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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了“巴别塔”的人类需要，而且越来越需要各种领域和各种形式的翻译。
“Translate or die”
，是的，“不译则亡”。若无翻译，就没有佛教的佛经传入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及世界各地。《圣经》的传播也大致如此。若无翻译，现代的跨文化交际就是一句空话。
何谓翻译？译界的共识是，翻译是物质、服务、信息和思想的交流，更是大写文化（哲学、意识、民俗）和小写文化（生活和做事的方式）的交流。如何有效地翻译（笔译和口译）涉及人类的三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诸多方面，而诸方面都可归结为“语用”二字。
就人类的跨语言交流而言，翻译者需要通过语码转换把各自的语用目的传递给对方以促进上述的物质、服务、信息、思想等的交流。此等语码转换要求译者有很强的双语能力、转译能力、认知能力和语用能力。译者对原文文本的解构和重构，其实是“价值组合体”的解构和重构；而解构文本“价值组合体”与每个词语的“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有关，同时受制于语法、语义、修辞、认知、语用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则的动态的、整体的价值。
这些方面都可以“语用地”或跨学科地研究，如“语法-语用、语义-语用、认知-语用、修辞-语用”地研究。翻译这个“杂学”
无论作为科学、艺术还是技巧，作为过程还是结果，从大问题到小问题，从接受翻译任务到交稿“结项”，无一不是语用问题，或多或少受制于各个语用原则（一级或二级语用原则）。
上述语用原则是如何单独或协作以支配言语交际和翻译活动的？语用翻译学不仅要深化语用学研究以及翻译学研究，更要从语用学的经典理论和新视角考察诸多翻译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其他一般翻译问题，并能解决翻译的疑难杂症。值得一提的是，语用学兴起的近一二十年出现了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对翻译进行语用的研究，或者把语用学的基本理论投放到翻译研究中，这些方面已有不少人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如巴兹尔·哈蒂姆
（Basil Hatim）
和伊恩·梅森
（Ian Mason）
、欧内斯特-奥古斯特·格特
（Ernest-August Gutt）
、利奥·希基
（Leo Hickey）、
大卫·J. 韦伯
（David J. Weber）
、曾宪才、钱冠连、叶苗、赵彦春、张新红、何自然、吕俊、钱多秀、李菁、高云、韩丽、曾文雄等等。
笔者从2001年至今一直在进行语用翻译学探索。
语用学这一20世纪的显学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最近的国际和国内语用学研讨会的精神，语用学能否继续“显学”下去，取决于语用学者是否能够或能在多大层面和程度上进行跨学科的语用研究。我们的选题构想“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恰好符合该学科的这一时代精神。任何理论若不能投之于应用领域，其价值势必打折扣。我们试图联姻语用与翻译，并希望为语用翻译学增砖添瓦。
我们的“语用翻译学”观点可初步归纳为下面十点：
①语用学仍然是语言学研究的显学，但如果需要深入的纯语用研究和跨学科语用学研究，需要跨语言的语用学研究；
②翻译学的研究有助于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需要继续并实现语用学转向，而且该转向的必然结果是语用翻译学；
③狭义和广义的语用学，或者说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等跨学科的语用学研究为新兴的语用翻译学开辟了道路，提供了营养和模式；
④包括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从交际者身份、性别、年龄、权势、要求、相互关系等社会语用参数到语用目的、语境、语用预设、语用隐含等，根本上都是语用问题，只能“语用地”解决；
⑤所涉及的言语翻译问题也相应地是语用问题，也只能或最好是“语用地”解决；
⑥语用翻译学的建立意味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翻译问题都能“语用地”考察和审视，并有望得出相应的译论、译观、译法、译风；
⑦语言表达的难处和妙处在于随意言谈中的寓意言谈，“语用地”解决寓意言谈的交际问题和翻译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⑧语用翻译学对寓意言谈的讨论和发现将有助于对原意言谈的（翻译）研究，也有助于对其他任何语言现象及其翻译问题的研究；
⑨各个“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清晰原则、关联原则、最省力原则、得体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单独或协作支配着各种言语交际（话语），自然能给相关翻译以启示；
⑩语用翻译学的研究得力于语用学和跨学科语用学（如词汇语用学、社会语用学等）和翻译学的帮助，反过来必将促进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
假如本课题囿于温故和评述上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可从尤金·奈达 [Eugene Nida] [1] 算起）或语用转向（可从格特 [2] 算起），其研究意义就不大。我们打算继承和发展“翻译语用学”，从语用学的各观审视翻译问题，拟研究“寓意言谈翻译”的语用策略和途径，从而推进该新兴学科的发展。
为何研究寓意言谈的翻译？语言的模糊性研究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重视，在语用学界人们则考察模糊的语用性，或称之为“语用含糊”。但凡交际中的言语，不论单个词语还是整个话语，都有“刻意/原意言谈”和“随意言谈”之分，后者还有一个副类，叫“寓意言谈”（指隐喻类随意用法） [3] 。语用含糊包括：（1）语义模糊类语用含糊，如约略、模糊、笼统、两可、含混等，（2）语用-修辞模糊类语用含糊，如比喻、弱陈、反语、夸张等。语用含糊受制于交际者的“元语用意识”。就翻译而言，正确或有效的翻译应该能够正确区分原文的刻意和随意言谈并能等效译之。假如译者错把刻意言谈看成随意言谈，或相反，势必犯下翻译错误。
本书是继承和发展笔者于2008年开辟的“语用翻译学之路”，将拟定该学科的任务、性质、目标和对象，设定基本可行的研究和学习模式，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还要对充斥着语言各个级阶（从形态到语篇）的寓意言谈及其翻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这样一来，语用翻译学的研究就不会空泛或空洞。根据不同级阶的寓意言谈类别乃至次类，我们将尝试研究出语用翻译模式，如隐喻、转喻、花径、汤姆诙谐句、拈连、轭配、仿拟、双关等的语用翻译观。
全书共有五章：语用学说略、翻译学说略、语用翻译学及其翻译观、语用翻译学个案研究、语用翻译学译评点滴。第一、第二章分别阐述语用学和翻译学的精华，以促成第三章的界面研究即语用翻译学的立与论。第三章讨论了三大有关译观：关联-顺应译观、构建主义译观、语用标记等效译观，重点阐述了语用含糊的解读和翻译。第四章是个案研究，即以语用翻译学的译观，解决一系列重大翻译问题，主要是：（1）颜色词的随意用法及其翻译，（2）隐喻之语用翻译观，（3）转喻之语用翻译观，（4）花径之语用翻译观，（5）其他辞格及其翻译（汤姆诙谐句、拈连、轭配、仿拟、双关的翻译）。第五章是以语用翻译学为立场展开的些许翻译评论。
本书不是译理的“形而上”的“大翻译”或“大格局翻译”研究，也不是译事的“形而下”的“小翻译”或“小格局”研究，而是介于其中的“形而中”或“中格局”探讨。“大翻译”指的是“通观之下的语符翻译”，“是对中国典籍的阐释和翻译以及文化意象的建构”。
“大翻译”需要有“大格局、大数据”以便“促进翻译的快速融通”，这里的“大格局”指的是“从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学科的层面来思考翻译问题”。
与“大翻译”相对应的“小翻译”指的是基于音、形、义的解读和运用译技的实际篇章或语句转换，包括炼字炼句的推敲。也即，本书有“大翻译”也有“小翻译”，但更偏向翻译策略和方法，当然也希冀有助于其他两类翻译研究以及服务于我国的“翻译强国”
建设。
这里说明一点，本书的例句序号都以章节论。在一个章节里，讨论翻译和非翻译问题出现的相同例句按不同例句（序号）处理，如，先出现某例是例（5），后面在翻译时再现该例却换了号码，如例（78）。另外，凡是有若干译文时，一般是按劣优次序排列，而且在没有交代出处时意味着为笔者所译。
“翻译因人类的交往与沟通需要而产生，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书是对语用学（的具体理论和原则）如何服务于寓意言谈的各种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研究，有破、有立，有述、有评，有验、有用，并且是跨语言的、跨学科的、实证的、对比的语用研究，涉及词汇学、语义学、句法学、构式语法、修辞学、语言哲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或交叉兴趣点，具有相关学科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侯国金
2019年1月
[1]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2] Gutt, E.-A. 1991/2000.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 Oxford: Blackwell, 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
[3] Sperber, D.&D. Wilson. 1985. Loose talk,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LXXXVI: pp.153-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