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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们对某事物的认识莫过于审视人们对它的定义，因为定义本身旨在确定其本质属性。若如此，我们可以：
①通过古往今来的“翻译”定义来理解人们对它的认识及其变迁；
②了解人们对“翻译”的误解和翻译事业的困难；
③了解改进“翻译”定义和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措施。
以下为古往今来国内外的“翻译”定义：
定义1 ： 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法云）
定义2 ： 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定义3
： To translate is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maining the sense. （［英］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定义4 ：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美］尤金·奈达 [Eugene Nida]） [1]
定义5 ： A good translation is one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as dis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英］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2]
此外还有英国的OED
等多部国内外词典中translate的定义大意都是“从甲语言到乙语言的意义转换”，无甚区别。
定义1是服务于且来源于佛经翻译的定义，体现了文本内容精确保真的翻译观。由于佛经内容的神秘性和崇高性、引进的必要性以及佛教徒求得真经的急迫性，从梵文译向汉语的佛经当然苛求且文且质，尤其是质（即内容上忠实于原始文本）。其他定义的宗旨都是如此，求意，求真。微弱的差别是有人（如奈达）提到了“文体的等效”。关于更多定义和讨论，参见黄忠廉
和周领顺
的文章。周领顺认为翻译定义要“重新审视”，因为多数定义定格于“翻译活动、原型翻译、翻译内”。
谢天振教授于2014年11月10日在华侨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题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理念与行为”）中列出了诸多“翻译”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苏联的费道罗夫等的定义。正如谢先生所说，尽管这些以及上述定义字面或措辞上千差万别，其本质则是如出一辙，即把翻译看成语言之间的转化。谢先生认为，这些认识囿于语码转换，没有抓到翻译实则为跨文化交际服务的实质，是舍本就末，而且遗憾的是现今的多数人的翻译认识还不如古人的认识，简直是历史倒退。唐代的贾公彦的“翻译”定义，即“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就远远高于目前的多数定义。在谢先生看来，古人早就看出翻译是“易”，即形式，甚至是意义的变化，目的是使对方了解和理解（原文言者的意图和意思）。当然，括号内容是笔者根据古人的高度简约加上去的，大概也符合贾公彦和谢先生的意思。谢先生素来强调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和途径的根本属性，若用现代汉语来重新定义“翻译”，估计谢先生基本上赞同他所忽视的张今先生的定义：“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若是偏好简洁，那就倾向于许钧的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
我们赞同谢先生的意见。从“翻译”定义可知，现今社会在“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根本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因为对翻译的界定还“停留在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上面。多数人认为“翻译的目标仅仅满足于交出一份合格的译文”，而且对翻译的其他思考仅为“怎么译”等形而下具体问题上。在考察翻译本质和重新定义“翻译”时，我们应该考虑下面六个注意事项：
①翻译有多重目的；
②翻译有多重形式；
③译出不同于译入；
④强弱文化语言互译的特征有异；
⑤翻译的非文本信息也有意义；
⑥人类进入了翻译职业化时代。
以第①点为例，我们不能不考虑翻译的目的。是我要翻译的还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是个人还是公司机构，是小委托人还是大出版社要我翻译的？译者若不知自己和委托人的翻译目的就贸然动笔动口，显然是“语用翻译失误”
。再说第②点，翻译的形式有口译和笔译，而且口译和笔译又可细分为多种形式，所谓“全译、节译、摘译、编译、译述”等。用黄忠廉的话说，就是“全译、变译”的对立。变译和全译相对，指“非全译”的，“有所取舍和改造”的翻译，一般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摘、释”等手段。
虽然这些主要是针对笔译的，不过也部分地适合口译。在影片《迷失的东京》（
Lost in Translation
）中，某广告导演请哈里斯拍威士忌酒的广告，他通过连续不断的日语表达了较多较高的要求，可是女翻译却只有异常简洁的短句。她还把哈里斯较长的英语反馈翻译成了简短的日语，这令哈里斯费解。在电影《叶问》里，日本军官三浦欲强迫叶问与他比武。叶问说了一两句，意思是他是不会和三浦比武的。可是汉奸翻译李钊却译成“我会考虑的”。他之所以这么译，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敬佩的叶问吃眼前亏。叶问“一对十”比武胜出后，三浦叫他再来，叶问说“不是为这些米来的”，翻译官却译成了叶问“会再来的”。在翻译关于姓名的对话时，叶问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李钊却译成了“他叫叶问”。影片末尾，日本人想逼迫叶问教授日本人武功（连续好几句），李钊只翻译了两句，大概意思是“他说欣赏你，要你教他们武功”。叶问的回复是“我不会教日本人，你那么想看我打，那么我就跟你打”，李钊却译成了“他会考虑做教官的事，他还说要和三浦将军切磋”。上述两个例子都是口译的变译，《迷失的东京》中的译者是因为自己没听懂全部语词，且为了省力；《叶问》中的译者有不少篡改原意的情况，是为了顺应逆境而求得自己和叶问能够生存下去的变通。
此外，一般译界把口译分为“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和“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SI）
。“同声传译”还有“常规会议同传”（regular conference SI）
和“耳语同传”（whispered interpreting or chuchotage）
等类型。还有，假如根据空间工作模式分类，有“现场口译”（live interpreting）
和“远程口译”（remote interpreting）
；根据活动场合和主题，分为“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陪同口译”（escort interpreting）、“外交口译”（diplomatic interpreting）、“商务口译”（business interpreting）、“媒体口译”（media interpreting）、“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导游口译”（guide interpreting）、“医学口译”（medical interpreting）、“法庭/法律口译”（court/legal/ judicial interpreting）等等；根据活动的性质和正式程度，有“会议口译”和“联络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根据译语的流向，有“单向口译”（one-way interpreting）
和“双向口译”（two-way interpreting）
；根据源语到译语的直接性分为“直接口译”（direct interpreting）
和“接续口译”（relay interpreting）
。除了正常的“听译”（aural interpreting），偶尔还有“视译”（sight interpreting），以及为聋哑人服务的“手语口译”（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关于第③点即“译出、译入”问题，中国古代的翻译是佛经译入，五四运动前后是西方的哲学、文学、科技作品的译入，到现今还是以西文译入为主，以偶尔发生的、尝试性的、小规模的译出为辅，甚至为点缀。
再联系到第④点，英、美文化是较强势文化，汉语文化还是较弱势文化（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和英、美相比）。因此，不论是把他们的译进来，还是把我们的译出去，还有由谁译，由谁出版，都是较大的语用翻译问题，都直接左右译者看待相关翻译事件、翻译任务、翻译性质、翻译内容、翻译方法等。一般说来，中国人对译入文本的内容要求较高较迫切，却忽视其应有的文体、文学、修辞价值。中国作品的译出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莫言的小说译到英、美算译出，但英、美人（出版社）希望看到的何止《红高粱》等作品的中国特色内容，他们更关注中国式的文化和书写再现该文化的文笔特色，因此他们更信任英、美译员。
关于第⑤点，翻译的信息除了信息内容（语句的命题内容等），还有大量的非文本信息，包括文体信息、文化信息、思想信息、艺术信息等，都是不可丧失的，否则就是“翻译失误”或“翻译事故”，除非所译之原作根本没有这些信息—不过，若如此，它还值得翻译吗？
关于第⑥点，如谢天振先生所言，人类来到了“翻译职业化时代”。谢教授说，人类翻译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宗教典籍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翻译是少数翻译家和翻译匠所做的。现在则不同，除了那样的精英，还有大量接受了或没接受任何翻译培训或教育的人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甚至包括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翻译的翻译活动。各行各业和各种媒体上的实用文献、虚拟文本的处理，都算翻译。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口译在工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再加上机辅翻译的普及（翻译软件、语料库、翻译机器、翻译软件等），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翻译行列。
鉴于上述6条注意事项以及翻译的三个时代划分，我们应该重新考察以往（上述）“翻译”定义。除了考虑文本的“质”以及“文”（通顺和文雅），还需要考虑各种问题，如委托人的需求、受众的期待、翻译条件等等。若是进行翻译教育或教学，不能只限于语句的语义内容转换，还要培养或培训学生其他方面转换的视野和能力。
[1] 奈达（1964）如是说，援引参见：https://wenku.baidu.com/view/89ba27caa0116c175f0e48a2.html。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 Leiden: E. J. Brill.
[2] Tytler, A. F. 1790.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 London: Dent.参见：https://wenku.baidu.com/vi ew/2e9782d6f71fb7360b4c2e3f5727a5e9856a2725.html, 2019-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