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并且后者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其运行模式、发展规模、资金成本、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履约机制、运行绩效等多个方面均已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性。“我国非正规金融区域差异研究”这一主题虽已引起国内部分学者关注，但研究仍不成体系。据此，本书基于中观的农村区域金融视角，紧扣非正规金融区域差异研究主题，按照区域运行模式、发展总量、差异结构和运行绩效的行文安排逐层深入展开分析。

本书选取具有典型地域代表特征和发展特色的浙闽合会、东北对缝及西南化丛作为我国非正规金融区域发展模式的典型进行梳理和阐述，重在讨论不同组织模式下的运行机制、信贷流程及组织间的异同。

本书运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总量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后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非正规金融的绝对发展规模呈现东部＞全国＞中部＞西部的发展规律；②东部地区的非正规融资供需缺口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和全国的资金供需缺口矛盾相对较为缓和；③中西部地区农户个人手中可用于私人借贷的非正规金融资金相比东部和全国水平明显偏低，民间借贷仍以小额为主；④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非正规融资增量波动程度最为剧烈，中部地区融资增量的波动程度最小。

本书在对我国非正规金融运行总量展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非正规金融区域差异的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区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远高于区间差异，三大经济区域内部的省际差异是非正规金融地区差异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②非正规金融的区域内部差异西部最高，东部次之，而中部居后，三大经济区域间相对差异的总量和速度均呈不断扩张趋势，并最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整体区域差异逐年递增。

基于本书第2章～第4章对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总量、结构地区差异的比较研究，本书第5章重点探讨了我国非正规金融运行绩效的区域差异。作者首先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然后利用方差稳健的OLS估计、2SLS估计、LIML估计、GMM估计及IGMM估计等不同实证方法，就东、中、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人均非正规融资每增加1%可以带来人均农业产值1.5%左右的增长，并且东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居后。随后，通过加入融资因素的Diamond模型，拓展得出非正规融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论为：①非正规金融相关率每提高1%，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可增加5元左右，主要通过收入渠道作用于农户消费；②各地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地区贡献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居后；③非正规融资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长期消费支出的占比明显增加，但农户以非正规融资方式促进长期消费增长会对即期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尚未实现消费的永久性增长，农户的跨期消费福利存在帕累托增进空间。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书最后围绕组织建设、总量平衡、金融协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继续发挥区域性非正规金融组织自身优势并引导其规范成长；促进东、中、西部地区非正规融资总量与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非正规金融平衡区域经济增长的金融协调功能以及借助非正规融资渠道推动各地农户消费稳定增长。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借鉴和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在此对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单美姣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