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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s这个词的默认汉译是“语用学”，一般是作为和句法学与语义学并列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见上文）。若追溯到莫里斯那里的符号学三分，其更加合理的翻译也许是“符号运用学、符用学”。只有到了语言学领域作为“linguistic pragmatics ”才是或者说才能译成“语用学”，作为“语言语用学”的简称。“符用学”则可看成哲学领域的pragmatics（实用学）的一分支/分子。再倘若采纳雅各布·L. 梅伊（Jacob L. Mey）在批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后提出的“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以下简称pract），语用学就是“语为学”，该学科关涉的是人际行为的得失、策略和失误等。
[1]
当然，从广义上讲，pragmatics是“对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所做的研究”，也就应该译为“行为学”。
和语用学最比邻因此也最纠缠不清的算是语义学。它们之间经历了跨世纪之争，从杰拉尔德·盖茨达（Gerald Gazdar）的等式到莱文森的七种意义
[2]
以及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的“八分法”
，此外还有弗朗索瓦·雷卡纳蒂（François Récanati）等的“真值条件语用学”（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赫伯特·保罗·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的言说（what is said）-含义（what is implicated）二分法，以及黄衍的语义-语用互补（派）的“激进语用观”（radical pragmaticism），至今还没有理清其楚河汉界。
简单说来，依据盖茨达 [3] 和沈家煊d的定义，“语义学=衍推，语用学=意义−衍推”，凡是真值条件的研究就是语义学，反之就是语用学。凡是规约意义和用法的研究就是语义学，反之就是语用学。衍推、真值、规约等，不依赖语境，其他则依赖语境。肯特·巴赫（Kent Bach）区分了“窄语境”（narrow context）和“宽语境”（broad context），前者指“直接给语码赋值（如确定或不确定的时、空、人、物等）的直接语境信息”（属于语义学），“宽语境”则指“对言语行为的实施和言外之意的推理起到指引作用的任何语境信息”（属于语用学）。 [4] 因此，假如要继承莱昂斯的第（4）分（法）（即语义学管辖不依赖语境的意义，而语用学管辖依赖语境的意义），就有必要说明限于“宽语境”。
根据格赖斯的语义-语用界面观：言说属于语义学，含义属于语用学。
[5]
加上威尔逊和斯珀伯的观点，“显义”因为需要一定的推理且有别于字面意义，因此应该主要归属于语用学。
[6]
巴赫所称之“半隐义”（impliciture）因为介于言说和含义之间
，因此也是语义学和语用学之共享（见下文）。
[7]
根据罗宾·卡斯顿（Robyn Carston）
[8]
和雷卡纳蒂
[9]
，言说和真值条件内容因常常受到“语用侵入”于是常常也被看作语用问题。
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我们坚持“互补主义的激进语用观”
[10]
。假如句法学是一价（monadic）学科，语义学是二价（dyadic）学科，语用学则是三价（triadic）学科。换言之，“句法学关注话语U的语词和短语之间的关系，语义学关注U及其语词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语用学关注言者S（对听者H）说的话语U是何用意”
。笔者的互补派“激进语用观”是“轻语义亲语用”的立场。
《语用学学刊》主编哈特穆特·哈贝兰德（Hartmut Haberland）和梅伊曾在一篇社论中说，“语用学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能够对语言提出一系列至关紧要的问题”，“由于对语言实践的研究提出可能的理论基础，语用学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了解”。
[11]
不难看出，“语用学跟任何关涉人类自身（社会、心理、宗教信仰、世界观、上层建筑、经济、伦理、传媒、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语言教学、失语症诊治、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所能产生的界面研究自然也就很多”
。语用学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从单句向整体扩展”以及“礼貌研究及跨文化语用研究”，到了今天还展开了认知语用研究和“更全面的跨学科语用研究”从而产生了诸多界面研究，如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文化语用学（cultural pragmatics）、跨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逻辑语用学（logical pragmatics）、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意识形态语用学（ideological pragmatics）、对比语用学（contrastive pragmatics）、应用语用学（applying/applied pragmatics）、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民族文化语用学（ethnopragmatics）、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法律语用学（legal pragmatics）、发展语用学（developmental pragmatics）、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语用文体学（pragmastylistics）、语用翻译学（pragmatranslatology）、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等等。
至于有人，如乔纳森·卡尔佩珀（Jonathan Culpeper）和迈克尔·霍夫（Michael Haugh） [12] ，把专门研究指别语（deixis）的语用学领域称为“指称语用学”（referential pragmatics），把专门研究信息假设、背景、预设、焦点等的布局或信息结构的语用学领域称为“信息语用学”（informational pragmatics），把专门研究人际交往、社会文化参数、礼貌和失礼、关系和话语等的语用学领域称为“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而把专门研究语用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元认知意识（程度）（metacognitive awareness）、元表征意识（程度）（metarepresentational awareness）、元交际意识（程度）（metacommunicative awareness），尤其是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语用学（元/反身）思考（reflexivity），称之为“元语用学”（metapragmatics）等等，那是另一回事了。
[1] Mey, J. 2006/2008. Pragmatic acts. In: Brown, K.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Linguistics （《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版]》），Vol. 1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Elsevier. pp.5-11。
[2] （1）衍推；（2）规约含义；（3）预设；（4）切当条件；（5）一般会话含义；（6）特殊会话含义；（7）非会话类含义（Levinson, S. C. 1983/2001. Pragmatics [《语用学》].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Gazdar, G. 1979. Pragmatics: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and Logical For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 沈家煊，1990，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外语教学与研究》（2）：26—35页。
[4] Bach, K. 1994. Conversational impliciture. Mind&Language (9): pp.124-162;侯国金，从格赖斯循环到显含义之争—语义-语用分水岭问题，80—87页；侯国金，语义学和语用学，得一可安意义之天下—小议互补主义和语用学的跨学科潮流，24—35页。
[5]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 Vol. 3: Speech Acts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41-58.他在其例（1-3）之后说，话语“在言说（what is said）层面可能违反了某个准则，但听者自然会理解为该准则乃至整个合作原则在隐含（what is implicated）层面得到遵守”。也即，语义学层面的“言说”似乎会有悖于某个准则，但语用学层面的“隐含”则不会违反任何准则或整个合作原则。
[6] Wilson, D.&D. Sperber. 1981. On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 In: Werth, P. (ed.).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 London: Croom Helm. pp.155-178.
[7] Bach, K. 1994. Conversational impliciture. Mind&Language (9): pp.124-162.
[8] Carston, R. 1988. Implicature, explicature and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 In: Kempson, R.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55-181.
[9] Récanati, F. 1989. The pragmatics of what is said. Mind&Language (4): pp.295-329; Récanati, F. 2010. 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0] 侯国金，语义学和语用学，得一可安意义之天下—小议互补主义和语用学的跨学科潮流，31—32；Brown, K. et al. 2008.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版]》），Vol. 10.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Elsevier. pp.29-30。
[11] Haberland, Hartmut&Jacob Mey. 1997. Editorial: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pp.1, 9, 11.
[12] Culpeper, J. & M. Haugh. 2014. Pragma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见其第2、3、7、8章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