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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论”（translatabilitism）
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
[1]
“不能科学地翻译，就可艺术或有技巧地翻译。”
该观坚信马建忠提出的“无毫发出入”的翻译（称“善译”）
理想，或者钱锺书（1934）的话：“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
相反，“不可译论”（untranslatabilitism）则认为：“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语言，它可以用同样的力度和对等的词汇来翻译其他语言。”
[2]
如果有人拥护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话，“诗正是在翻译中丧失的”，“翻译是对原作的部分批评”，甚至相信“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那么他就是“不可译论者”。
“桌子”翻译成英语的table/ desk，就证明其“可译性”；“This is a new table”译成“这是（一）张新桌子”也表明其“可译性”。但是，table不一定非得译成“桌子”不可，因为它有时是“茶几、梳妆台”，即使是“桌子”也得讲究“书桌、餐桌”之别。也就是说零语境也罢，语境化也罢，一词多义现象是翻译的难题，这也使得“不可译论者”窃喜。
（澳大利亚）英语的boomerang一词译成汉语是什么？“飞去来器”？“回飞棒”？“自食其果的行为”？不论怎么翻译，都难以再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文化。汉语的“端午节”译成英语的什么？“Dragon Boat Festival”？怎么看不见中国端午的传统气息？《红楼梦》的这个“红”怎么译？“你怎么这么二呀！”的数字“二”怎么译？也就是说，（1）在甲文化实现了词汇化（lexicalisation）的文化现象在乙文化里没有文化对应物或等值物（equivalent），更不用说词汇化的对应物/等值物；（2）同一个概念或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文化或语言里实现词汇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例子说明了翻译存在困难，也是“不可译论者”的温床。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字面主义者（literalists），即相信和坚守语词也许还有语句乃至语篇的逐字字面化对应移译。就整个文学语篇（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戏剧，诗歌）而言，“可译性”都是一个值得扪心自问和闹心纠结的问题，因为人们不禁要问，文本里的一切意义和价值都必须完好完美地再现吗？如果做不到，就是“不可译（性）”。在文本翻译中，“不可译论者”是意义和价值转化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没有任何语用变通，于是看不到艺术再创造的价值，在他们眼前只有语义价值、文化价值的极大牺牲。
笔者指出：“从可译到不可译，就一般较难的语篇来讲，是相对的可译和相对的不可译。可译意味着困难小而少，不可译意味着困难大而多。对于甲如此，对于乙未必如此。可译与不可译也可以互相转化。”
卡特福德说得好：“可译性是一个渐变体（cline），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dichotomy）。源语文本和语言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不可译。”
这样看来，乐观主义者倾向于“可译（性）”，悲观主义者倾向于“不可译（性）”。前者看到了语言各“级阶”层面的“对译、对应”的难处，抓住了翻译的本质、机理和变通方式，在最小语义牺牲的条件下打下翻译的胜仗；后者的眼光被上述难处遮挡住了，不了解翻译的本质和机理，更没有任何语用变通，实际翻译中要么“草木皆兵”，不敢动笔；要么“四面楚歌”，到处都是翻译的硬伤。《红楼梦》可谓难译之最，如今却有了两个译本。既成事实，就是“可译之实”。我们不否认不论是杨译还是霍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两个译本都是“红学”的翻译杰作，是克服翻译困难，施展语用变通，达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化目的的杰作，是“可译性”的代言。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和/或“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一般是针对文本而非语词的翻译。用周领顺的话说，不可译问题常发生于“翻译内”即各种语言层面的处理上，而非“翻译外”即各种非语言层面上。也即，在“翻译外”则是可译的。
若如此，可译和不可译之争也就休战了，因为多数人并没有说明所论是涉及“翻译内”还是“翻译外”，而假如一定要说明，“翻译内”的技术或形而下处理则常常遇到不可译之处，而在“翻译外”的策略或形而上考量上则不会有不可译的问题，因为遇到任何“翻译内”难题时都可通过“改写、重写、摆布”或变通而规避或过滤。最后，“可译性”可作为上位词，包含/蕴含下位词“可译性、不可译性”，即能翻译程度。“不可译性”若指能译或难译的程度，那么，它连同其英译也就沦为多余。
[1] Nida, E. A.&C. R. 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 Leiden: E. J. Brill.转引自：郭建中编著，2002，《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62页。
[2] Berman, A. 1984. L’E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p.64.转述G. W. Leibniz（1646—1716）的话语，转引自：刘云虹，2005，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外国语》（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