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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信、达、雅”三分译论的前二字相当于今天译界的“忠实、通顺”，也就是说一百多年来，中国译界的翻译标准基本没什么根本的变化。虽然有人怀疑，虽然有人改词
，但主旨基本没变。既然原文本具有很高的价值值得翻译，那么就应该设法保值，而保值就是求真，即翻译中的“求质”（对比“求文”），也即“信、忠实”。一代又一代的佛经翻译家的“求质”之译路不甚平坦，他们总是在“文、质”之间彳亍纠结。不过，无论文还是质，他们都预设了保值的可能性。
然而，“翻译中能够保值”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本的语义值（以及修辞值、文化值等）的翻译保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语境问题和数量问题。之所以说是一个语境问题，是因为某些语境（包括语篇文本语境）直接决定能不能翻译和如何翻译。例如就某些语句来说，保值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如某某到同事的办公室说：
（21）我能否用一下您的电话？
其英译是没有保值困难的。但“Excuse me”这句英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实施不同的语用功能：是打扰陌生人以便问路，或是打扰熟人的谈话语流以便插话或暂离，或是打喷嚏后的礼仪。虽然千篇一律的“对不起”是能够凑合的，但分别译之以“劳驾/打扰了/打扰一下！”“对不起/容我插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似乎更好，我们总不至于在咳嗽或打喷嚏时说“劳驾”吧。再如上文的照相例，即使是同样的语境，汉语的“茄子！”进行英译或日译或韩译或法译，都难以保值，或者说，都难以保留原文的字面语义值，或难以保留原文的全部语值。翻译成英语的“Cheese!”就牺牲了“茄子”，代之以“奶酪”；翻译成日语的“Qizi!”是以“地图”代“茄子”；译成韩语的“Kimqi!”是以“泡菜”换“茄子”；译成法语的“Ouistiti!”是以“狨猴”代“茄子”。总之，语境对语义表达（内容和方式）有所制约，那么对翻译（内容和方式）自然也有制约作用。
之所以说文本翻译保值问题是一个数量问题，是因为有些（价）值能保而其他的（价）值却难保。上文照相例和“对不起”例就足以证明。照相例的语词本意（字面意思）无论如何也是保不住的，试想以英语、日语、韩语和法语的“茄子”即eggplant， nars，kaji，l’aubergine来译，英语、日语、韩语和法语读者还能理解该（原）句的语用功能，即言者为何说出该句子吗？值得怀疑。可见，有的值能保，但定会牺牲其他值。一个值的完好再现往往是以其他某些值的损失为代价的。上例中，若保语用值就伤语义值，反之亦然。“对不起”例也是如此。当然，论保值，量越大译文就越好。在有冲突的情况下，语用值高于语义值，隐含值高于字面值，也即，含义高于字面意义。
我们认为，“翻译一个语篇，总会遇到麻烦。就像打仗就会有流血牺牲，下棋就会让对方吃掉几个卒子，甚至损兵折将。关键是不能输掉战争之主旨，不能输掉主帅”
。而翻译的牺牲，除了上文的“值亏”，还包括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说之“欠额翻译”（under-translation）和“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
[1]
，分别指译文意义或内涵少于和多于原文。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值亏”—“超额翻译”算“值盈”类“值亏”，因为语义的过多、过剩、溢出也是翻译的亏损。
有意思的是，根据傅雷的“神似说”，“翻译……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
。我们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保值”的，只不过这里说的“保值”是保存原文的“精神”，而非“形式”即表面的东西，如语音、拼写、词语、语序、构式、辞格等。
有幸的是，有时“形神皆似”也不是天方夜谭。
严复的“信达雅”圭臬或标准，国人遵守得如何？严复本人遵守得如何？根据黄忠廉
的研究，从一般意义（“全译”角度）上讲，严氏自己也没有遵守，因为他在翻译中常常增删。例如，在翻译《进化与伦理》（
Evolution and Ethics
）和《导论》（
Prolegomena
）（合称《天演论》）的开篇那段话
时，他有多处增删和改写，可见其“不尽信”（黄先生的含义是“尽不信”），“不能、不愿、没有”按照“信达雅”或“正法”，而只能“取便发挥、达恉/旨”来翻译《天演论》等。
由于严氏心中只有士大夫类读者，加之所译之原作是“形而上学”而非“时文、公犊、说部”
，以及严复心中以译言志，且望其译作“不朽、愈久而不沉没”，于是他不得不求“尔雅”
，译文不断“行远”。然而，我们须知，他不是在做“全译”，而是黄忠廉所说的“变译”。
黄先生认为要重新认识严氏的三字标准，尤其是其“信”字。他认为严氏的“信达雅”应该这样诠释：“信”是“部分承用原作内容，又取信于读者，因而有增有删，有改有评”；“达”是“译文脱去原作的语音形式，读来酣畅地道，为译文读者喜闻乐见”；“雅”则是“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语遵守先秦文风，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我们赞赏黄先生从文学翻译、文献翻译和变译（理论）视角看到了严复“信达雅”的另一面（暂时还不敢说是更真实的一面），同时这也是黄氏的变译观。但在当今中国，在翻译职业化时代，若按照这个观点行事（翻译），岂不是要对任何类型的文本的翻译、面对任何外语和读者，都要增删内容（“不尽信”的信）？至于达，岂不是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使之“喜闻乐见”？还有雅，岂不是要照顾读者（其实只是某一类读者）的特殊口味而“遵守先秦文风”来翻译？我们认为，考虑到严复翻译实践中的特殊性（“不尽信”和“尽不信”），他所说的“信达雅”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标准应该由后人决定。论“信”或忠实，如果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中挑选，笔者认为还是作者（凭借其作品）更靠得住：作者仅一人，读者千千万，众口难调。
[1] Newmark, P.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 Oxford: Perga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