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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骚》为古人之必读书；“风”“骚”为历代文人所称道，为创作之不尽之泉。楚辞在文学源流上关系甚重大。
楚辞，楚国民歌，屈原加工写就后，后人名之“楚辞”。大多作品作时无篇名，篇名多为后人所加。
《昭明文选》
有赋、诗、骚之分，骚即楚辞。楚辞亦称赋也，《汉书·艺文志》即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为皆楚辞，皆为屈原作。）楚辞，一名“楚辞”，一名“赋”，均妥。
以“楚辞”名之，始自刘向
。
刘向乃元帝、成帝时人，宣帝初年卒。刘向作《别录》
，是在汉成帝朝，时已有楚辞之名。成帝时，刘向校书，集屈原及学屈诸人之作名曰“楚辞”。凡古人为书皆有一定宗旨，合则数人可为一家。故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分经、史、子、集，楚辞入集部而不入总集、别集，单立为“楚辞”之名。其所以不入总集者，岂古人不知也？盖总集专就文章言，凡文好即可，如《文选》上下八代所收百余人，即此故也。其文章不必彼此有关。刘向自作赋虽多，而楚辞仅收其《九叹》，即以其他与楚辞不合故也。汉人所作自淮南小山
而下，亦能与之互相发挥，自宋玉
至王逸
皆学屈原《离骚》作，故自成一家。
何以曰“楚辞”？名为“
楚
辞”者，
楚
人之辞也。
楚
人之
辞
者，表示异于他处也。周末诸侯跋扈，各地方言不同。今之方言，人亦多不懂，如《醒世姻缘》
用山东方言。以
楚
辞而通行者，以其辞太好。
作楚辞，须先通楚国之语言、音韵。《汉书·王褒传》载：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汉书》注引刘向《别录》曰：
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入，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诵，辄与粥。
盖当时九江用楚音，而被公犹能以战国时楚音读之。后世之皮簧戏
谭（鑫培）
、余（叔岩）
，皆湖北人，咬字用湖北音。（昆曲除丑能用本地方言外，生、旦皆须用苏白。作曲必须通苏白，否则气韵不正。）
《文选》又何以名楚辞曰“骚”？盖楚辞以《离骚经》为主。王逸释：离者，别也；骚者，愁也；经，径也。屈赋廿五篇，独《离骚》称“经”，其他皆不称“经”。古书分“经”“传”。或曰：经者，常也。又曰：圣人所作为经，贤人所作称传。经者，又释为组织之义。古人往往经、传出一人之手，则经不过其主要纲目而已。墨子有《经上》篇、《经下》篇。若楚辞仅《离骚》曰经，则其余各篇皆传矣，屈原文以经为主，可代表他篇，故总名之曰“骚”。凡叶韵之文皆曰“赋”，且《离骚》多言愁，赋则不然。而《昭明文选》列“骚”于赋、诗之后者，乃为学者方便。
《文选》称楚辞为“骚”“骚体”。后凡体裁近于楚辞者均称“骚体”，相沿以成，约定俗成，此始自萧统。
“赋”之名不始于楚辞，而始于“诗三百篇”。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吴季札观乐亦歌诗，诸侯相会则赋诗。赋者，敷也，直言之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叙引《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氏传曰：
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能颂（诵）而不能歌者，一以声韵，一以篇幅过长。赋与歌之不同，可以《左传》证之：
卫献公戒孙文子（林父）、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孙林父之子）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襄公十四年》）
楚辞以《离骚经》为主。屈赋廿五篇，独《离骚》称“经”，其他皆不称“经”。屈原文以经为主，可代表他篇，故总名之曰“骚”。《文选》以后凡体例似楚辞的，都称为“骚体”，相沿以成，约定俗成。图为宋朝李公麟（传）《九歌图卷》。
师曹为之，不歌而颂（诵）。（盖师曹与献公有隙，故欲触怒孙子使暴献公。）“不歌而颂”，即谓之赋。古之士大夫须有九能，其一登高能赋也。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之语。“诗三百”多为四言，盖文字皆由简入繁，故五言出四言衰。今《昭明文选》所选但有四言，盖有“诗三百篇”在前，后人无以过之。楚辞多用“兮”字，《诗经》用者尚少，然亦有上下句皆用“兮”字者，如《郑风·缁衣》：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此已与楚辞相近似。他者若“沧浪之歌”，亦此体：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夫》所引楚歌）
“缨”，古所谓帽缨，乃所以系。孔子闻之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沧浪在楚，是楚人之歌。然此仍为诗而非赋，盖尚可歌也，赋则可颂（诵）而不可歌。
诗而为赋，亦文体之变也。此“赋”乃辞赋。赋，铺张也，本为“赋、比、兴”之赋，后单独发展为一种文学样式。哲理赋如《荀子》，汉赋均为“辞赋”。汉代司马相如
、扬雄、张衡、班固等均为辞赋家。（汉代辞赋具有文学史上的价值，应予适当评价。）自枚乘
《七发》、班固《两都》以下，叙事、写景多出于“楚辞”。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五家，赋有四家：屈原、荀卿
、陆贾
及杂赋（其学四家者附之其后）。荀子有《赋篇》，内存五篇，作风与屈原不同，仍为四字一句，而能颂（诵）不能歌，与“诗三百篇”不同。屈原赋乃文学之最早者，后世之描写方法多出于楚辞，后之纯文学亦出于此。故仍读之。所谓纯文学必有组织，不但须有组织，且须有音节。（“文”，广义而言。文者，字也，故有《说文解字》。文，其部首也；字者，孽乳而相生也。）屈原为赋家之正宗，后世学屈者多。（然后人学“骚”者多不能似，即以扬雄之才写之尚如此。今并赋不为，何况楚辞？）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后人合称之为“屈宋”。《招魂》据云乃宋玉为屈原作，而司马迁则以为屈原自己作。《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宋玉出于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现个性。长在此，短亦在此。以文论，“屈宋”可以并称；唐勒、景差则不能与之比。其后，汉人赋多出屈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叙可概见。
今欲读楚辞，须先读《史记·屈原列传》。
司马迁之作《史记》，不似后人之著书，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为而作，有可感始书；无感，虽名人不传。班固以下则为史而史矣，体裁整齐。《史记》为某人列传，即对某人有感，多为学者，或儒家，或兵家。管仲、晏婴二人皆齐人，故合传；孟子、荀卿皆儒家，诸家附其后。
司马迁《史记》之传，仍为“传”之意。读某人作品前，须先读某人传。立贾谊
传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录其重要政见甚少。为屈原立传，乃为《离骚》而作。
班孟坚《离骚序》曰：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
古人不以抄书为耻。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为功，乃公有。《屈原列传》抄淮南王安
《叙离骚传》，自班孟坚序所引淮南王安《叙离骚传》可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廿五篇，所谓廿五篇自《离骚》至《卜居》。
屈原所处之时代，正值神话传说盛行，且楚国时为富饶、文化发达之大国。此为屈原赋楚辞提供了神话、想象之基础。屈原信鬼神。
神话、想象不仅与时代，与地域亦有影响。（热带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梦境。）《列子·说符》云：“楚人鬼而越人禨。”昔所谓华夏，但指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虽周之旧都，而时为西秦。楚则以蛮夷观之。越成为国，其君称子。楚最先见于春秋，吴越更晚。楚衰而吴兴，吴亡而越兴。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禨，祥也，预兆）。圣君王不仅以鬼神行政（傩坛，周之祭祀地，打鬼），虽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汤之贤臣巫咸，所以姓巫者，盖咸即巫也。（男女巫总名为巫，男巫单称觋。）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但就超世俗看来，未始不是幸，否则没有《离骚》。再如老杜，值“天宝之乱”，困厄流离；老杜若非此乱，或无今日之伟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诗上说未始不是幸。
屈子之诗：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诗：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新安吏》）
屈原是热烈、动、积极、乐观；杜甫是冷峭、静、消极、悲观，而其结果都是给人以要认真活下去的意识，结果是相同的。
《离骚》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点为中心，圈圈扩大，而成一篇。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离骚》之中心思想。屈原要实现其理想，但如何实现其理想，怎样促成新的诞生、旧的死亡，却一筹莫展。
《离骚》有奋斗精神而又太有点伤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百篇”无此等句子，《离骚》比“三百篇”有战斗、奋斗精神。
人无思想等于不存在。《诗》《骚》、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灭，作风不断。作品，即篇章；作风，乃情，风者，精神之表现于外者。后世作伪诗之诗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