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话头”,话头即前言,公案即经行。
佛家言,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做大狮子吼:上天入地,唯我独尊。
《云门广录》卷中记云门大师 一则公案:
举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师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疑(一切法),悟(佛法);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如此是学。
一切烦恼皆是菩提种子,自己想错了,都比说别人道理说对了强。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公孙丑上》:“心勿忘,勿助长。”如此是教学。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中有《中庸说》二篇。其下颜师古注云:“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颜氏所说《礼记》盖即《小戴礼记》,颜氏所谓“此”,盖对《中庸说》而言。
《汉志》无“礼记”之名,而单称《记》,《记》百卅一篇。《记》百卅一篇,班氏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总之是儒家嫡派。
至宋,朱子始自《小戴礼记》单提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大学》,亦《小戴礼记》的一篇。)故欲讲《中庸》,先讲《礼记》。
朱子以《礼记》为秦汉诸儒详解仪礼之书。梁任公先生以为《礼记》乃研究战国秦汉儒家思想之重要史料。(《礼记》不能算儒家思想史,乃史料。)
礼——形式,礼必合乎理。然《中庸》但讲“理”而不讲“礼”。理,偏于思想——内;礼,偏于形式——外。故礼虽合理,然讲礼时不讲理。
孔子后,儒家思想分荀、孟两大派。《礼记》与荀子甚有关,尝抄荀子《劝学》篇二三百字之多,故《礼记》与《荀子》相近,此不得不承认。然就《中庸》考之,则又抄《孟子》。总之,《礼记》乃孟、荀之后学者所记。
以上说《礼记》与儒家思想。
在《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为研究儒家思想重要史料,朱子摘此二篇使之独立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诚有见解。
近代心理学家有所谓行为派,礼便是讲儒家的“行”。无论心地如何光明、品格如何高尚、经济如何广大,皆可自行为(礼)观之。
行为,合乎“礼”,即合乎“仁”。(仁,人也。标准的仁即完全的人。)仁、礼有内、外之分,而非二:有内在的仁,便有外在的礼;有外在的礼,便有内在的仁。《论语》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 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宗教仪式、宗教戒律,皆礼也,限制身,所以限制心,使其合乎最高境界标准。佛所谓戒律,今所谓仪式,即儒家所谓礼。孔子所谓视、听、言、动,佛所谓行、住、坐、卧,皆有礼。唐有道宣律师 得道,每日天厨送天食。窥基 大师闻之(窥基,乃尉迟敬德之侄,唐三藏弟子,锡杖上挂酒肉。窥基建唯识派,后之唯识派宗之,主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与近代哲学家认识论近似)。至道宣律师处居三日,天厨不送天食。后窥基走,天厨始来,曰:真菩萨在此,不敢至。
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唯《中庸》篇讲内在思想。然则《中庸》一篇为《礼记》一书之灵魂,读《礼记》不读《大学》《中庸》,则只有躯壳、无灵魂。故孔子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
明乎此,则明《中庸》所以列于《礼记》矣。玉帛所以成礼,而非所以为礼。林放 问礼之本(玉帛乃礼之末),子曰:
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
千里送鹅毛,物轻 人意重 。
仁必用礼来表示,故重“ 行 ”,礼与行有关: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
子曰:“……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游于艺”即文)
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
“约”,束之也,使之就范、上轨道。然行与约,其礼之本与?制度、仪式,皆其末也,只是外表。
如此,则《礼记》一书可分两大部分:一讲仪式,如《仪礼》《曲礼》《内则》《丧服》等篇,是外;它如《大学》《中庸》《经解》等篇,是内,是礼之本。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孔子重 学 。
《论语》第一章开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又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罔”,如网,惑也;“殆”者,危也。“学”与“思”,看似二者并重;而孔子实重视“学”,认为“学”比“思”重要: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 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而夫子所谓“学”,所学何事?
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孔子之所谓“学”与行有关,故学与 习 有关。一回是偶然,久则必然,故与习有关,所以学与行有关。
孔门之学经意在行,且绝不大言欺人,重在“易行”,其学必重“行”,故取易知、易行。《中庸》不易知、不易行,是儒家思想,不是孔子思想。
宋王晋卿 得耳疾,求方于东坡,东坡回信(return)曰:“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悟,病已,与东坡诗:“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
can能
shall(should)会
must必
may可
will(would)肯
老子曰: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七十章)
老子所谓“能”,当译为would,肯义。“ 后 其身而身先, 外 其身而身存”(《道德经》七章),不是不能,是不肯。老子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子贡所谓“君子恶居下流”(《论语·子张》),与老子所指非一,子贡在水上看出一个不应该,老子看出一个应该。老子是败中取胜,世人但欲身先身存,不肯后、外。
孔子道理易知、易行,从来不说莫能知、莫能行。《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认其为儒家嫡传,亦犹禅宗之于佛。
禅宗有“平实”一派,后人讥之曰“无事甲里坐地”。 (见《宗门武库》,《宗门武库》乃禅家最后一大师宗杲大师语录。)“无事甲里坐地”,白受罪也没干了什么。而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地,犹立着也)。
所有道最忌讳“知”,须要“悟”。想学游泳,只读游泳教科书绝不能会,须要到水里淹一淹,即因但“知”不行。知是旁观的,悟是亲身体验的。学佛须亲眼见佛,须是亲见始得,常人病在不亲,皆是旁观,“悟了同未悟”(提多迦尊者语) 。
参——疑——悟
不参、不疑,不足以言学。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悟了,“悟了同未悟”。
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
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
(张商英《赵州从谂禅师公案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宋尼悟道诗)
先是疑,后是悟。山何以是山,水何以是水,如此是山,如此是水。
学佛在 悟 ,学儒在 行 ,三岁孩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孔子所谈甚易知、甚易行,《中庸》所说不易知、不易行。
白杨顺和尚 病中示众:
久病未尝推木枕,人来多是问如何。
山僧据问随缘对,窗外黄鹂口更多。
道可遇而不可求。禅之所以为禅,即因从世谛(世法)看去是没道理不可解的。
世法——出世法
吾辈不出家,固无须出世法,然有时须 打倒世法 ,如此方能 勇猛精进 。看苹果落地者,何止千万;而发现地心引力者,仅牛顿(Newton)一人。人皆是凡夫,牛顿是勇猛精进。一切皆用世法看,既辜负天地间现象,亦辜负自己心灵。无论何种事业,创立特别学说者多非常人,虽有流弊,然不可忽视其一片苦心。
用世法看,天地间事物皆相对的。文学、哲学、科学最高境界皆是打破世法的,一切学问精妙之处皆是绝对的(绝,无也)。子曰:
吾道 一 以贯之。(《论语·里仁》)
佛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是此意。阿,梵文音译,相当“无”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无上正遍知”。“遍”,绝对,即儒家所谓“一”。无所不用其“一”,不 一 ,不能成为 力 (量)、 知 (儒所谓 德 、 道 )。公教只一种,“道可道, 非常 道;名可名, 非常 名”(《道德经》一章),不可用世法看。一切学问最高境界皆是“ 一 ”,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是一,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须“定于 一 ”(《孟子·梁惠王上》)。
咱把性命交与了上苍,此非消极,而是积极。子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一头倒在娘怀里,是有信仰,此绝非消极。而消极即积极,积极即消极,是绝对,非相对。
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辛弃疾《鹧鸪天·重九席上再赋》)
如今病起衰颓甚,只似年前带病时。(苦水仿辛词之断句)
六朝思想发达而非儒家正统,虽然佛已染上东方色彩,老已染上儒家色彩,而究竟是佛老,魏晋六朝唐对义理之学无可发见。宋之义理之学,虽非绝后,而的确空前。宋人性理之学(道学),只做到孔门之学一半,只知不行。至明王阳明识“知行合一” ,始悟宋儒之弊。(宸濠作乱,王阳明一役而平。吾人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王阳明第一次贬官贬为龙场驿丞,作有《瘗旅文》。“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为不得永年矣。”(孔融《论盛孝章书》)忧,即佛家所谓“无明”(愚)。阳明少年进士,遭此打击而能不死,是无忧,而非麻木。鲁迅先生说:可怕的是使死尸自己站起来,看见自家的腐败。 而孔夫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可见老夫子是何等精神,即在前两种情境中杀出一条路来。看见自己腐败,为的是使自己不腐败,而结果仍不能免。糊涂的,浊气,固不行;聪明,思前想后,亦不行,必能用聪明打破无明,杀出一条路来始可。如明末黄梨洲 、顾亭林 ,真了不得,能知能行。黄梨洲作有《原君》《原臣》,在专制时代能有此思想,真不易。明清之能超过宋理学,即因“知行合一”。
唐宋以来思想多受佛家影响,朱子讲义理多与佛家暗合。后世不受佛的思想影响者甚少。或曰阳明学即禅,而其最与禅不同者,即“行”之一字。能知即应能行,能知而不能行等于不知,如钱,花得不当是浪费,有而不花等于没有。(但视其合理与否,不必管是禅与否。)
读佛教书不但可为吾人学文、学道之参考,直可为榜样。其用功(力)之勤、用心之细,皆可为吾人之榜样。然禅宗亦有弊病。自六祖来,主张自性是佛,即心即佛,心即是佛,能悟则立地成佛。然即使能如此,又将如何?亦不过但为一“自了汉”而已,即孟子所谓“唯我” 。然《孟子》亦言“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万章上》),所谓一切众生皆得成佛。
自度——度人
自悟——悟人
自利——利他
后来和尚只做到自度、自悟、自利,是知;度人、悟人、利他、觉后知、觉后觉,是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虽如此说,然又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始终不承认“穷则独善其身”,其精神始终在“兼善天下”。
一部《论语》就是“平实”,易知易行,如问“仁”,曰“爱人”;问“知”,曰“知人”。 崔东壁 以为《论语》乃曾子后之弟子所记,尤其曾子,如《学而》一章,“子曰”后即有“曾子曰”,崔氏说盖可信。
凡大师门下得道最多者,不是聪明最高的,而是用力最勤的人。曾子得圣人之传最多。《论语》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所言,真能抓住要点。故曾子的弟子所记,亦是“平实”。战国末诸家并出,以其学说悟人,只平实不足以胜人,故有《中庸》一书出。说一点难知、难行道理,故有《中庸》《孟子》。
禅,“说似一物即不中”(南岳怀让禅师语)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life)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儒家所谓仁义,《中庸》所谓道,与佛之所谓禅,是否同?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禅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禅也。禅,可会,不可说,甚至不可知;如用筷子,不可知,不可说,而绝对能会。
文学艺术,代表一国国民最高情绪之表现。说情绪,不如说情操。情绪人人可有,而有情操必得道之人、有修养之人。情操非情绪,亦非西洋所谓个性。每人作品皆有其简单而又神秘之境界,西洋谓之个性,不对。因个性乃听其自然之表现;而文学艺术最高之情操表现,非听其自然之表现。个性与生俱来,故曰:禀性难移,三岁见老。大艺术家所表现之个性,绝与此不同,实为一种禅,以之:
(一) 发掘 自己(掘出灵魂深处)。然此仍但为原料raw-material。
(二) 完成 自己。须自己用力始得。可是圣人绝非自了汉,禹之过其门而不入 ,可见儒家精神;佛说“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 ;耶稣背十字架为世人赎罪,担荷人间罪过 。
(三) 表现 自己。人不表现,如何能知是什么。人用什么表现?为人类办一点事情即表现自己,不是自吹,是做一点真正的事。
禅在表现上不成,在发掘、完成上有佛之精神,而无“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之决心。近人在为学方面,只是发掘、完成两方面,不能踏实去干。必踏实,始真能有表现。
欲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必须了解一点禅。
有《禅学讲话》一书,日本日种让山著,释芝峰 译,民国卅二年九月出版,丁字街佛经流通处售。序中提到《禅学讲话》原名《攻禅宗学》,余以为原名较佳。
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论及《礼记》,讲《礼记》之价值有五项,第四项讲《礼记》之价值云:
孔子设教,唯重 力行 。其及门者,亲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骛高玄精析之论。战国以还,“求知”的学风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论亦日复杂。儒家 受其影响 ,亦竞进而为哲理的或科学的研究。孟、荀之论性论名实,此其大较也。两《戴记》中亦极能表现此趋势。
孔子设教,唯重力行,故易知易行。战国以后,儒家受其影响,为其所迫,不得已,故渐有精深之理,自有玄妙之言矣。《中庸》是儒家,而非孔门之学,孔学平实,《中庸》玄妙。(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以其有流弊也。后世禅宗流于□ ,没用。)
“中庸”,朱熹章句引程子语: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不偏;庸——不易,即不变,佛所谓常。以程子之言,则“中庸”二字为对举(并举)。余意以为此二字乃联举,如“国家”实只国意,“庸”字可包在“中”字内,可删去,是联举而非对举。联举乃为文气、语气方便。
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是“中”而未言“庸”。二、三章,始二字皆见,如第二章“君子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第三章“中庸其至矣乎”。
中庸,郑氏 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此说与程、朱 有异,可取。
孔子设教,唯重力行,故易知易行。图为清朝释目存《三教图》。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此《中庸》第一章之首三句。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结论。
古人写文开门见山。古文写法有:代数写法,由未知 已知;几何写法,由已知 已知。孟子常用前法,用包围法;古人多是后法。《中庸》如轰炸,上去便一炮。
中国人好言天。
孔子曰: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论语》中言“天”之处甚多,然与公教所说“天”不同。公教所说“天”指上帝,至尊无上,是唯一的,这一点公教所讲最具体、最严肃。佛将天分为三十三天,常言诸天;亦曰天帝,多数与公教不同;或曰帝释。故佛所谓天,既不及公教之严,亦不及其唯一。中国所谓“天”,亦唯一,而不及公教之严肃;儒所谓“天”,亦至尊无上。子曰:
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然不及公教严肃,故是哲学而非宗教,所以为儒家而非儒教。
儒家所谓“天”,要非人力所能转移、参与者,“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凡自然而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统曰天命。如谓之为上帝意旨则严肃矣,成为宗教的。今所谓天命,颇似近世科学家所谓自然律(law of nature)。
成年以后,后天习惯与先天之性颇不易分。人往下疼,不往上疼,“功成者退”。人类进化在第二代的好坏,若不如此,人类灭绝久矣。凡有生之物皆如此。
“天命之谓性。”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花花者在此。
“性”, ,形声字,若依右文说 则不然,“生”亦有意。《易传》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
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即全在此“生”。《中庸》所言“性”,与公教所谓“灵魂”不同,与佛教所谓“明心见性”之“性”亦不同。公教不承认植物有灵魂;而在儒家,植物有性,柳宗元 《种树郭橐驼传》即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佛家所谓明心见性之性,“自性圆明,本无欠缺”(《圆觉经》),在智(圣)不增,在愚(凡)不减,圆满光明。儒家“受命于天”与佛教“自性圆明”不同,佛说人人可以成佛,不假外求。公教在认识上帝,佛教在认识自己。余于此,借用柳宗元之语曰“是二者,余未信之”(《小石城山记》)。
《论语》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
朱注:“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此注等于不注,且不是孔门家法,孔门是显宗,朱子是秘宗了。“天命”,本能;既曰天命是本能,何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夫子心是很热烈,而说得很安详。“畏”字何等有力,“知”字何等有分寸!《论语·尧曰》又言: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此所谓“命”,盖即天命,并非二物,说法者是 当机立断 ,听法者是 直下承当 。
《论语》云: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
孔子与人以显(具体事物),故“罕言”命,命太抽象,实则很重视命与仁。“罕言”是慎重之意,非禁止之词。
《宪问》篇孔子有言: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圣人不能离道,道不能离圣人,道之行废,皆与命有关。今所谓“命”字与夫子所用,理有深浅,意无同异。现在所谓认命,近于消极;孔夫子所谓命,近于积极。“道之将废”是不可,是命也;而老夫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是积极。(今人是不尽人力而听天命。)故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天助自助者,“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是“不怨天,不尤人”。 知命 ,然后心平气和,然后能努力;否则,虽努力是无明,是客气,不是真力。真力生于真知,欲得真力,必须真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自述其治学、为人用功之态度。人与学发生关系而成道。天可助,人可助,若天、人不助,不怨不尤。“下学而上达”,夫子是渐而非顿,由低及高,由浅及深,“低处着手,高处着眼”(下学而上达)。
然孔子所谓“命”与《中庸》之“天命”,乃截然二事。佛家禅宗说“自性圆明,本无欠缺”(《圆觉经》),即天命。“天命之谓性”,与孔子所谓“命”不同,孔子所谓命甚严肃,乃至高无上之主宰,莫之高而高,莫之致而至,凡人力所不能达者皆谓之命。《中庸》“天命之谓性”,非此意。《楞严经》有云:
妙觉明心,清净本然。
“妙觉明”三字与“清净本然”四字,皆是讲心的,此方是《中庸》“天命之谓性”之“天命”。故中庸是儒家思想,而非孔门思想,光此一句可知。孔子所谓“天命”,只是天命,或简称“天”,或“命”,不能再加别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谓性”。
“性”,《论语》有云: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夫子言性“不可得而闻”,可见孔子不言性。宋儒好言性,岂孔子家法?性——隐微,无法讲。
“率性之谓道。”
“率”,《小戴礼记》郑氏注:“循也。”朱子注同。“率由旧章”(《诗经·大雅·假乐》)之“率由”,即此意。循,依也;“率”,由也。“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原道》),然此非性善不可。然孔子未言性善,“相近”是有区别,故“率性之谓道”,亦非孔子家法。
孔子亦讲道,如“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唯不常言天道耳。道,“念 兹 在兹”(《尚书·大禹谟》)。孔门重道,而夫子所谓道究为何物?何谓道?
《论语·学而》篇记有子之言:
君子务本,本 立 而道 生 。 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道”“本”二字,后成一名词,佛家、道家均用,元曲有“清闲真道本”句(马致远《陈抟高卧》)。“本立而道生”,“立”字、“生”字好,生于其所不得不生。“其为仁之本与”,“仁”即人。“ 孝弟 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佛说“因缘”,“因”即生机,儒家所谓“本”即“因”。宋儒讲义理是秘宗,孔子是显宗,易知易行。
《论语·里仁》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 而已矣。”
孔门高弟“子”字多在下,如曾子;较次者“子”字在上,如子路。“有子之言似夫子”(《礼记·檀弓上》),曾子乃后进,年轻,孔子曰“参也鲁”(《论语·先进》)。有子闻、知似孔子,盖行稍差;曾子盖闻、知、行得夫子之道最多,有子、曾子之言当能得夫子意。要说言中之物、孔门之法,专在“ 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直下承当,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佛传法,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心心相印,用不着说;虽不说而有象征表现,故有拈花、微笑。于此,言语道尽,言语之道尽。“吾道一以贯之”,尚非言语道尽,“并却咽喉唇舌,道将一句来”(百丈大智禅师语) 。“吾道一以贯之”六字,千回百转,道此一句,较拈花微笑似显,实一样秘。“一”究为何物?“一”即拈花,“唯”即微笑。“子出”,真好,上合天理,下合人情,如佛传法后之涅槃。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如禅宗所谓“今日事不获已,一场败阙”(呆庵普庄禅师语) 。所谓“忠恕”,中心谓忠,如心谓恕;尽其在己曰忠,对人曰恕;知有我谓之忠,知有人谓之恕。曰忠,恕在其中;曰恕,忠在其中,天下岂有不忠之恕,不恕之忠?居心是静,行事为动,在日用居心行事,无时无地不合忠恕,则无时无地不合道。犹少“末后一句” 在——“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孝弟”“忠恕”非二事,本是“孝弟”,道归于“一”,“一”即忠恕。《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老吾老”“幼吾幼”,是 孝弟 ;“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是 恕 。科学一加一是二,哲学一加一往往仍是一,孝弟忠恕是一,万殊归于一本。天下岂有不能忠恕而孝弟者,又岂有不能孝弟而有心忠恕者?上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之。
“率性之谓道。”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与佛教“本自具足” 不同。
“率性之谓道”,是秘,是中庸,非孔门。
“率”即《诗经》“率由旧章”(《大雅·假乐》)之“率”,“率由”即由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即率性,即顺自然律。西洋哲学在征服自然;中国哲学在顺应自然,即率性。“率性之谓道”,顺本性生存、发展者也。
何以“率性之谓道”?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告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无善无恶(可善可恶)。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荀子与之相近。孟子主性善,乃奖励说;告子主性恶,乃警戒说,其用心未可厚非,而说理未尝圆满。
“义犹桮、棬”,义中有仁。从修辞上看,“义犹桮、棬”是联举。(Parallel sentence,骈句,排句,偶句。)联举有时是单举,如“中庸”;单举有时是联举,如“义犹桮、棬也”,乃为修辞整齐。
“顺杞、柳之性”,“顺”即“率”字义,率,循、由、依。“戕贼”杞、柳之性,“率”即不戕贼、违害。
孟子云: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
自然,便非戕贼;比为杞、柳,则有戕贼。“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奔跑下坡路,依孟子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则当为“从善如崩”矣。外国怀疑派谓:若人性是善,则不必圣贤鼓励人为善了。故《中庸》“率性之谓道”,足见乃孟子之说,而非孔子之说。“率性之谓道”,即任其自然为道,太玄。
人可分三阶段:(1)初生,自然;(2)少壮,重染(见《大乘起信论》);(3)衰老(或也许是少壮),还原(克复,克己复礼)。克己,在去其重染之气;复者,还也,如“七日来复”(《易经·复》)。第三时期无论少壮、衰老,此期皆为克复期,在智不增,在愚不减,恢复本来面目。重染非本来,重染愈甚,克复愈难;而克复之后,见道愈最真,愉快亦愈大。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孟子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人虽恶而要能真回心向善,比原来善人还诚。
某人问一大师:“何谓道?”大师曰:“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若与道分为二,则非道矣。平常心是道,日用法是道。有子拈出“孝弟”二字,曾子拈出“忠恕”二字,即平常心。《论语》之道乃忠恕孝弟,孝弟忠恕如何下手?人人可为。《中庸》则曰“率性之谓道”,所谓“率性”则神秘,“率性之谓道”,如何致力?如何下手?道家所谓道,自然,率性;佛教所谓道,自性,率性,此皆非孔门家法。
道,韩愈 谓: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
如言用功,是虚位,如何用功?用何功?“率性之谓道”是 虚位 ;孝弟忠恕是 定名 ,容易行。禅宗说 悟道 ,儒教说 行道 。“悟”是白搭,说饭不中饿人吃;“道”是无从下手。若下手,孔子儒教是方便法门。
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滕文公下》)
于道:(1)闻,(2)知,(3)行。闻、知、行,三者为一,不可分。闻后便行,知行合一;若不能行,仍为不闻不知。
《论语》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论语》有“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句,旧本“乐”字下有“道”字,与下“好礼”对。然此不必然,所乐是道不必言,所闻是道,“道”字亦可略。因症与药,凡大师说道皆有此等处。于子路则曰“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路猛于行而略于知,故孔子为是言。
(1)性(天命),(2)道(率性),(3)教(修道)。
“修道之谓教。”
郑注:“修,治也,治而广之,人仿效之,是曰教。”言简而当。“治而广之”一句,尽其在我。治者,修治之意;广者,发挥广大之意。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幼吾幼”,是 治 ;“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是 广 之。
朱注:“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言多而无当。孟子云:“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朱子言岂非“比而同之”,不如郑注之“治而广之,人仿效之,是曰教”。
“修道之谓教”,此处所谓“教”,盖有二义:教诲、政教。
“教”之二义:
(一) 教诲 (教育)义。孔子“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教诲与仿效是一非二,西洋重在方法,中国以身作则,教育不是给人方法,是给人榜样。“修道之谓教”,没仿效,而 修 学与 教 学中有仿效。
(二) 政教 义。政教今谓政治。教,须自己先会;治,己不正而正人;教,无为而治。儒家政治思想皆与教相连,今乃以法治。儒家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同,教育不是给人方法,政治亦不是给人规则、法律。
然“教”字当还有“教化”之意味。“教化”由“教诲”与“政教”合成,办教育亦须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是化。
《论语·颜渊》篇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此精神真伟大,此所谓“教”不是怕,是从心里不好意思,故中国儒家言政必曰“政教”。“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岂非仿效之?此种政治学太理想。《论语·子路》篇又云:
以不 教 民战,是谓弃之。
可见政治并非机械的支配。近代政治多为机械的支配或消极的防闭。教民不是机械的支配、消极的防闭,而是 人格的感化 ,以一人精神、人格感化全国,真是积极精神,政治与教育打成一片,皆是以身作则。而孔子之学说是圣人,不是宗教。耶稣、释迦不言政治,不能抓住政权之心;孔子之教与政有关,不是宗教。
孔子所谓教育有二:一修道,一行道。穷而在下,则聚徒讲道(教,修道);达而在上,则得君行道。可见,儒教在借政治推行其道,否则事倍功半;借政治之力,则事半功倍。夫子周游,原想以政教推行,而失败了,遂归而教诲。教,须先修道。
对“天命之谓性”三句,今作一譬喻:
“天命之谓性”,如钢铁, 具 坚利性。钢铁不可用人为,是天生具坚利性。
“率性之谓道”,乃制钢铁成刀剑,是 因 坚利性。若为铅,则不能为刀剑,根本无坚利之天性。“天命之谓性”,身性所关,然后因之加以磨炼。
“修道之谓教”,是用刀剑割刺,是 用 坚利性。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性、二道、三教,由道见性、生教。
《中庸》所讲便是 道 ,《中庸》卅余章不言“性”与“教”,只言“道”。
《论语》曰:
士 志 于道。(《论语·里仁》)
吆喝什么,卖什么,操业卑下,不足为耻,要忠于所事。
人要做天地间不可少的人,而不必为伟人,如人在离别以后要使人想念,不是自己要如此,而是自然如此。《世说新语·赏誉》篇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 可 儿! 可 儿!’”(可儿,可人,人、儿古通。可,唐人刘禹锡《金陵五题·生公讲堂》有“一方明月 可 中庭”诗句,宋人陈师道 《绝句》有“客有 可 人期不来”诗句。 The Darling ,契柯夫[Chekhov]作、周岂明译,《可爱的人》。Charming,darling,昵;中国“可”字较西文charming大方,较硬。)
桓温曾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天下没有好人是寂寞,没有坏人也是寂寞。“再过三旬是寒食,不知春上柳梢无”(林纾 诗句,林纾有《践卓翁小说三辑》),冬风刺骨,深刻;春风侵肤,浮浅。天地不能有春无冬、有昼无夜,则有善亦当有恶。未知生之可乐,焉知死之可悲?而“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时不我与;唯其如此,故觉生命之可贵,故能努力有进步。人命的短促,但造成了生命的价值;冬日寒甚,故始觉春之可贵。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老如此也没意思。流芳、遗臭,总还是非常人。而以近代眼光看之是错误。
非常人固不可少,没有则国家、民族皆寂寞;而平常人之不可少,正不下于彼非常人,缺少一样不成世界。彼非常人,于常人只是少见多怪,“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世上不但万紫千红,即不为人注意之小花也在拼命长。“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爱仇人与爱人无分别,一视同仁而非无思想。民胞物与,草木之一切是环境自由造成,而主要卖什么吆喝什么,要忠,所谓“士 志 于道”(《论语·里仁》)。志,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志 念兹在兹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士志于道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不死更好,死也 可 矣,不是“必”。
《宗门武库》载:
一僧问师 云:“某甲参禅不得,未审病在甚么处。”师云:“病在这里。”僧云:“某甲因什么却参不得?”师云:“开眼尿床汉,我打尔去。”
净 云:“适来只对,一一灵明天真,及乎道个佛手便成窒碍,且道病在甚处?”准 云:“某甲不会。”净云:“一切现成更教谁会。”
禅宗语录云:
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圆悟克勤禅师语)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
强宗胜祖,见过于师,皆是“向上”。而如何“向上”,千圣不传,不是不能会,不能懂,只是我不讲,不是说讲不出来,能讲也不讲。不用说绕弯子,碰钉子都不怕。
禅宗语录,夫子所无。不可以为训者,夫子不言,夫子所言皆可身体而力行者。“向上”是好,而孔子不说,“千圣不传”。夫子有教无类,“吾未尝不诲也”(《论语·述而》)。老夫子未尝没有“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之心,而不以为训。一部《论语》处处是性,是天道,而弟子说“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盖夫子所说乃具体事物,不言抽象言辞。性,太隐微,无法讲,不可以训;教,在人而不在己。性隐微,教在人,不在其位,不得其教,又由何言教。道既比性显明,而又在己,故专言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无事而非道,无时而非道,无地而非道。若有一事、一时、一地无道,“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若思之,则皆道矣。后人说道理,其即“道”。没有一事离开道,若以为离开,便是不思,终生由之而不知,习而不察。人不生则已,生则不离时、地、事,即不离道。现在人既不能真知“道”,又不说不知“道”,只是装知“道”,不装就难得。上台一样,下台一样,即人格之分裂,就是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莫见乎隐”,“见”,重现。
“故君子慎其独也”,“独”统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四句而言,“不睹”“不闻”“隐”“微”是独。在台下看过的,比在台上更要紧。
如何修道?“喜怒哀乐之未发”——静,“发而皆中节”——动,二者相反而又相成,二而一,动由静出而又必归于静。君子之道,“一张一弛”(《礼记·杂记》),如天不能无昼夜。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本”,所以生,一切事物皆生于此。“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所以行。必中,始能生;必和,始能行。天地若不能生,便不成为天地。现在须中,现在还要行,便须和。“致中和”,结果“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大道通长安。”
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
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上座本来面目。
道, 求 则得之,求——即《中庸》所谓“修”。孟子云: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迷路师老马,掘井师老树。不求,“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干矢橛!” (矢,通“屎”,出《史记》。)东郭子问道,庄子言“道在瓦砾”“道在屎溺”,东郭子问曰:“何其愈甚邪?”庄子答曰:“每下愈况。” 每下愈况,愈浅显,道理愈明。
体——静,无处不在。要发挥体验,即《中庸》所谓“修”。视、听、言、动,一准乎礼——“君子慎其独也”。必如此,才是道,才是修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即《中庸》所谓“慎独”功夫。修,从慎独下手。孔子所以先“视”“听”而后“言”“动”者,人可不言、不动,不能不视、不听。言、动合礼易,视、听合礼难,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固不可;十日暴之,一日寒之,也不成。禅宗所谓住、行、坐、卧,皆须合法。赵州和尚曰:“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 其实,二时粥饭也非杂用心,亦仍在道上,在法上。
《中庸》有时不免有点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有点恐吓人,不及《论语》和平,而意思是好。处处小心,但是小心还不成,还要处处努力。古人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悟得书法 ,古人见屋漏之痕而悟得用笔之法 ,此乃“用心”。俗语云“不怕贼偷,就怕贼想”,这是心动。不是无别人的眼,是没别人的心,有此心则有此眼,则可见道。
道与人行道同,皆是求生,不求碰壁,直接了当。(中国说哲理书不好,也有好,好是“直下承当”。)《楞严经》云: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
如人受杖觉痛,此是 顿悟 功夫,豁然贯通。吾辈凡夫不能顿悟而可渐修,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中庸》第一章讲:道、修道、得道。
道 ,如何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修道 ,如何修?“慎其独也。”
得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先须知道,又须信道,然后肯修道。
常人以为认识与信是二事,实是一事。必真认识,始能真信,否则终是不可靠的、无根基的。认识——信,知——行。是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是悟了修,还是修了悟?实则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先后!随行随知,随知随行,随修随悟,随悟随修,这样才能常有进步,不至停顿。“大事已完,如丧考妣”(睦州和尚语) ,此有英雄气概。“如今便是无事人了也”,这话不可靠,不进则退(禅宗给人是抓不住)。故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戒慎、恐惧,永远如此。
然得道甚艰难。见道不明,“望道而未之见”(《孟子·离娄下》),吾望而未之见,如何能讲得道后境界?我们现在是“望道”。
“中”“和”是得道气象,夫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论语·子张》),大概就是中、和注脚。有的东西见过后想着好,有的东西没见过也想着好。“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中和气象,蔡元培先生似之矣。静的是中,动的是和;消极是中,积极是和。“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是中;“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上座本来面目”(上座是高足),是中。用功要在不言、不动时,不思善、不思恶时。
《中庸》第一章略图解: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何不修?反正离不开。目的与结果不同,结果是自然而然。会一点,只是一点;抓住一点,只是一点。禅宗给人是不能会、不能抓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禅宗根本无喜怒哀乐。《心经》云:
是诸法 空 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 空 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 菩提萨埵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佛经中《心经》如儒家《中庸》。“诸法空相”,诸法只是一法,凡说有法,皆是佛法,“一本万殊,万殊一本”。“色、受、想、行、识”——五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综六根言之也。(世人可与守成,不可与创始。)“无无明”,“无明尽”也不成,“亦无无明尽”,世上岂但无可逃,简直无可立。“菩提萨埵”,菩萨全称,意译为“觉有情”,使有情人觉悟。非有情人,不能得悟道,悟道然后可以证道。情广而诚。“般若”,智慧,有智慧才可渡过迷海达于彼岸。(从糊涂修到聪明,从聪明修到糊涂,以至连糊涂都没有了。)
儒家言,喜怒哀乐未发是中,发,自然是和;喜怒哀乐未发不能是中,发出来,自然不能是和。“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虚”(庞蕴居士语) ,然没法用功,将聪明人都拴住了,然此亦只是口头禅。
朱子章句曰: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自救、为人 禅
自利、利他 佛
独善、兼善 孟子
于此,后来人多只能做到一半,朱子所说也只是自救。若不是佛家“自性圆明,本无欠缺”(《圆觉经》),即是孟子性善了,否则反求何求?自得何得?“以去夫外诱之私”,若为外来,便不得谓私;若为自有,便不得谓外诱。人自有始以来,便有无明,即宗教所谓原罪,既是自有,便非外诱。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而时中”,“时中”,犹言无时不中,“中”为兼“庸”而言。
“小人之中庸也”,魏王肃 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是。小人无忌惮,无忌惮即无所谓“慎独”,无慎独功夫。君子戒慎乎所不睹,恐惧乎所不闻。《论语》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畏”,即无忌惮。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 鲜能 久矣!”(《中庸》)
子曰:“中庸 之为德 也,其至矣乎!民 鲜 久矣。”(《论语·雍也》)
“鲜”是没有;“鲜能”是不能。“鲜能久矣”与“鲜久矣”,表述上差一点,可意义差得远了。《论语》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明道”是独善其身,“行道”是兼善天下。
“知”“愚”就智慧、能力言,“贤”“不肖”就品格言。
《孟子·离娄上》云: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所谓“远”与“难”,是此章两“过”字之意。是人,就离不开日用平常,日用平常就是道。“平常心是道”(赵州从谂禅师语),故孟子曰在“迩”、在“易”。如吃饭是平常,自己有饭吃,是自利;还要使天下人有饭吃,利他。现在方知吃饭难,锅是铁打的。自救、自利是平常?是不平常?救人、利他,便是大同。地藏菩萨说,有一众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儒家说:“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味”,味觉、触觉。不渴、不饥之外,还要知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学道不是学饮食,是要知味。终生由之而不察,不行。我们要察,要知道,这是学道之人比平常人多的责任。一个学道之人要有他生活的智慧,便是由于知味。我们受困苦艰难,要自其中得到智慧;否则,白受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就因他在饮食中得到味了,在困苦艰难中得到智慧了。鲁迅先生所写之阿Q,便是不知味。平常随处是道,常人只是食而不知其味。阿Q亦有道,只是他不知。我们士大夫负有知味责任。
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 说:
人是能思想的芦苇,脆弱固然,而有思想。(《思想录》)
风虽能摧残芦苇,而风并不知他在摧残芦苇;芦苇虽被摧残,而有思想,便是了不起处。老虎吃人,若是有心人,当被吃时亦当不动声色欣赏、观察。学道当如此。猛虎起于前而目不瞬,泰山崩于后而神不慑,鲁迅以为学道当如此。兜率悦禅师 说:
眼光落地时将何抵对生死。
“生死”实只说死,“眼光落地”盖即指死。了生死,生好了,死如何对付?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此是不肯说。会怎样活,就会怎样死;会怎样死,就会怎样活。活时一丝不放,死时亦然,便如是“抵对”。武松打虎,见榜文,不肯下山,怕人笑话自己怎样。武松打虎一点把握没有,要是林冲根本不上山,要是鲁达上山也不怕。此二人,一诗人、一英雄,武松只是俗人。“眼光落地时将何抵对生死”?一点把握没有。一个学道之人尽管被虎吃了,也还是心平气和,此即人之了不起。芦苇摧折,可是知道是怎样被摧折的。狄卡尔(Descartes) 云:“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To be being,在;am,即存在之意。)
懒残禅师,性懒而食残,垂涕甚长,或谓其拭涕,曰:
无工夫为俗人拭涕。
懒残似西洋犬儒学派(Cynic),鲁迅晚年有点如此。唐梵志,王姓僧人,有诗云: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做宰相如穿新鞋袜,外面好看,里面“不自在”。鲁迅先生原也是如此,后一变而为热烈,向世人挑战。
行,对外,入世。
明,对内,在我。
道,原来就有,只是不行、不明,“太初有道”(《新约·约翰福音》)。
儒是狭义,道是广义,此只是说明,不是批评。儒家所谓道,只限于高深的道——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推恩足以保四海——扩而广之,扩而充之。道家什么都是道,不仅高深的是道,平常也是道。宗教哲理曰“太初有道”,庄子云“道无不在”(《庄子·知北游》)、“盗亦有道”(《庄子·胠箧》)。禅宗云“还晓得大唐国里无禅师么”“不道无禅,只是无师”(黄檗希运禅师语) ,禅宗所谓禅即道也,不是不可以懂,是不可以教。
道——传,即便无人知、无人行,道总是在的。只要行得通,盗亦有道。行不通,便不是生,生便有道。能 行 、能 明 ,二者二而一,一积极、一消极耳,互为因果,愈明愈行,愈行愈明。
儒是狭义,道是广义,此只是说明,不是批评。儒家所谓道,只限于高深的道——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推恩足以保四海——扩而广之,扩而充之。道家什么都是道,不仅高深的是道,平常也是道。道——传,即便无人知、无人行,道总是在的。只要行得通,盗亦有道。行不通,便不是生,生便有道。图为元朝吴锐《老子赋》。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朱子以“道其不行矣夫”为第五章。私意“道其不行矣夫”六字正是上章结尾,“子曰”二字恐是衍文。
苏曼殊 ,“以情求道” 。“矣夫”二字,真好,把老夫子悲天悯人都表现出来,还是希望行。“矣夫”,了吧。“这孩子完了”,“这孩子怕完了吧”,还是希望好。第五章当是第四章结尾,真好。
胡适先生说,作白话诗文,有甚么话,说甚么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写出后读来爽口,听来爽耳。“道其不行矣夫”六字,得之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慎独”,是修道之基;“好问”“好察迩言”,便是悟道之基。时时、处处、事事留心,如此,饮食才可以知味,才不致“由之而不知其道”“习矣而不察”(《孟子·尽心上》);如此,智慧自生。
智慧非道,而为学道之利器。佛在《心经》,开口便言“般若波罗蜜多”。(唐玄奘译《大般若经》,有六百万字之多,尚为简本。般若,梵语译音,智慧之意。)佛言般若,意即智慧义;波罗蜜多,意即到彼岸。佛说众生是在苦海中,是在迷海中,是在孽海中,因其为无明。用智慧照破无明,到彼岸,到觉岸。
“好问”是圣门功夫,“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好察迩言”,浅近之言常含有至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即好察迩言。
“隐恶而扬善”,与前“好问”“好察迩言”,是一事非二事,后者是前者结果。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郑氏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不肖皆能行之也。”朱子注:“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说似深微而实费解,不如郑氏之明白。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孔子说“不能期月守”,还是客气,其实一时一刻不能守。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择乎中庸”,朱注:辨别众理以求所谓中庸。实即选合,择选其合于条件者。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自第六章至此,算一段。
舜合乎中庸,颜回合乎中庸,其他人皆不能。说“中庸不可能也”,正希望人能。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自为一段。
夫子之言简单而神秘,此段不似夫子言。
、卍、+,凡符号可代表象征,皆当简单而又神秘。
强有力,无论学文、学道,皆要有力。佛家龙象之称,一水中有力者,一陆上有力者,唯其有力,故能担荷大法。基督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爱敌如爱邻,是强不是弱。孔子曰“吾未见刚者也”(《论语·公冶长》);尼采(Nietzsche)则曰“超人”“强者的道德”,其学说未免偏激。此文人、诗人与哲人不同处,即庄子恐怕也还是天才的文人、诗人而非哲人。天才的文人、诗人,其所说话还是任性纵情的结果,故不免偏激;而哲人说话流弊较少。凡事之末流皆未免流弊,最平常如吃饭尚出毛病,何况其他。无论任何宗教哲学必须有强,夫子曰“吾未见刚者也”,强由智慧来。
操守。中国,不求有功,先求不过;不求得胜,先求不败,看家本领就是操守。有为有守,英雄有为,未必有守(狂、狷)。见得明白,把得结实,方是真守。宗教家能以身作则,就是守,就是智慧,这不是浊气、客气、无明。因为他见得明白,所以把得结实,至死不变,“强哉矫”!
我们在社会上看多少年,那些人不露出泥脸也露出羊脚来。(周作人《中年》) (羊脚疑是希腊神话。)社会譬如烘炉,“金佛不度炉” ,金刚是强的象征,要在烘炉里烧不毁、炼不化,才是真强者。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抑”,郑注:“辞也。”(中国文字除方块、单音外,语词特别多,今语尾有词,语首之词已消失。)“而”,尔,郑注:“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女音汝。”
“不报无道”,郑注谓即《论语·泰伯》“犯而不校”之义(“校”,即计较之较)。
“君子居之”,“居之”,即守而行之之义。
巨人giant,如托尔斯泰(Tolstoy)、尼采,简直是大老妖。托尔斯泰主张“勿抗恶” (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他),这近于“南方之强”——“君子居之”,犯而不校;尼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此“北方之强”——“强者居之”,血气之勇。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真好!此四“强哉矫”,是解释南方之强而非北方之强。自“故君子和而不流”至“至死不变,强哉矫”,郑氏与朱子皆谓为“而强”,私意只是解释“君子之强”。
“君子之强”,只是有守。
“和而不流”,并不奇异,然而“不流”。
“强哉矫”,“矫”,郑注、朱注皆曰:“强貌。”朱子举诗“矫矫虎臣”(《诗·鲁颂·泮水》),是也。
“不变塞焉”,“塞”字难解。塞,郑注训实。按《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秉心塞渊”,郑笺:塞亦训实。马瑞辰谓塞当为“寒”之假(《毛诗传笺通释》)。朱子训塞为未达。按:即通塞之意,通为达,故塞为未达,通塞对举,犹言穷达。达而达,在上主达,有道易达,得志易变其所守。朱子“不变塞焉”,不变未达之道,即不改其本来面目。朱说较郑说为通,也绕弯子,总之不变而已。(然如严嵩 严分宜则“变”矣。)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固”,好,不变,有坚意;“滥”,无不为。“君子固穷”,即至死不变。后之“不变”是结果,若能和而不流,中而不倚,即能不变,此是君子之强。
孔门之问有二种:一不知;二不自信。如问仁、政、孝,非不知也,乃是禅宗“求证”之意。子路问强,亦是如此。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此一章,朱注:“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一章,子思之言。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承第十二章,论君子之道。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论鬼神,以“诚”结。
哲学、政治、宗教。中国哲人多不忘情政治,又往往不忘情鬼神。“洋洋乎 如 在其上, 如 在其左右”;“祭 如 在,祭神 如 神在”(《论语·八佾》),神道设教。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论舜,论文王,论武王、周公。由此可见,中国哲人不忘情政治。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感;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论舜,论文王,论武王、周公,可见中国哲人不忘情政治。图为宋朝刘松年《渭水飞熊图》。它描绘了一个典故:西伯侯姬昌夜梦一虎肋生双翼,来至殿下。周公旦解梦谓“虎生双翼为飞熊”,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太公。姜太公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
此一章,论政,以“诚”结。
儒家治学不忘政治。或有云:此是儒家狂妄。
一诚意、二正心、三修身、四齐家、五治国、六平天下(《大学》), 此儒家之全套功夫。后之儒家只做到前三项,顶多做到“齐家”而已。后人有攻击儒家云其狂妄,谓“治国”“平天下”非读书人所能行。此不尽然,亦有读书人而做成大事业者。故儒家之政治精神并非夸大、狂妄。(余自无政治之倾向,是近于宗教,虽然无任何信仰。)儒家不忘政治,时时思以政治之力量推行其学说,因为此乃最便捷的法子。
儒家之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皆是“诚”。“诚”之功夫便“自不妄语始”(宋儒语) ,此语颇得儒家精神。宗教亦是如此教训我们。不说瞎话,真难。在社会上混的年代越多,经验越多,谎话也越多,此种人等于零。宋儒的话对了一半,因其是说内——对己;如对外——对事,则应“自以身作则始”(余之说法)。每一政治领袖在政治舞台上得到成功,在政治的事业上能光华灿烂,都是从“诚”始,由“以身作则始”。无论话说得如何光明正大,如何有条有理,也不能使人相信,如为吏者训其治下勿贪,则其本身就应当清廉,即应以身作则也。(口中公正廉明,背地使黑手者,则绝无成绩。)
骤然观之,儒家之政治以“诚”为根本,则未免有点“瘟”。此不是说其没价值、没用,就是无人欢迎。然除“诚”外,更无好法子。报端常有获得民众即得人、得民心也,此政治领袖之第一条件。如欲得人,则非“诚”不可也。诚,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古今中外都不能改变。行之万世而不变,推之四海而皆准,唯“诚”而已。人是动物,时时在动,只要想做人,就须诚。而儒家论政亦未免“诚”也。
商鞅论术,韩非论法,非儒家,固不能说其无诚,而诚之成分少。韩非子论法是机械的,列出法条,循之而作,此犹钟表各种机关都摆列好即可转;儒家之政治是有机体(机,生机)。先不必说其人亡而法则、条例不行,有许多政客借条例而舞弊,见其所做事绝不对,而都不合法律且破坏法律,却无罪。儒家则不然,以为条文无用,此易舞文(如偷盗以具体之物为偷,然偷电是具体的犯罪不?此即舞文),《论语》讲“虽赏之不窃”(《颜渊》)。有条例则奸吏舞文,即未诚之时;既诚,则“虽赏之不窃”。所谓“路不拾遗”,亦此之谓,即诚也。故《中庸》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此真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哀公问政”,“哀公”,鲁之君。
“布在方策”,“方策”,书籍。“布在方策”,谓未灭亡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人道”,政;“地道”,机、效也。“敏”,速效。
“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礼记》郑注:“蒲卢,蜾蠃,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卢之於桑虫然。”或曰:蜾蠃负螟蛉之子,视曰:“似我似我。”朱注取沈括说 ,卢即芦,蒲芦即蒲苇之类也。
《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太老实、太正直,就不免“瘟”。后来政治只是手段,近于科学,非哲学。后来政是治,古来是教化。凡一大政治家之能成功者多少都能“帅以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正人何”,“如何”,奈何。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身,正,做人。别家对象是外,向外的;儒家对象是本身,向内的。法家之政只是正人,儒家先正身。世人所谓好人只是世法,死的不敢道,活的不敢拿。宋儒用功,结果只是自了汉,消极;儒家是积极的,正己是正人之本。
“亲亲之杀”,“杀”,差别。儒家阶级思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授人以口实。此盖非孔门之说。差别、等级盖人之性,因为尊重自己父母,所以尊重别人的父母,此可能;看别人的父母与自己的父母一样,此不可能。推恩,推广、扩充,与等级并非抵触。感情与理智调和,因自己推及别人是可能的。《礼记》所讲则末流之弊。
“在下位不获乎上”,“在下”,郑氏谓此句“在下”便是在此,朱子从之。余以为未必然,此亦儒家政治思想,等级之一。儒家亦有差别、等级。
天——自然——道。
“一也”,郑氏谓一为“百王所不变”,朱注谓一为“诚”。郑氏易解,朱氏理深,皆可取。正名。现在,只重名不重实。名,化石。
《论语》云: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社会上生是积极的,不是说只对人无妨碍,是要对人有益。而最足打扰生的积极精神的是:惑、忧、惧。惑,不知当如何。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之《步出西门行》)。不忧,该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普通人不忧,不是阿Q就是无赖。《左传》所言“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只是机会。只论该不该办,不论办得好办不好,更不问办好后人如何干好,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办不好,不怨天,不尤人,不忧。不惑、不忧了,又惧,如此不但把人做好事耽误了,就连人活着的兴致都没有了。佛讲慈悲,精修猛进。大雄,即不惑、不忧、不惧,及其知一也。(佛家在印度时尚讲“薰习”,衣本无香;与后之禅宗“顿悟”不同,还有差别、等级。)无论生、学、困、知,一也。儒家之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同,任何一伟大的宗教皆是诚。哲学是诚。
二十章归结到“诚”,与《大学》之“正心诚意”同。“诚”与“慎独”实一物而二名。诚,内外如一,无论何时、何地、何事。
自此一章以下六章,大论“诚”,皆承二十章而发挥。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此一章,自“诚明”起。
此虽未必子思本人作,而确为儒家嫡传。
“自诚明”,先诚后明,圣人心口、内外、言行如一,由诚发生智慧——性。
“自明诚”,先明后诚,先有智慧,后求诚。教——学。
有智慧,便诚;若不诚,非真智慧。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为能尽其性”,“其性”,自己个人之性。
推己及人,“他人之心,予忖度之”(《孟子·梁惠王上》)。
人之中有我,我之中又有人。
儒家讲诚,犹佛讲空。佛家反对“顽空”,一切无忌惮。空不可顽空,实亦非仅老实,故曰诚,又曰明。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其次致曲”,郑注:“曲,小小之事也。”“致”,极也。虽小事亦不放松。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化”:一在己,会通之义,“无入而不自得”(《中庸》十四章),如王字、陶诗 ;二对人,感化之义。诚至在己是会通,对人是感化,虽圣人难之,儒家渐修。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此一章,承上论“诚”。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者自成也”,是静;“而道自道也”,是动。诚——心,体;道——物,用,无所作为,不能见道,必见之于物。
《中庸》言“不诚无物”,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待诚而生,恃诚而成。如粮食粒长得饱满谓之成实 ,成实即诚实,不骗人;如土地不肥美,雨露不滋润,长成也不结子,也不成,不成即不诚也。“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子若不成,即是如此情形也。
一切宗教皆是真诚。人最不诚,众生好度人难度,唯其难,故更要诚,要慎独。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诚,自成也,心,体;道,自道也;物,用。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此一章,总结“诚”。
儒家简单而神秘,平凡而伟大。而常人只见其简单、平凡,不足以敌他学说,故《中庸》云“无为而成”,即“化”字之解释。
“可一言而尽也”,“一言”,一句话(又有词word之义)。
凡所谓真理、真神,皆是一,绝对。
以上第廿一章、第廿二章、第廿三章、第廿四章、第廿五章、第廿六章,皆论“诚”。
(第廿七章、第廿八章、第廿九章、第卅章、第卅一章,无讲论。)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中庸》“诚意”,第卅二章,万殊归于一本。
《论语》言“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二字,实即诚,在己曰忠,在人曰恕。
孔子告人只是手续(阶段)、目标,而罕言学成后之气象,欲其自得也。吃饱后自知,不吃饱,说亦白说。《中庸》则讲学成后其气象,盖欲引起人向往之心。
“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言至诚之能成。
“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肫肫”,厚;“渊渊”,深;“浩浩”,高。如佛所谓涅槃,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一章)。
“苟不固聪明圣知”,“固”,确实。
“夫焉有所倚”,不偏,发而皆中节。郑注“安有所倚,言无所偏倚也”,似之。郑注又曰:“而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颇者。”非是。朱注:“夫岂有 倚着于物 而后能哉?”较之郑氏,其义为长。
平常人都是有所倚;人到无所倚着,才正好用功。把一切仗恃放下,还有本事没有?如此能大放光明、有所作为才是。学问、知识,也是依倚凭仗。得是由自己心中生出,不是仗恃外物。“诚”亦然。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
“禅心已作沾泥絮”(释参寥《席上赠妓》),是死的,不是禅佛本意。“无所住而生其心”,曰“生”,可见非死。在人世老碰钉子的人,其心被摧残,结果干了。心要活泼泼的,要生真心,而要“无所住”。如余闻黄鹂而高兴,那么不闻的人或闻惯的是否还高兴?学道的人皆大欢喜,是“无所住”。“心纯是法,与法相应”(《观普贤经》),此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同意,唯前者令人闻后不知从何下手,后者则有路可走。心可生而要与法相应,而永远在动,法轮常转。
佛心,一动即法;儒,不动则已,一动则仁。无所倚,无所住,先要从倚上、住上作起,如幼儿学步;初无倚,后若不能无倚,则不合道。然此不可便认为瞎子明杖棍,此与大人扶助幼儿行路不同,小孩子有发展、有成就。(只是余之目标,一个比一个轻。)
《论语》云:
志 于道, 据 于德, 依 于仁, 游 于艺。(《述而》)
兴 于诗, 立 于礼, 成 于乐。(《泰伯》)
不兴于诗,不活泼;不立于礼,不严肃;不成于乐,不能无所不宜。
(第卅三章,无讲论。)
物是事物,既有物便有道,既成道便有法。有道便可求法,然法不可求。
先生的法可以得,然不可以传;可传未必能得,然不可传不害其得。颜渊之于孔子,具体而微;余叔岩学叫天,亦然。叫天虽不传,余叔岩未尝不得。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释迦拈花,以不说说;迦叶微笑,以不闻闻。如来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前者即拈花,后者即微笑。语虽密然究是语,是传;迦叶是得。如其不知,便是“密语”;如懂,便是不“覆藏”。一切道均是如此。
无法便罢,假令有法可传,须:(1)启发(准备),闻一知十,举一反三;(2)参考(事前);(3)印证(事后)。
相信、自信,除此二者,更于何处讲“信”?除此而外,更于何处找安心方?人要想幸福去过活,必须得到信,无论相信也好,自信也好。不安心的人顶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纵使成功,心也不安;有信心,相信或自信,纵使失败,也安心。
“侍”“诗”“等”“待”,均含“寺”字,右文,舌头音。若给中学生讲,不明白;明白了,用不着讲了。
余自谓为捩脚法师,说得行不得。然余之所以能说,或正因其不能行?
人从事于职业而外还要有余力,始能对职业发生兴趣,不视为畏途。为职业,不能砸饭碗;为事业,当有始有终。为这个,不能尽是真的,要点儿假的。但假为的是使真的成功,那么这假便不能算假了。如骗小孩子吃药,骗他是糖,这虽是假,然而再真没有了。
当教员念字就要是标准音,讲书就要是正确意义。为了避免错误,当多查多准备。倘念错讲错,可不用立即改正,更正要看情势。在中国做事净真格的不行,要看情势,第三方是理。情势适合,连理都可不讲。
教学相长,多识字,多懂,比自己用功还切实;教书为人,倒在其次,主要是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