫、迪昂、石里克等人的思想，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和深刻反思，对约定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与发展，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用来构筑物理学理论的基础（逻辑前提），从而使这一源远流长的哲学在现代科学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他的基础约定论思想。
爱因斯坦对约定论的阐释与发展在于：第一，明确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严格界定约定主要在构筑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起重大作用。第二，响亮地提出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阐明了从感觉经验达到它们的直觉（非逻辑）途径及微妙关系。第三，形象地阐明了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类似猜字谜的特殊自由，并明确指出选择的双重标准。第四，严格区分了作为纯粹命题集的非解释系统和与感觉经验或实在相联系的解释系统，指出真理仅适合于后一种系统（这在他关于几何学与经验和实在的关系中阐述得尤为详尽）。爱因斯坦的科学信念——客观性、可知性、和谐性、统一性、简单性、因果性、不变性（协变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根本、更深邃的约定，即是约定式的科学预设。
（三）意义整体论思想
整体论以及其中蕴含的不充分决定论（underdetermination）即经验无法充分地决定理论的取舍，是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因斯坦的整体论思想源于迪昂、彭加勒，并在与石里克的通信和他本人的科学实践中加以磨砺和精制，以至从迪昂的理论整体论逐渐走向意义整体论（1949 年），从而在科学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无论是马赫还是马赫的追随者弗兰克等人，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马赫的实证论与迪昂的整体论的分歧。唯有爱因斯坦，一开始就意识到迪昂理论整体论的深层意蕴，以此平衡马赫的实证论，并把它从科学理论的认识论发展到科学词汇表的语义学或意义整体论（单个概念或命题并不具有独立的经验意义）。这种意义整体论思想不仅先于奎因（1951 年）两年提出，而且它实际上包含着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明确反对。因此，爱因斯坦是意义解放的先驱。
爱因斯坦的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论和约定论的理论多元论承诺，在经验上等价的不同理论并非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是在理论的深刻的本体论水平上对应着不同的实在。这意味着，对应于同一经验总和的不同理论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理论进化得越深入，逻辑前提越简单，其本体论的物理实在越深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终极的、不变的物理实在观，也反对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以及石里克、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论者的分析-综合命题绝然二分和意义证实原则。至于波普尔把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个证伪主义者，实在是大大误解了爱因斯坦，其原因在于他忽视了爱因斯坦的整体论和约定论思想的鲜明性和重要性。
（四）科学理性论思想
科学理性论是爱因斯坦式的理性论，是古代理性论和近代理性论的现代版本，是爱因斯坦把他所汲取的传统理性论的思想精髓与他所创造的现代科学的思想成果加以切磋琢磨的产物。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论进路、思想意向和精神气质，成为20 世纪科学哲学的主旋律之一。
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和哲人科学家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德国哲人科学家群体（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玻耳兹曼、黎曼、弗普尔等）、彭加勒、普朗克都对爱因斯坦科学理性论的形成有所影响，但是爱因斯坦却依据现代科学的实践和意向对传统的理性论进行了改造和深化，清除了其中的观念论和先验论的因素，加强了它的实在论倾向，同时又坚持了它的合理的基本原则，从而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爱因斯坦科学理性论的典型表述之一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有理由使我们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示合适的数学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数学构造的物理效用的唯一判据。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却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像古代人梦想的，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这一精彩论述充分展现了科学理性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性主张。这种从现代科学的土壤中萌生，适应现代科学需要的科学理性论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它是科学自己的哲学；它立足于实在论的地基上；清除了传统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并反对极端理性论；它与其对立面经验论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自身的方法论；抛弃了科学观念的“显然性”。
（五）纲领实在论思想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早在少年时代就确立起来，他从此一直相信存在着独立于人的、能为观察和思维把握的外在世界。后来在玻耳兹曼、普朗克等人的影响下，他在自己的早期科学中也体现了实在论思想。以1915 年爱因斯坦与石里克的通信为契机，尤其是对物理科学的历史、现状和理论基础的哲学反思，他逐渐精制了他的物理实在观和实在论思想，终于形成了他的独树一帜的纲领实在论（叔本华思想的启示功不可没）。
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论包含着双重实在：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本体实在常被爱因斯坦称为外部世界、物理世界、实在世界、客观实在和存在的实在等，它们在其外在性而非不可知的意义上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理论实在是物理学理论中的概念化的实在，物理学家正是用它来建构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从而思辨地、直觉地把握本体实在的。爱因斯坦不承认经验实在或常识实在，他明显不满意朴素实在论的观点。
爱因斯坦把物理实在（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视为一种纲领，他把实在论科学化为一种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研究纲领。因此，也许可以把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命名为纲领实在论。爱因斯坦把纲领实在论的内涵概括为实在的可分离性和定域性，他认为物理学家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这个纲领的正确性。不过，就在他固守纲领实在论的年代，他也考虑过取代场论纲领的方案。他说他之所以坚持连续统一，并不是由于偏见，而是无法想象出任何有系统的东西代替它。在这里，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爱因斯坦“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言论，就会看到他最后的态度是多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又是多么毋固、毋我，锐意进取。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个由多元哲学构成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统一综合体。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哲学思想既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难怪玻恩称赞爱因斯坦“是一位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从而显得磊落跌宕、气象万千。这种独特而微妙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两个“主义”或“论”来囊括或称呼，我不妨称其为多元张力哲学。而且综观爱因斯坦一生的哲学思想之演变，这种多元张力哲学的特征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存在突然的转变或明显的断裂（更不存在早期的爱因斯坦和后期的爱因斯坦），变化的只是各元之间张力的增损和调整。
爱因斯坦的哲学本来是多极并存而又融为一体的多元张力哲学，可是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弗兰克、波普尔、费耶阿本德、法因、麦克斯韦等）却出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偏见，或囿于某种狭隘的认识论立场，极力从爱因斯坦的诸多言论中摭拾片言只语，作为证明自己看法的“铁证”和反对别人观点的“旗帜”。爱因斯坦这头“哲学巨象”被“肢解”了——在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爱因斯坦之所以自觉采取这样一种多元张力哲学，除科学问题的驱使和经验事实规定的外部条件的约束外，还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史上任何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沉思的哲学派别，都有其长短优劣之处，都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使它们和谐互补，而不是把某一元推向极端，或干脆排斥对立的一极。
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还就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他的科学论著，从而形成了他的见解独到的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爱因斯坦之所以要分出部分宝贵的时间用于科学之外的思考，首先，是因为他深知，科学技术的成就“既不能从本质上多少减轻那些落在人们身上的苦难，也不能使人的行为高尚起来。”其次，热爱人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性，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天性也不时激励他、促使他这样做。最后，在于他的十分强烈的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感：他希望社会更健全，人类更完美；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决不熟视无睹，否则就觉得自己是犯同谋罪。
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内容极为丰富，极富启发意义。他的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远见卓识的科学观、别具慧眼的教育观、独树一帜的宗教观，至今仍焕发着理性的光华和理想的感召力，从而可以成为当今世界谱写和平与发展主旋律的美妙音符。
（一）开放的世界主义
爱因斯坦倡导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他对国际主义的解释是：“国际主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合理性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健全的联合和理解，在不干涉民族习俗的情况下为相互促进而彼此合作”。在他看来，源于传统的和惯例的影响的国家特征并不与国际主义矛盾，而国际主义包含着文明人的共同理智因素。他多次号召科学家拥护国际主义事业，强调培育年轻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爱因斯坦所谓的“国际主义”是与下述的“世界主义”相通的。
爱因斯坦虽然对“世界主义”一词没有直接下定义，但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总是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处处为人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憧憬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世界秩序和美好社会。事实上，爱因斯坦从“一战”时起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爱因斯坦认为，人具有“现在被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推入幕后的崇高的共同情感，为此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于政治和国界的有效性”。因此，他吁请人们增强对邻人的理解，公正地处理事务，乐于帮助同胞。关于世界主义与国家的关系，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爱因斯坦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他始终如一倡导建立的超国家的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当然，他也注意到，世界政府弄不好也会变成暴力统治，为此他提出了诸多预防措施。
对于世界主义的对立面——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national-ism），爱因斯坦持针锋相对的反对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爱因斯坦看到民族主义这种痼疾的危害和恶果是相当严重的：“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处处使国际精神处于危险之中。”“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他进而认为，种族灵魂的这种病症和精神错乱无法用海洋和国界来防止，必须下决心从个人自身克服做起，从而使每一个人摆脱民族利己主义和阶级利己主义。
爱因斯坦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同情和支持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正义斗争。他对美国黑人的悲惨状况尤为关注，大力抨击歧视黑人的传统偏见是可悲的和不光彩的。他对备受侵略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也怀有兄弟般的情谊，在“九一八”事变和“七君子”事件中都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对在香港和上海亲眼目睹的奴隶般的中国劳苦大众深表关注和同情。
爱因斯坦坚定地反对国家崇拜和极端的国家主义。他反复强调：“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国家至上的概念正是煽起战争的强烈因索，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新式偶像”的煽动力量；这种煽动导致的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他这样揭穿国家主义的漂亮外衣：“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在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充分显露了爱因斯坦的人道情怀。他说：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国家不是目的，国家不仅是而且应该是它的公民手中的工具。
爱因斯坦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的极端即沙文主义。他一语中的：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世界上诸多罪恶的渊薮，而沙文主义极易从国家主义的病体中滋生。他谴责德国人用脊髓置换了脑髓，用兽性代替了理性，必须为大屠杀负责并应受到惩罚。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立场，以及主持正义、株守公道、襟怀坦白的品格。
（二）战斗的和平主义
从1914 年签署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 年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宣言，爱因斯坦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奋斗了一生。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意愿和地球上的和平”是“一切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保卫和平这一对人类来说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逃避的“道德责任”。爱因斯坦不是通过乞求、退缩，幻想强权恩赐和平，而是通过唤醒民众，奋起抗争，全力以赴地争取和平。诚如他本人所说：“我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我愿为和平而斗争。”
爱因斯坦一生的和平活动分为三个时期：“一战”爆发到纳粹窃权（1914—1933），纳粹窃权到“二战”（1933—1945），“二战”之后直至他逝世（1945—1955）。在第一个时期，他积极从事公开的和秘密的反战活动，号召拒服兵役，战后为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四处奔走，参与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在第二个时期，他告别绝对和平主义，呼吁爱好和平的人民提高警惕，防止纳粹的进攻，并挺身而出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英国的绥靖主义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在第三个时期，他为根除战争加紧倡导世界政府的建立，大力反对冷战和核战争威胁，反对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
爱因斯坦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不是通过复杂的推理过程，而是通过对战争的恐怖、残暴以及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引起的毁灭和创伤的深切感受和强烈憎恶而径直地达到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的。不过，在这种憎恶战争本能的背后，也有某种深厚的思想底蕴，而且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多次谴责战争是“可耻和卑劣”的，是“最邪恶的行为”，它“严重危害世界文明的真正幸存”，是“原始时代的残酷而野蛮的遗风”。
爱因斯坦曾经对汤川秀树说过：“我自己也是东方人。”这也许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恐怕更多地是就思想基础而言的。在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仁爱平和、佛教的非暴力和四无量心的影子，尤其是犹太教和犹太人传统中的上帝之爱、生命神圣、十诫律法、和平和非暴力等，作为遗传基因已根植在他的心灵深处。
坚持生命神圣和珍爱文化价值是爱因斯坦反战的两个主要情感源泉和思想基础，此外，对自由的崇尚，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增强了他反战卫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战争危害人的自由，引起道德沦丧，人在战争中的堕落行为亵渎了庄严的宇宙规律，千百万人的任性屠杀与自然进程格格不入。考虑到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和除恶的国际环境，爱因斯坦具有改变自己主张的道义力量和道德勇气，也具有固守原则的坚定性和变换策略的灵活性。1933 年，他放弃了拒服兵役和绝对反战的斗争策略，为此受到一些反战团体和个人的误解乃至攻击。
爱因斯坦深思了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并从人的本性上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废除战争、走和平之路的构想和行动。这就是，大张旗鼓地反对滋生战争温床、煽动侵略气焰、恶化国际气氛和毒害人们心灵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绥靖主义、孤立主义，大声疾呼，唤起社会的道义力量和人们的常识与良心；用和平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和广大民众，在人们心中永远播下和平的种子；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和具体的行动，以减少或根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二战”以后，随着冷战政治格局的出现和核武器这一达摩克利斯剑的高悬，爱因斯坦从维护和平大局和拯救人类免遭毁灭的目的出发，大力倡导新思维，并将其付诸坚决的、创造性的行动。这些新思维包括：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的存在；要和平，不要原子战争；必须制止美、苏的军备竞赛；和平共处应成为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
（三）自由的民主主义
爱因斯坦是一位身体力行、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我是一个信念十足的民主主义者。”而且，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之特点是以自由为本位和取向的，因此可称其为自由的民主主义。与此同时，他的民主（主义）不仅仅是理想的和观念的，也是现实的和实践的。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一批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和正义感的男女勇士，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在爱因斯坦看来，民主就是“在法律占优势的面前，存在着公民自由、宽容和全体公民的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用言论和文字表达自己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信念，而不管这些信念是什么。”他还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构成了民主的基础。使这一真理保持生命力，认清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是教育的最重要任务。他也表明，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地表白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尤其是，他也认清了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民主形式本身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但它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一切最后都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
爱因斯坦在崇尚和争取民主的同时，也无情地抨击和反对专制、极权和暴政。他在1930 年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他进而揭示出：“专制政治的本质不仅在于一个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势的人把握权力这个事实，而且在于社会本身变成奴役个人的工具。”专制政治的独裁者企图把社会的基础放在权威、盲目服从强迫之上，极力破坏民主传统和人道精神，大肆推行国家主义、不宽容以及对个人实行政治迫害和经济压迫。他也对极权者和权欲熏心者大加抨击：“开启权力之路所需的特质正是那些把生活变成地狱的特质。”他对“暴力征服珍贵的人的价值”痛心疾首，认为这是“我们时代令人发指的不幸”。但是，他坚信，极权者和独裁者的谎言、暴政和暴力终究是要失败的，有朝一日那些无法形容的滔天罪行都将受到惩罚。但是，所有的那些痛苦，所有的那些绝望，所有的那些毫无道理地被戕害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爱因斯坦爱憎分明的情感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之珍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爱因斯坦的民主思想中，渗透了勇敢的自由精神——他是心灵最自由的人。在他看来，自由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的和特殊的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迫害。这首先必须由法律来保证，但也要有宽容精神。除了这种外在的自由外，还有精神上的内在的自由：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按照爱因斯坦的一贯看法，“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绝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做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为了求得自由和独立性，他说他宁可做管子工或沿街叫卖的小贩去谋生，也不做什么科学家、学者和教师。他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在任何国家，只要他的公民被迫交出了出版、言论、集会和教学自由这些权利中的任何一个，就不应该把这样的国家视为文明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麻痹的臣民的国家。爱因斯坦呼吁通过增强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为人类的民主和自由事业作出贡献。
（四）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自称、也被学术共同体看做是社会主义者。他在1918 年就公开支持德国工人和士兵的11 月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对一年前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也怀有尊敬之情。但是，当他看到魏玛共和国后来没有履行它的伟大承诺时，当他对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国内政治状况显露担忧和不满时，他确实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他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和改变，这种信念在1949 年5月发表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达到高潮。不过，他肯定觉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我实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而言，今天那儿也不存在社会主义。”因为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难怪他说：“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是由犹太人提出来的，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理论家大都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爱因斯坦抵制了民族主义，而接受了社会主义。他去过巴勒斯坦，对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移民的“基布兹”和“莫夏夫”组织和社区大加称赞，这显然有助于加深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也受到德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等人学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影响也值得引起注意，如波佩尔-林科伊斯、萧伯纳、马赫等。在维也纳学派和爱因斯坦之间，似乎也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尤其是该学派的“左翼”汉思、纽拉特、弗兰克、卡尔纳普都具有明显的、乃至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爱因斯坦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也是他对当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寡头政治、对个人的摧残）和不公正作出的反应，这虽然不能说是有条理的研究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是审慎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人道为本的，他念念不忘社会主义应保障制度民主和个人自由。他说：“然而应该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得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保持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爱因斯坦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杞人忧天，而且在此之前他就尖锐地批评苏联在上层从利己动机出发、利用肮脏手段进行权力斗争，在下层对个人和言论自由大加压制。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科学人道主义（卡尔纳普意义上的）和伦理人道主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应该建立在逻辑、真理、成熟的伦理意识、同情和普遍性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综合物。如果说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探索科学的高尚动机的话，那么科学的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则是爱因斯坦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圣洁情怀，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之本。如果说科学人道主义更多地来自古希腊精神所导致的创造源泉和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的话，那么追根溯源，他的伦理人道主义则来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原则——无此则健康愉快的人类共同体便不能存在。他把人道主义视为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本性，并揭示出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宝贵价值：观点的自由表达，某种程度上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不考虑纯粹功利而向客观性的努力，鼓励在心智和情趣领域里的差异。
与尊重人道原则相伴随，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争取和捍卫人权。他所理解的人权实质上指的是：保护个人，反对别人和政府对他的任意侵犯；要求工作并从工作中取得适当报酬的权利；讨论和教学的自由；个人适当参与组织政府的权利。他强调还有一种注定非常重要的、但却不常被提及的人权，那就是个人有权利和义务不参与他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活动。爱因斯坦看到，尽管现今上述内容中的一些在理论上已得到承认，但它们在实际上却受到很大的摧残。他义无反顾地指出：“人权的存在和有效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中充满了争取人权的斗争，这是无休止的斗争，它的最后胜利老是在躲开我们。但要厌倦这种斗争，就意味着要引起社会的毁灭。”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观、教育观和宗教观中，也蕴含着社会哲学的思想宝藏。鉴于篇幅关系，此处不拟赘述。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是象牙塔内的阳春白雪，但他却走出象牙之塔，积极勇敢地投身到有益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他心里清楚，“在政治这个不毛之地上浪费许多气力原是可悲的”。他也看透了，“政治如同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状态之间来回摆动。其原动力是人们长期的、不断重现的幻想。”他也明白，“有必要从大规模的社会参与中解脱出来”，否则“便不能致力于我的平静的科学追求了”。但是，追求真善美的天生本性，疾恶假恶丑的激情良知，以及“不要统治，但要服务”的道德心和使命感，又促使他用相当多的宝贵时间关注人类事务。他在1933 年致劳厄的信中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讲是对人类事务应该保持沉默。德国的状况表明，随便到什么地方，这样的克制将导致把领导权不加抵抗地拱手交给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或不负责任的人，这样的克制难道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假定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这样的人都以如此方式思考和行动，那么我们会是一种什么处境呢？我不会为我说过的每一个词感到后悔，我相信我的行为是有益于人类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缄默就是同情敌人和纵容恶势力，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科学家有责任以公民身份发挥他的影响，有义务变得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要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如果人们丧失政治洞察力和真正的正义感，那么就不能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爱因斯坦揭示出，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所以不感兴趣，其原因在于智力工作的不幸专门化，从而造成对政治问题和人的问题的愚昧无知，必须通过耐心的政治启蒙来消除这种不幸。他号召人们像荷兰大科学家洛伦兹那样去思想、去认识、去行动，决不接受致命的妥协。为了保卫公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刻，我们决不逃避战斗。当然，他也认识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还要保持做一个完整的人，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他并未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躲避政治，或在碰到政治问题时采取阻力最小的政策，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是一个一身正气的完整的人。
爱因斯坦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创造了划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新颖深邃的哲学及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以自己的切实行动为世人树立了为人处世的光辉范例。这一切，凝聚成一种博大而丰厚的精神——一种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我姑且命名其为“爱因斯坦精神”（Einstein’s spirit）。
爱因斯坦精神包括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内涵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的心灵
爱因斯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的心灵是最自由的心灵。他的“狂热的自由思想”肇始于他中止宗教信仰、选择献身科学的少年时代，后来他深谙、躬行、光大了斯宾诺莎的自由之道，把自由看得比任何东西都珍贵。他多次引用别人对海涅的评论：“他为上帝效劳，这个上帝比所有奥林比亚诸神都伟大。我指的是自由上帝。”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他像海涅一样终生为自由上帝效劳。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由既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的和特殊的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也是内在的心理状态（在思想上不受权威、社会偏见以及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前者是所谓的“外在的自由”，是思想进步的保障；后者是所谓的“内心的自由”，是思想进步的根据。尤其是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人们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爱因斯坦认清了自由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造。”
爱因斯坦深知，自由是起源于古希腊、发祥于意大利的欧洲精神遗产和核心价值，是用纯洁而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它甚至比生命还要宝贵——“个人自由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发明的每一个进展，要是没有个人自由，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会觉得生命不值得活下去。”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为争取和捍卫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不遗余力。他指出，任何限制和禁止出版、言论、集会和教学自由的国家，不能算作是文明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政治劣根性的麻痹的臣民之国家，独立的个人属于这样的国家是不足取的。在1933 年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他及时揭露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通过镇压和奴役，破坏人的自由和尊严。在20 世纪50 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爱因斯坦抨击当时侵犯知识分子自由的无聊小动作是精神不安症，并带头与之抗争。为了同侵犯自由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爱因斯坦强调必须增强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针锋相对地与之抗争，并认为知识分子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
（二）独立的人格
爱因斯坦人格的最大特点，是他的卓尔不群和特立独行的独立性，这是以心灵自由为底蕴的绝对独立性。他戏称他自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怪人”，一个“执拗顽固而且不合规范的人”——这正是他的独立人格的惟妙惟肖的写照。他在给一位批评家的贺词中所说的话正好可以用来刻画他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在不屈从时代风尚的推动力量的情况下去感觉和判断……”他甚至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爱因斯坦的独立人格，充分地体现在他始终如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真善美理想和目标上。他说：“一旦我设立一个目标，它们就很难离开我。”无论在科学工作中，还是在社会、政治、道德领域，乃至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从不趋时赶潮、随波逐流，更不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他像一头执拗的骡子，驮着沉重的负荷，艰难地爬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坚决反对人为树立的权威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权威并不是真理的裁判官，进入人们头脑里的权威还是真理的最大敌人，盲目崇拜权威是智商低下的表现。他表明，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尤其对他本人的崇拜，他更感到离奇且无法容忍。
孤独是人格的老师。孤独是爱因斯坦的独立人格的显著体现，也是他的科学研究、政治取向乃至道德和感情的需要。孤独使他超然物外，超脱世俗，也超越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圈子，以致达到高度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从而获得一个冷静而客观的视角和立足点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没有一丝一毫利己主义的离群索居。爱因斯坦善于从孤独中获取智慧和汲取力量，难怪他称孤独“这种解脱方式实在是真正的文化赋予人们的无价珍宝”。孤独使他能够避开干扰，别出心裁，独辟蹊径，潜心研究他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标新立异的科学思想。孤独使他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危机四伏、扑朔迷离的岁月里独立不羁，独具慧眼，始终坚持独立的判断和正确的方向，而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和怯懦畏缩。爱因斯坦也从他所珍爱的孤独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这是一种特别深邃的情理交融的境界。孤独使他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和麻木不仁的人海中独善其身，独行其道，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科学良心和社会良知。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千万记住，所有那些品质高尚的人都是孤独的——而且必然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享受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
（三）广博的胸襟
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世界公民。他奉行的是开放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反对的是作为其对立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爱因斯坦一生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时时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立场观察和处理问题，处处从人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憧憬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幸福的理想社会。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私利联系起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人，不管他是哪国人，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于政治和国界的有效性，人道比国家的公民身份更重要。他出生在德国，在少年和成年时两次拥有德国国籍。但是，他旗帜鲜明地揭露德国军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侵略行径，谴责德国人的民族狂热病和德国知识分子为虎作伥的罪恶，鞭笞德国人人性的劣根性。他是犹太人，但是也以开放、慷慨、尊敬的方式对待阿拉伯民族，并呼吁以色列要理性和自我克制，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对远在万里的中国人民也怀有深厚的情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还对“七君子事件”发出过正义声援。
作为一位眼光远大、胸襟开阔的科学家和世界公民，爱因斯坦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疾恶如仇。他把民族主义称之为我们时代最致命的、邪恶的遗传病。要能够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命运，就必须“克服民族利己主义和阶级利己主义”。在爱因斯坦看来，国家至上的概念正是煽起战争的强烈因素，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新式偶像的煽动力量。用“爱国主义”伪装起来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军国主义和侵略，这个偶像产生了不幸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爱因斯坦的态度很明确：“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该是我们的勤务员，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四）人道的情怀
爱因斯坦始终是以人道为本考虑社会政治问题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视人道主义为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支柱，他奉行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前者更多地出自古希腊精神导致的创造源泉，后者出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原则——的综合物。按照他的观点：“欧洲的人道主义理想事实上似乎不可改变地与观点的自由表达，与某种程度上的个人意志，与不考虑纯粹的功利而面向客观性的努力，以及与鼓励在心智和情趣领域里的差异密切相关的这些要求和理想构成了欧洲精神的本性。”
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人道原则无异于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诚如他本人所说，他“越来越把人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面对人道原则在德国和西欧正在蒙受损失和毁坏，他大声疾呼：“正是人道，应该得到首要的考虑。”他还经常劝导人们以忧乐与共的心情去理解同胞，给同胞以真诚的爱和同情。在看待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充分显露出爱因斯坦的人道情怀：“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与这种人道原则相伴随，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争取和捍卫人权。
（五）神圣的责任
爱因斯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以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和胸怀天下的道德心为底蕴的，因而显得那么磊落跌宕、历久弥坚。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总是主持正义和公道，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顾及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同路人的误解。在这方面，他的自我意识之强和自觉性之高令人惊讶。他不同意科学家对政治问题或对人类事务应该保持缄默，认为这种克制将导致把领导权不加抵抗地拱手交给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或不负责任的人，这样做法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在19 世纪30 年代，他无情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战争阴谋。在20 世纪50 年代，他勇敢地与迫害知识分子的美国反动势力做斗争，旗帜鲜明地发表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年轻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爱因斯坦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面对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爱因斯坦也主动而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一个公民和科学家的神圣的社会责任。他一向认为，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和人类的悲哀。他强烈谴责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科学家，呼吁科学家要以诺贝尔为榜样，以自己的良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着想。他谆谆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要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六）理性的气质
爱因斯坦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在思想上总是理性地思考，他在实践中总是理性地行事——理性是他处理科学、哲学、社会和伦理问题的主旋律，乃至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在科学领域，他充分肯定了理性的巨大功能，即理性体现在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完整性和探索性的演绎法以及逻辑简单性原则上，并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保持了恰当的张力。在哲学领域，理性渗透在他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他渴望建立一个公正理性的世界秩序和社会关系。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都建筑在缜密的理性思考和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看穿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事物的前因后果，能够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策略和方法，也能够以理性平衡激情，始终理智地面对一切。这种理性能力既体现在他的科学理论的创造上，也体现在他面对的变幻不定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当机立断、自如应对上。爱因斯坦说得好：“理性用它那个永远完成不了任务来衡量，当然是微弱的。它比起人类的愚蠢和激情来，的确是微弱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愚蠢和激情不论在大小事情上都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命题。然而，理解力的产品要比喧嚷纷扰的世代经久，它能经历好多世纪而继续发出光和热。”
（七）批判的态度
由于早年受到休谟和马赫的坚不可摧的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影响，爱因斯坦深谙“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的真谛，他在科学工作中经常以批判为先导，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那个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的教条顽固统治的时期，他敢于反潮流，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为创立相对论扫清了思想障碍。爱因斯坦也像马赫一样，甚至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持批判态度。他批判性地洞察到，科学的技术化导致“双刃刀”效应，科学专门化造成两种文化的分裂和人的精神的扭曲。他批判性地揭示出，被异化的科学在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方面引发诸多恶果和危机。对此，他一方面呼吁科学家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以艺术家的旨趣和普通公民的身份重塑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力图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不用说，爱因斯坦对社会现实总是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例如，他告诫人们不要患政治健忘症，警惕西方国家战前对德国的纵容和战后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他对他曾经拥护的苏维埃政权因其践踏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形态宗教化和教条化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爱因斯坦的批判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是与怀疑态度相伴随的，并且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的批判总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同时，这种批判态度往往贯穿着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例如，他在批判牛顿的经典力学之后，紧接着这样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
（八）攻坚的毅力
爱因斯坦在工作中具有知难而进、避轻就重、一鼓作气、坚忍不拔的秉性和毅力。他一生追求而不是占有真理。他专找厚木板打孔，他瞧不起那些专挑薄木板打许多孔的人。他从十六岁想到追光悖论时起，为狭义相对论苦斗了十年。狭义相对论建成后，一切旧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又没有出现新的矛盾，但是为了把相对性的信念贯彻到底，他又向广义相对论发起冲击，奋斗了十年终于大功告成。此后，为了给相对论和量子论谋求一个统一的基础，他花了四十年追求他心目中的统一场论，直至生命的尽头。
也许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伟大终归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是一个品质问题。过分看重名望，只拣容易取得成果的细节问题处理，等于出卖理论物理学的灵魂。他告诉他的助手和朋友：“你必须找到一个中心问题，然后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追求它，无论困难是什么。尤其是，你必须永远不容许自己被任何其他问题引诱，不管困难如何。”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心无旁骛，也在于他把物理学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决不可以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九）宽容的心地
爱因斯坦的心地是宽容的，他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能以宽容之心待人接物。他所谓的宽容并不是消极的容忍和放任，而是积极的关心和尊重，欢迎差异和异议，而且设身处地的将心比心。爱因斯坦给宽容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做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该包括谅解和移情。”他还特别强调，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绝不能让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唯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他还提出，外在的自由除了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作保障外，也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有宽容精神。
（十）臻美的追求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他的科学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活之处在于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他的科学理论确实是真正的艺术品。臻美的追求不仅是他从事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之源，也是他得心应手、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即准美学方法（包括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形象思维）。准美学方法贯穿在他的科学工作的全过程——发现问题、选择目标、发明原理、评价理论——之中，往往起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美的理论不一定在物理上为真，但是真的理论必须是美的；不美的理论肯定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过渡性的，它将被美的理论所取代。他说得好：“在科学领域，时代的创造性的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的更多的表现机会。”
（十一）高洁的人品
爱因斯坦的人品是高尚纯洁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一不受到他的人品魅力的巨大感染，油然产生“见贤思齐”的强烈欲望。他淡泊名利，视之如浮云敝屣；他简朴平实，没有丝毫虚荣和炫耀之心；他谦虚谨慎，一直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界的一个碎屑；他待人平等，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总统、皇后、社会名流还是青年学生、平民百姓乃至佣人、偏执症患者；他乐于助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即使在帮助别人时也使对方没有一点屈尊或恩赐的感觉。他虽然大名鼎鼎，头上有无数的光环，但是他依旧像普通人一样思想和生活。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成为羊群中的一个纯洁无瑕的分子，必须首先是一只羊。”
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从自我解放出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和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看他索取什么。他觉得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这些庸俗目标是可鄙的，而把真善美视为生活的理想。因此，他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爱因斯坦精神具有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它在爱因斯坦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发出光和热，照亮了人类的前程，温暖着人们的心扉。
2005 年，适逢狭义相对论创立一百周年和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联合国不失时机地把是年定为“物理学年”，德国和瑞士也把2005 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以表达对爱因斯坦的纪念。今天，在纪念这位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伟人之时，人们自然会问：爱因斯坦的当代意义何在？
爱因斯坦的当代意义主要在于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这是世人一笔极其珍贵的“形而上”财富，是人类的无价之宝。爱因斯坦是科学思想家或哲人科学家。撇开他的具体的科学贡献不谈，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现在依然是科学家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他的“多元张力哲学”，是20 世纪科学哲学的集大成和思想巅峰，时至今日还在引领科学和哲学的新潮流。他的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成为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主旋律的美妙音符，成为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汇流和整合的强大动力，是生活在21 世纪的人的人生观之明鉴。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爱因斯坦的精神精华——人道与仁爱、正义与责任、独立与自由、实证与理性、怀疑与批判、兼蓄与宽容、就重与进取——无疑是20 世纪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它们也是21 世纪时代精神的文化基因和超体（exosomatic）酵素。
爱因斯坦的人格也使人敬佩不已。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甚至比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爱因斯坦还要伟大——爱因斯坦是一个大写的、真正的“人”。当他活着的时候，全世界善良的人似乎都能听见他的心脏在跳动；当他去世时，大家感到这不仅是世界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个人无法弥补的缺失。有人曾问普林斯顿小镇上的一位普通老人：“你不理解爱因斯坦深奥的科学理论，也不明白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你为什么那样尊敬和仰慕爱因斯坦？”老人回答得很简单：“因为当我想起爱因斯坦教授时，我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人格的力量！的确，爱因斯坦的“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生观，“不要统治，但要服务”的人生信条，“从自我解放出来”的人生价值，对图安逸享乐的“猪栏理想”的鄙弃和对“财产、虚荣、奢侈生活”的鄙视，以及他时常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的深刻反省，无一不使人有高山景行之叹。他把物理学视为神圣的事业，绝不可以用它来换钱吃饭，物理学家应该另有谋生的本领，比如做个补鞋匠或灯塔看守员。他对真善美孜孜以求，对假恶丑疾恶如仇。他反对滥用权威和个人崇拜，尤其是对他本人的崇拜，他更觉得十分离奇和无法容忍。他向往孤独，却又对人古道热肠，不管他们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还是平民、侍者，均一视同仁。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帮助小学生演算难题，为求助者写介绍信，与疯子促膝谈心以化解病人的芥蒂。他淡泊名利和权势，视之如浮云敝屣。他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厌弃排场铺张，把财产看做是绊脚石。他谦虚谨慎，从不故作姿态、哗众取宠，敢于当众承认“我不知道”。即使在病危时，他认为用人工方法延长生命毫无意义，坚决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治疗措施。他死后不想耗费世人的一点东西：不举行殡葬仪式，不摆花圈花卉，不奏哀乐，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秘密存放，故居不作为纪念馆开放，不让人把它作为瞻仰和朝圣的圣物。
爱因斯坦在世时倾心奉献，使人类受益良多。他去世时对世人一无所求，对世界一无所取。这样的人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有位作家概括得好：“爱因斯坦是上帝的使者，人类的仆人。”爱因斯坦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想，对爱因斯坦的最好纪念，莫过于学习和光大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只要爱因斯坦的思想、精神和人格有一小部分在人们中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整个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1921 年，爱因斯坦在同魏斯曼访问美国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斯塔福德·利特尔讲座讲演”（Stafford Little Lec-tures）。后来，由于德国纳粹的迫害，他不得不在1933 年10 月移居普林斯顿，担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读者手头的这本《相对论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就是爱因斯坦四次讲演——相对论前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续）——的汇集，翌年在英国由梅休因公司、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随后出版的两个版本中，爱因斯坦相继添加了两个附录——第二版附录、非对称场的相对论性理论。1954 年12 月，爱因斯坦对该书第五版做了修订，这也是最后一次修订。1955 年4 月，他在普林斯顿医院溘然长逝。
《相对论的意义》虽然不是像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收录的那样的专题论文，但是除了少量的科学哲学议论外，全书都是比较深奥的物理学内容。读者要读懂它，既需要一定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背景，也需要好学的兴趣和耐心。笔者在《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导读（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中，已经就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创立的背景、经过及其意义做了长篇论述，欲读《相对论的意义》的读者可以参阅该导读，以及下面“主要参考文献”中末尾的、本导读作者的三本著作。
最后，我愿录近作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亦作为读者研读《相对论的意义》时的伴读者，自始至终陪伴读者体验潜心阅读和理智漫游的乐趣：
升堂入室究阃奥，游娱中西悟玄妙。
学性涵养在琢磨，涤濯身心无骄躁。
[1]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第1 版。
[2] 《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第1 版。
[3]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1 版。
[4] A. Einstein, The World As I See It,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49.
[5] A.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50.
[6] A.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Inc., 1982.
[7] O.内森、H. 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下册），李醒民、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1 版。
[8] H.杜卡丝、B.霍夫曼：《爱因斯坦论人生》，高志凯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Moszkowski,Einstein,The Searcher,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London: Methuen & Co. Lit., 1921, p. 239.
[9]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年第1 版，第211 页。
[10] W. Cahn, Einstein, A Pictorial Biography, New York: The Citade Press, 1955, p. 104.
[11] P. A. 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es City: A Universal Syndicate Company, 1993.
[12] E. G. Straas, Memoir, 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 Edi-ted by A. P. Fren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 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 Edited by H. Woolf,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0.
[14]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1 版，1997 年第2 次印刷。
[15] 李醒民：《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爱因斯坦思想探微》，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
[16]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 版。
[17] 李醒民：《爱因斯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