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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作为一个语言学学科只有区区四十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7年《语用学学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
）的创刊，也可以说是从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
[1]
和斯蒂芬·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
[2]
的两本专著的出版肇始的。语用学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经过80年代“定型”，一跃而起成为“成熟、丰满”的显学。到了90年代，语言（学）研究实现了“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或者说，整个语言研究都进入了言必谈“语用”的地步。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次访谈中有三次坦言（声称“一贯认为”），语用学不仅是（普通或综合）
“语言学的有机成分”，而且是“核心、关键成分”（a central and crucial component）。
[3]
可见语用学在语用圈外也得到了广泛认可。黄衍则说：“没有语用学的句法学是盲目的句法学。”
这说明语用学还是一般语言学学科（如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句法学）的元语言学或语言哲学，具有导向性。
何谓语用学？在我们看来，语用学是研究动态意义的生成和理解、关注有效交际的学科。先说意义。它是最玄妙而缥缈不定之物，如同“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一样“神秘”。
有物体的意义，有言辞的意义，有两者结合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的就是言辞意义和两者结合的意义，即以言辞指物、表物、论物，通过语言叙述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和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意义同样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客观事物和关系不论是具有本体论的“万物本源”“是其所是”的明晰性，还是认识论或表达上的模糊性，都是难以如希冀那样清楚客观地描述。另一方面，主观性意味着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和体验性。由于人类对人脑的研究十分肤浅薄弱，凡是和大脑有关或生成于大脑的东西，如意义，都是难以捉摸的，难以描述的。意义千变万化，生成于动态的语境以及相关的交际者语境洽商之中，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的语用学只能迎难而上，从各语言学学科的废纸篓那里捡来上述以及更多的难题进行研究，使得语用学及其母科学语言哲学得以蓬勃发展。
意义是动态的。我们这里暂且搁置（而非反对）语义学研究的相对静止的词汇意义、构式意义、语句意义，即它们的静态系统意义，就是说，作为有别于其他语言的某一语言的词汇、构式、语句等要维系该语言系统的运行，其词典和语法书必须相对系统和稳定地给予一定的释义、描写和解释，以构成其种种系统的、静态的意义（及其用法）。例如，“纸”有“纸张”义，“报纸”有“刊登新闻报道和广告的日报”的意义，这些分别是“纸、报纸”的静态意义。“爸爸每天晚上看一个小时的报纸”的字面意义（或显义）是言者的父亲每天夜晚花一个小时左右阅读某些日报、晨报、晚报等的习惯，属语义学范畴。它也有“莫须有”、不确定的含义，如（在一定语境中的）“不要打扰他”“要继续订报纸”“他博闻强记”等专属语用学的动态意义。可见，意义有小有大，小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构式意义，大意义包括语句意义和话语意义。它们又有静态和动态之分。越小越倾向于静态，越大越倾向于动态。语句意义尤其是话语意义和含义就是（比较）动态的。这就是为什么语用学专司动态意义（如含义）的生成和推理之研究，也难怪人们说狭义的语用学就是含义理论研究。
话语意义的生成，首先凭借有关语词和构式。虽然它们是相对静止稳定的，但是，言者从词汇-构式系统里关联优选地择用一些切当或巧妙的零部件来达意，就具有些许动态性或灵活性，投放到实际语境中的话语就更是灵活多变，一句话往往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视语境不同而不同，视交际者不同而不同，视语音语调或拼写书法的不同而不同。人类最喜爱的“我爱你”就是如此，作为语句其语义是相对恒定的，语义学解释起来也不费力。但作为话语，由于上述语用参数的干预，其话语意义就超出了语义学的“射程”。虽说是语用学的专利，却也不是只费吹灰之力之易事。对于言者是意义的动态生成，对于受众（一个或更多听者，有时包括间接听者、旁听者、窃听者等）来说更是动态的推导、推理、理解、解读。语用学界有轻生成重推导，即更多地研究含义推导的倾向性。
语用学十分关注人类的有效交际，这是因为交际者未必总能成功有效地交往。人类是直立人、语言人、智力人、社交人。从人类变为现代意义的人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双足行走的灵长类哺乳动物，善于使用一种以上语言（语言能力），拥有众所不及的高智商，善于社会交往并乐此不疲的物种。
直立是演变为人（姑且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前提，（社会性）交往是语言（产生）的前提，而这些都是高智商的前提。反过来，已经发展起来的高智商又服务于人类的“直立方式”（或坐走躺卧，或车马舟楫），服务于语言的精密度发展，从数千词汇量到上百万（如英语），具有各层级的语法系统，如时态系统、语态系统、体态系统、情态系统、语气系统、及物系统等。高智商还服务于社交效度的提高，从社交使用的语言的语法性、修辞性和语用性，以及人际交往的人数、平台/手段/媒介、方法等可见一斑。由于社会个体的交际受制于很多社会语用参数（如天气、关系/[语用]距离、年龄、阶级[等级]/权势、强加等级等），其交际并非每次都能有效或高效，至少可以说，就是一次大体成功的交际也会存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欠成功、失算或失败，表现为错误、偏误、误差，即可统称为“社会语用失误”或“语用语言失误”的林林总总的失误。语用学就有必要研究产生语用失误的因由和避免的举措，以提升人们交往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语用学就是研究如何提高语用能力和避免语用失误的学科。
[1]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 London: Longman.
[2]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Stemmer, B. 1999. An on-line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On the nature of pragmatics and related issues. Brain and Language (3): pp. 393-401. 另见：侯国金，《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 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