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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哲学，它经历了三次转向：本体论转向（古代）、认识论转向（近代）、语言学转向（现代）。万物之所以为其万物，不同程度地皆因其名，以及和名息息相关的描写、叙述、解释。人们冠之以何名，又何以名状和论及，本身就是对万物的自然属性的天然写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名和实，实际上也是“道”和生于“道”之“二、三、天地万物”，在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那里也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关系。被人称为“山脚”者不叫“山脚”又是何物？叫“山脚”前又是何物？“山脚”这个东西其属性怎么也撇不开山和动物腿足的类比相似关系，以及人爬山、人靠山吃山、人在山上砍柴、人从山脚攀上山腰和山顶等关系属性。这些正好可以部分地解释“山脚”的本质。如果说名称（如专名）只有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即只有所指物而没有意义（sense），那是大错特错。同样，混淆指称和意义也是不对的。当然，从体验哲学观来看，山脚的名和实从一开始就打下了语言使用者和事物观察者体验和心智的烙印。我们不能全盘接受极端人本主义的体验哲学观，难道山和山脚在人能说话以前就不存在或没有意义？但是，倘若考察语言和言辞，该观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毕竟我们所讨论的语言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用以言及世界万物（关系）并进行有意义且有语效的人际、国际、“心际、网际”交往不可或缺的，几乎是唯一或最为重要的工具。若没有语言，此时笔者就要舍弃键盘而启用手势了。即便如此，也须知，聋哑人的手语也是健全人（在语言工作者带领下）以有声语言，如汉语，为基础进行仿拟类比性虚拟的创造。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孕育了语言哲学。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对哲学的语言学思考启动了语言哲学（language philosophy），因此被尊称为“语言哲学之父”。除了逻辑思想和逻辑哲学，弗雷格认为思想分析归根结底是语言分析，而且分析语言的最佳方式莫过于逻辑的方法。
语言哲学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前期]、保罗·卡尔纳普[Paul Carnap]等为代表），于是形成了语义哲学；第二步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为代表），形成了语用学哲学；认知转向发生于20世纪末和当今（以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罗纳德·W. 兰盖克[Ronald W. Langacker]等为代表），形成了认知哲学。
因此可以说，语用学源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萌芽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著、洛克和康德等人的“原型语用学”（proto-pragmatics），以及我国先秦的《易经》《墨经》《道德经》等的辩学、名学、表达、释义、谬误（论）、名实论等“朴素语用学思想”（见文旭
，曾文雄
，侯国金
），兴起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实用主义和符号学思想，发展于奥斯丁和塞尔的语为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一般的说法是，语用学发祥于维特根斯坦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后/以来的语言哲学（的日常分析哲学流派）。
哲学关注世间的种种关系，包括人和人的关系、物和物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旨在解释宇宙间各种关系的真实或真理，或万物本体（论的）“是其所是”之本源。由于语言对语言人至关重要，人离不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那么，要揭示人类的关系和行为就必须解释其媒介—语言。语言用来表意达效，那么人们是如何表意的？又是如何达效的？意或意义是语言哲学、语义学、逻辑学、语用学的共同兴趣，效或效果则是语用学以及传播学和修辞学的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