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论语》撷英

第一节
“君子”与“士”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 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 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孔子评众弟子有言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故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作一句话说，而他当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翻成动作。所以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 修 、 行 。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 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余讲其他文章如《文赋》还能扯一气，但讲《论语》言语道尽。

《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此章中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 重——弘

道 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注 ：“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此与孙中山“知难行易” 又相近也。）《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第二节
“低处着手”与“犯而不校”

余要使人看出曾子之学问、精神、思想——合为其真面目。曾子之所以为曾子，在此；其所以能表现孔门精神，亦在此。而前所说“任重而道远”太笼统、太高，现在讲低的、细的功夫。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高处着眼，低处着手。浅近，是着手练习，不是满足于此浅近。理想了现实，现实了理想，浅近是高远之准备，并非停顿于此、满足于此。浅近并非简单。

《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诸句，图解为：

“犯而不校”，一句支住。其好不仅在辞，辞意合一，内外如一。辞是有形之意，意是无形之辞。不是在辞上能记住，是在意上，“犯而不校”就有力。（“犯而不校”，不但儒家，宗教精神亦然。）而其文之前后，又并非只为这样写着美，其意原即有浅、深、轻、重之分，由浅入深，由轻入重。无论在辞上、在意上，皆合逻辑。（以上言辞。）

“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不是开玩笑。

玩笑是不好的，但看用在什么时候。人敢跟死开玩笑——除了穷凶极恶之人不算，那是无意义的——但其大无畏勇气已可佩服。敢跟有势力的人开玩笑，跟暴君开玩笑，你是皇帝，我没看起你。因有意义，玩笑往往成为讽刺。犬儒学派（Cynic） 是讽刺。亚历山大（Alexander） 谓阿力士多德（Aristotle） 将说其坏话，阿力士多德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没话可说非说你坏话不可。中国人开玩笑先相一相对手，口弱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这是阿Q。鲁迅先生说话真了不得，除非他说的话你不信，你若信便无法活。中国的笑话有许多是残忍的，如讥笑近视眼、瘸子。人多爱向有短处人开玩笑，这是不对的、残忍的。又，开玩笑必须心宽才成，跟死开玩笑而非穷凶极恶，跟人开玩笑说话幽默，而绝非无心肝，这便因其心宽大，但宽大绝非粗。（其实，他的乐真是“哭不得所以笑了”。）可是现在人心是小而不细。人在极端痛苦中很难说出趣话，若能而尚非无心肝、穷凶极恶，这便可观了。

曾子虚心到极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普通说自己不能，自谦，是为自己站住脚步，是计较利害，连知解都谈不到。是非是知解，利害是计较。计较利害，学文、学道最忌此。怕自己跌倒，怕能人背后有能人，不是曾子精神。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

学道最忌诳语、骄傲，骄傲之对面是虚心。慢说“能”“多”，便是“不能”“寡”，也不肯“问”，这样人永远不会长进。会的不想再长进，不会的也不求补充，这样人没出息。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须“下问”。愚人之知，有时虽圣人有所不知也。

“能”“不能”、“多”“寡”，是从表面看，实际也许多还不如寡。

“有若无，实若虚”，岂非虚伪？不是。“有”是表面，内心感觉着是“无”。富人装穷人，对金钱有此功夫，而对学问则不成。人对学问、对道，往往是“无”而为“有”，“虚”而为“丰”，这是俗人。曾子压根儿就没觉得够过，没觉得有过，这是虚心。然但虚心不成，虚心甘于不成也不成，还要猛进。虚心是猛进的一个原因，肚子饿则需要食物之情绪更浓厚。学道、学文必先虚心，然后才能猛进。而猛进有进取之精神，又往往爆发，岂但教人扶东倒西！自己用功亦然。猛进则爆发而不能收敛，有进取之心则往往于人、于事多有抵牾。所以曾子赶快拿“犯而不校”补上，“犯”正是抵牾。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真是虚心，不肯说自己。汉儒、宋儒皆指吾友为颜渊。未必是，也未必不是，总之都是孔门高弟。

“犯而不校”，朱注：“校，计较也。”何晏 注引汉人包咸 曰：“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校之也。”

犯而不校，以前在中国颇有人实行。凡世人所谓“老好子”“好人”，皆是犯而不校。但他们的犯而不校，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也要有多年修养，但他们的修养不可佩服，因为他们的“不校”是消极怯懦，不能猛进，不能向前。这或者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但这样人能进取向上、向前么？《论语》则不然。

但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宗教之经上可曾有一次教人着急、教人怒？如耶稣直到临死未曾怒过，还说叫人愤怒？佛经戒嗔，不但打你、骂你不能怒；甚至节节支解，亦不须有丝毫嗔恚之心。 《圣经》上说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送过去，这岂不与乡下“老好子”之“犯而不校”相同？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余以为一个做大事业的人看是非看得很清楚，但绝不生气，无所用其恼。恼只能坏事，凡失败的人都是好发怒的人。三国刘备最能吃苦忍辱，故曰刘备为枭雄（曹操为奸雄）。刘备只生过一回气——伐吴，结果一败涂地。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所以刘备一死，诸葛亮赶紧派人向东吴求和。这还是就事业上而言。

在宗教上，在己是求道，对人为度人，都不能发怒。怒，对人、对己两无好处，还不用说怒是最不卫生的一件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怯懦、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讲不怒，是“大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提倡大勇主义 ，佛教提倡大雄，这还不仅是自制、克服自己。因为要做人、做事，我们都不能生气，不是胆怯、偷生苟活。“忿怒乃是对于别人的愚蠢加到自己身上的惩罚”，这话说得很幽默，可是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知礼不怪人，怪人不知礼。）这往上说，够不上大雄、大勇主义，但至少比乡下“老好子”好得多。这两句话是智慧，生气没惩罚别人，自己受罪。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雄、大勇，但胆怯者不可以此为借口。一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宗教上不怒是道德。

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等读进去了，气也没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

第三节
“唯”与“拈花微笑”

曾子可代表儒家。

禅宗有语云：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

禅宗呵佛骂祖，这才是真正学佛呢！即使佛见了，也要赞成。

然则不要读古人书了？但还要读。受其影响而不可模仿，但究竟影响与模仿相去几何？小儿在三四岁就会模仿父母语言，大了后口音很难改过来；自然后天也可加以修改补充，但无论如何小时候痕迹不能完全去掉。读书读到好的地方，我们就立志要那样做，这也是影响。小儿之影响、模仿只因环境关系，无所为而为。而我们不然，只是环境不成，因为我们有辨别能力，能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好坏。

但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无论哲学、文学，皆是愈来愈渺小、愈衰弱，以至于灭亡。这一点不能不佩服禅宗，便是他总希望他弟子高于自己。禅宗讲究超宗越祖，常说：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百丈怀海禅师语）

“减师半德”，成就较师小一半。你便是与我一样，那么有我了还要你干么？“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僧人自当以佛为标准，而禅宗呵佛骂祖。没有一个老师敢教叛徒，只有禅宗。

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

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是阴险；虽然有时这种人是阴险、恶劣。阴险是冒坏，恶劣是恩将仇报。逄蒙学射于羿 ，那也是“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那即是阴险。还有猫教老虎，此故事不见经传，但甚普遍，这不行，这是恶劣、阴险。禅宗大师希望弟子比自己强，是为“道”打算，不是为自己想；只要把道发扬光大，没有我没关系。这一点很像打仗，前边冲锋者死了，后边的是要踏着死尸过去。有人说狮子是要把父母吃了本身才能强，狮子的父母为了强种，宁可让小狮子把自己吃了。大师门下即其高足都不如其自己伟大，只禅宗看出这一点毛病，而看是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做却不易做到这一点。所以，禅宗到现在也是不绝而如缕了。

曾子乃孔门后进弟子，但自颜渊而后，最能得孔子道、了解孔子精神的是曾子。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的话便是我要说未说出的话。“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

人说此一“唯”字，等于佛家“世尊拈花，迦叶微笑” 那么神秘。孔门之有曾参，犹之乎基督之有彼得 。有人说若无圣彼得，基督精神不能发扬光大，基督教不能发展得那么快。但总觉得曾子较孔子气象狭小，就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

气象要扩大。谁的自私心最深，谁的气象最狭小。人都想升官发财，这是自私，人人皆知；人处处觉得有 我 在，便也是自私： 我 要学好， 我 怕对不起朋友……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为自己而升官发财，是自私；但自己总想学好，也是自私。所以抒情作品没有大文章，世界大而有人类，人类多而有你，一个大文学家是不说自己的。为了自己要强，也还是自私狭小，参道、学文忌之。

不但大师希望弟子不如他，这派非亡不可；即使是希望弟子纯正不出范围，也不成。愈来愈小，小的结果便是灭亡。天地间无守成之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但宗教、文学如此，民族亦然。日本便是善于吸收、消化、利用，所以暴发。人家是暴发，而我们是破落户。暴发户固不好，但破落户也不好。

有的大师老怕弟子胜过自己，其实你不成，显摆什么？成，自然不会显不着。“不用当风立，有麝自然香。” 再一方面，弟子好，先生不是更好？只要心好，水涨船高。除非弟子不好，弟子真好，绝不会忘掉你的。

孔子总鼓励他弟子，凡弟子赞美他太多，他总不以为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 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所讲三种美德不缥缈，易知、易行，但并非不高远。说仁、知、勇做不到，但不忧、不惑、不惧总可做到了。孔子此语朱注云：

自责以勉人也。

对是对，但是不太活。孔子以为：你们以为我是圣人，其实我连这还不会呢。你们若能办到，岂非比我更强？你们若办到，比我还强；办不到，咱们一块儿用功。

禅家说离师太早不好，可是从师太久也不好。（余之门下跟余太久。）老有大师影子在前，便从小心成小胆。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您客气”，还是胆小。夫子这样勉励都不行。胆大，便妄为；胆小，便死的不敢动，活的不敢拿，结果不死不活。小心是细心，与窄狭不同。

曾子是小心而且有毅力。因为小心，所以能深思；因为有毅力，故能持久实行。“吾日三省吾身”，“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而小心和毅力之间，还要加上一个意志坚强。所以孔门颜渊而下，所得以曾子为最多，此非偶然，因其知、仁、勇三种皆全。好在此，但病也在此。结果小心太多，成为不死不活之生活，坏事固然绝不做，可是好事也绝不敢做。这还是好的，再坏便成为好好先生，“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何以见出曾子小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要想真观察、认识一个人，要在最快乐时看他，最痛苦时看他，得失取与之际看他。一个也跑不了。生死是得失取与之最大关头，小的得失取与还露出原形，何况生死？就算他还能装，也值得佩服了。

《论语·泰伯》曰：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一生永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十二字之中，视、听、言、动，一准乎礼，这不容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八个字沉甸甸的。临死还如此说，可见他一世小心，不易。

此尚非曾子全部，更有长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第四节
“三省吾身”与“直下承当”

《学而》中，第一章“子曰……”，第二章“有子曰……”，第三章“子曰……”，第四章“曾子曰……”。足以证明有子 、曾子在孔门非同寻常。

余对有子无甚认识，只子游 说过：

有子之 言似 夫子。（《礼记·檀弓上》）

言似夫子，行未必似；且似夫子，似则似矣，是则非是。余对曾子比较清楚，并非余对《论语》记曾子处特别注意，对有子便不注意，乃是一般读《论语》的都对有子摸不着。

《论语》是记者记的。在《论语》上，姓加“子”，A；“子”加“字”，B。孔子而外，仅有子、曾子是姓加“子”，“子”字在下。所以，有人说《论语》是有子或曾子门人记的。而《论语》记有子之言常有不通处。

盖治学要有见解；并且先有见，然后才能谈到解。禅宗讲见，“亲见”，一是用眼见，一是 心眼 之见，mind as eye。（此是唯心论。）肉眼要见，肉眼不见不真；心眼要见，心眼不见不深。如大诗人也说花月，他可以传出花月的高洁、伟大；我们则不成，我们的诗也说花月，但花月的高洁、伟大我们写不出来。我们肉眼也见了，但是我们的心眼压根儿没开，甚至压根儿没有。用肉眼见是浮浅。

若说见，一是见的何人，二是见的什么。有子当然见过夫子，但心眼见得不真，所以说出话来才使人得不到一个清楚的观念。凡写出文章、说出话来使人读了、听了不清楚的，都因他心眼没见清楚。至于曾子，则真是用心眼见了。

余常说：着眼不可不高，下手不可不低。余虽受近代文学和佛学影响，但究竟是儒家所言，儒家之说。只向低处下手，不向高处着眼，结果成功必不会大；只向高处着眼，不向低处下手，结果根基不固。有子便如此。言似夫子——只向高处着眼，没有低处下手功夫。曾子才也许不高，进步也许不快，但用力很勤，低浅处下手，故亲切。

儒家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处着眼，低处下手。最能表现此种精神、用此种功夫者，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日”字，下得好。“三省”是说以“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三事反观。“身”，定名曰“身”，并非身体之身。曾子所谓“身”，并非身体，乃是精神一方面，“身”说的是心、行。这真是低处着手。人为自己打算没有不忠实的，但为人呢？“为人谋而不忠乎？”十个人有五双犯此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说谎是人类本能，若任其泛滥发展就成为骗人，所以当注意。“传不习乎”，“传”，是所传，传授，动词；传，平声。朱注：“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传，师所授；习，己所研。讲起来省事，说起来简单，但行起来可不容易。努力，努力，有几个真努力的？曾子是真想了，也真行了。缺点补充，弱点矫正，这是曾子反省目的。

但余讲此节，意不在此。

愈反省的人，愈易成为胆小、心怯；反之，愈是小心、胆怯的人，愈爱用反省功夫。余意以为：一方面用鞭拷问、鞭打自己灵魂，一方面还要有生活的勇气。能这样的人很少。曾子三省，就是自己鞭打自己灵魂。但往往拷打结果，失去生活勇气了。这不行。我要拷打，但我还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怎么能好？怎么能向上、向前？

在这一点，仍举《论语》：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长》）

“三思”之“三”，一二三之三，三，多次也。 三思后行 ，前怕狼后怕虎，疑神疑鬼，干不了啦！一个文人干不了什么事，余初以为乃因文人偏于思想，没有做事能力，其实便是文人太好三思后行，好推敲，这样做事不行。禅家直下承当，当机立断，连“再”思都没有。

《北齐书·文宣纪》记，高洋，高欢之子，欢子甚多：

高祖（欢）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高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

于是欢以国事付之。

曾子有三思功夫，但还有生活勇气、做事精神。

一个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极高的天才，有极丰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思想家说，你们的生活早晚要到我思想之顶点来，可是你们到这一点时，我早已到更高一点去了。许多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真是平凡的悲哀。尼采（Nietzsche） 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呀！（《瞧！这个人》）我们是：我怎么这么平凡呀！思想复杂，是从生活得来。他一个大思想家，是一个大的天才。但他的思想深刻，我们浮浅；他的眼光高，我们眼光低；他是巨人，我们是小孩，当然不能跟他赛跑。故颜渊曰：

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庄子·田子方》）

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庄子·田子方》）

“步”，常步；“趋”，小跑；“走”，长步。今日谓步曰走、趋曰小跑、走曰跑。不是想到步，便说步；想到趋，便说趋，此中有层次。复杂是横面的，高深是纵的功夫。我们在横的方面，没有那样经验；在纵的方面，我们又没有天才眼光之高、思想之深。即以“君子”而论，《论语》中所论每节不同。他是巨人，我们不成，跟不上。他的话都道的是诸峰一脉，而我们但费半天劲，甭说追不上，连懂都懂不了。有的事，我们干不了，可是懂得了、想得到；而《论语》之说君子，甭说办，连想也不成。如鸟飞，我们不能飞，但我们能想到，所以有的想象跟现实相差甚远。就算我们跟着他爬山，虽然他跑得快，我们慢，但还能爬。而若遇一深涧，他一抬腿过去了，我们过不去，打住了，怎么办？所以天才不可不有几分在身上。还不用说没天才，只小大短长之分，就够我们伤心的。

孔子我们跟不上，但曾子老实，与我们相近，你学尚易。我们要找头绪，力争抓住一点是一点。我们不能攀高树枝，但可从低处攀起。我们要从曾子对君子的解释，看到孔子对君子的解释。

我们要知曾子对“君子”解释，先须观察曾子为人。主要是两段：即上所举一为“曾子有疾……”，一为“吾日三省吾身……”，此二章可见其为人与素日功夫。为人乃其个性，功夫即其参学。小心谨慎盖其天性，凡天才差一点的人没有不谨慎的。天才胆大，可不是妄为，他绝没错；天才稍差，便不可不小心，不可图省力。

既了解曾子为人，然后可看其对君子解释。

曾子所说的君子也是战兢小心吗？

平素用功要小心谨慎，否则根基不固，易成架空病，但是做人、做事需要大胆，若没大胆，不会做出大的事业来为人类、为自己。其实，为自己也就是为人类。

天下伟大的人，没有一个是“自了汉”的。中国儒家末流之弊，把君子讲成“自了汉”了。人不侵我，我不犯人，甚至人侵我，我亦不犯人，犯而不校。把自己藏在小角落里，这样也许天下太平，但现在世界不许人闭关做“自了汉”。

印度佛教到中国成为禅宗，禅宗末流也成“自了汉”。佛家精神是先知觉后知，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所以做事业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人类。为他的成分愈多，所做事业也愈伟大，他的人格也愈伟大。

某杂志记有这样的事：天下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有人提议用大英百科全书各名人传之长短为标准，观察结果以拿破仑（Napoleon）传最长，于是人以拿破仑为最大英雄。但余意不然。拿氏虽非“自了汉”，但乃“自大汉”，自我扩张者。天下英雄皆犯此病，但没有一个这样的英雄是不失败的。自我愈扩张便是要涨裂的时候，自我扩张结果至涨裂为止。亚历山大、拿破仑，皆然。他们倒是想着做事，但他们之做事是为了过瘾——过自私的瘾。这种人是混世魔王，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这种人不是自了汉，是自大汉，但我们也不欢迎。

一个伟大的人做事，比任何人都多；而自私心比任何人都小——并非绝对没有自私心。

第五节
“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以曾子之小心谨慎，他所说“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但只是小心谨慎不成。低处着手，是为高处着眼做准备，如登楼，为了要上最高层，不能不从一二级开始。我们既没有天才那么长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处着眼。眼光多远，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学，这是研究院了。从初小一年级到研究院相差甚远，然也是一级级升上来的。

再举一段更具体一点：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这点文章就这么好，陆机《文赋》 所谓“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章真好。一般说不完全，说不透彻，是没懂明白。“君子人与”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此所以为曾子，任重道远，不只是小心谨慎。三代而后，谁能这样？仅一诸葛亮。现在数谁呢？

颜渊从《论语》一书中看不出什么来，纵不敢说幽灵，也是仙灵。看不清楚。佛家偈颂 曰：

海中三神山 ，缥缈在天际。
舟欲近之，风辄引之去。

（《揞黑豆集》卷首《拈颂佛祖机用言句》）

写得很美，神话中美的幻想。此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颜渊亦孔门一最高理想而已——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至于有点痕迹可寻的，还是曾子。

曾子有点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远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而增意气不是嚣张，开胸襟而非狂妄。增意气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该蓬蓬勃勃；开胸襟是使人不狭隘，如此便能容、能进。曾子这几句真叫人增意气，开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远，合起来是苦行。然与禅宗佛门不同，他们是为己的，虽最早释迦亦讲度他。佛门“自度、度他，自利、利他”，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佛门及儒家到后来，路愈来愈窄，只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没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为己，“仁以为己任”。

一己为人——仁，自己做一个人是仁，对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对人（立人、度人）。朱子讲“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严》之“圆妙明心”），余以为“心之全德”不如改为“人之全德”。“仁”字太广泛，“仁以为己任”，绝非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至“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真伟大起来了。

“六尺之孤”——国君（幼）；“百里之命”——国政。

“寄”，犹讬也：“讬”与“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寄”，暂存。

“临大节而不可夺”，梁皇侃 疏曰：“国有大难，臣能死之，是临大节不可夺也。”（《论语义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温 、一刘裕 。桓温没造起反来，然亦一世跋扈；刘裕武功鼎盛，归而篡位，是亦变节（自变）。受外界压迫、影响而变节曰“夺”。此言国有大难，臣能死之，只说了一面。文天祥 、史可法 至今受人崇敬，便因临大难能死之。然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何如家不贫、国无难？

愧无半策匡时难，唯余一死报君恩。

死何济于事？依然轻如鸿毛，不是重于泰山。不死而降不可，只死也不成。这点朱子感到了，他说：

其 才 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即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

单单注意“才”字，要有这本领。程子则不然，程子单注意节操。程子曰：

节操如此，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引程子语）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不是说不办坏事，是说怎么办好事；不是给人办事，是给自己办事。曹操求人才，便不问人品如何，只问有才能没有。曹操所杀皆无用之人，乱世无需如孔融 、杨修 等秀才装饰品。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时候，那仅是真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曹操是英雄。

现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紧是有作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为可用也”。鲁迅说三里路能走么？四斤担能挑么？ 自己没能，发什么牢骚？“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论语·先进》，知——知用。）所以朱子讲得好。朱子生于乱世，北宋之仇不能报，而现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程子生于北宋，不理会此点，而且程子人太古板。伊川先生为侍讲，陪哲宗游园，哲宗折柳一枝，伊川责之。 其实，不折固然好，折也没关系，何伤乎？书呆子，不通人情，不可接近。北宋末“洛蜀之争” ，即程与东坡之争。东坡通点人情，看不起伊川。朱子乃洛派嫡系，而此点较程子强，即因所生时代不同。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无补；后几句是大言不惭。前三者不失为“自了汉”，后者则成为妄人。《宗门武库》 云：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 就算我们想做一儒家信徒，试问从何处下手？在何处立脚？只剩一空架子，而真灵魂、真精神早已没有了。

《论语·阳货》有言：“诗可以兴。”岂但诗，现在一切事皆有待于兴。兴，是唤醒；兴，起来了。一种是心中有思想了，一种是在形体上有了作为、行为。譬如作诗，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兴不兴的问题。

书怕念得不熟，也怕念得太烂。亦如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自己懂么？厌故喜新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否则，到现在我们还是椎轮大辂，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现在，我们进步了，这都是厌故喜新的好处。有这一点心情推动一切。

新的，是新；在旧的里面发现出新来，也是新。儒家教义没有新鲜的了，所以淡泊没味，都成为臭文，当然陈旧了。所以现在需要“兴”。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我们读书不是想记住几句话，为谈话时壮自己门面。

君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读《论语》上述曾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段话，真可以唤起我们一股劲儿来，想挺起腰板干点什么。

第六节
“以友辅仁”与“为政以德”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孔安国 曰：“友以文德合也。”又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文德”，添字注经。

朱注：“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益近。”（《论语集注》）

佛是神秘，禅是玄妙，但禅宗中有“平实”一派。唯孔门不曰“平实”，而曰“中庸”。儒家未尝不玄妙，但他们避讳这个。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讲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

然越平常的字越难讲。

文 友 仁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为上下二句连索。

凡“文”是表现于外的，文章礼仪。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孔门重视行为（表现），咱们现在是知识。《论语·颜渊》：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文”与“礼”为二，此“文”与今所谓学问相似。人与人之相联系，盖都因表现于外（表现于外者如礼仪、学问……）这一点，故曰“以文会友”。但并没做到此为止，因文而结合，而结合不为此，乃欲以“辅仁”。（现在是以利会友，以友取利。）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此即为政治上个人主义。

然此与西洋不同，西洋只是竭力发展自己，不管好坏善恶；孔门个人主义乃自我中心，并非抹杀旁人，抹杀万物，不过以自己为中心就是了。修、齐、治、平的道理也由此而出。

也可以说这是政治上唯心主义。

若唯物是内旋， ，自外向内，自远而近，自物而心。唯物史观特别注意历史，同时非常注意环境背景，前者（历史）是纵的，后者（环境背景）是横的。他研究历史注重在演变，以古推今。

而唯心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皆并非唯心就完了，涅槃是唯心的顶点。儒家唯心是外旋的，修、齐、治、平，并非自己成一“自了汉”便拉倒。

“子帅以正”，“帅”，跑在头里！这是儒家、道家不同之处。老子三原则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是儒、道不同之一点，由此而成为杨朱 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不为天下先”，是不为福首，不为祸始。而老子“不为天下先”有意思，他以为这样倒可替天下干点事；若“为天下先”，结果连我也掉在火里。“欲取故与”“欲擒先纵”，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正所以为天下先。大家围着他转、跟着他跑，但不能露出痕迹；后来一转为消极，无作、无为，此非老子本意。如某妇遣女曰：慎勿为善。某女曰：然则为恶乎？母曰：善尚不可，欲恶乎？ 此即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一转为“无为”；至杨朱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乃老子三转。现在多是这种人，无为之人已很少，至于老子原意没人做到。只是口头不说，外表不显，其实心里是那么回事。

“子帅以正”，孔子心里想什么，口里说什么，这一点以勇气论，儒家超过道家；以聪明论，儒家不如道家。道，原则是对。你正？我还正呢！结果更不成。道，原则是对。孔子为政是否自信？人强，你自信；你自信，人自信。

文学不容易说出自己话来，往往说出也不成东西。孟子说孔子：

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这话该是赞美之意。“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矣。”（《孟子·滕文公上》）“圣之时者”，没有恶意。但便因此句使孔子挨了多少骂，说孔子为投机分子，“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

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固为投机分子，即造时势之英雄也未免有投机嫌疑。总之，无此机会造不成此时势。假如我们生于六朝，敢保我们不清谈么？生于唐，敢保我们不科举诗赋么？宋之理学、明清八股，皆投机也。使现代人不坐汽车、火车，非要坐椎轮大辂、独木舟，倒不投机，但这算什么人了？我们现在作白话文，岂非也是投机？

我们是得拿我们自己的眼来批评、观察了，而且还该用自己力量去做。投机，投机，不投机，落伍怎么好呀！《吕氏春秋》论邓析子 云：

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

此即《左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说“时”字是投机，谁不投机呢？说不投机，便不是投机。夏日则饮水，冬日则饮汤，这也是投机吗？夏雷冬雪，岂非也投机？这不投机不行。

大概孔子在他那时是崭新的见解。哲学与文学一样，自其不变而观之，则万物皆定于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日新月异，是创作。“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与“日新月异”是一个是两个呀？今之人犹古之人，今之世犹古之世，不变；古者茹毛饮血，现在烹调五味，日新月异。孔子的政治、哲学，真是崭新崭新的。但现在看起来是迂阔、绕弯子、不着实际，否则就是落伍，虽然现在看来未尝不新。（旧同新，有时也相通。）

我们读《论语》，又不想拿孔子抬高自己身价，想也不肯，肯也不能。我们读《论语》，不想迂阔落伍，但也不想被人目为投机。人活着，只有混容易。其实，混也要费点心思、拿点本事，何尝容易？

天下事进化难说，有的由繁趋简，有的由简趋繁。字由繁趋简，文由简趋繁。

子适卫，冉有仆（仆，御车）。子曰：“庶（庶，众也。）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冉有 是想着做事的，近于事功。曾子精力多费在修养上，是向内的，个人的。冉有是向外的，对大众有影响，故对政治留心。

一庶，二富，三教。

“庶”（人口多），不是最终目的；要“富之”，最终“教之”。

“教”，人为。“教”，连朱子都以为是立学校，此教未尝无立学校之意，但还不仅是知识；教未尝没有教育之意，但孔子尚非此意。孔子所谓教是“教以义方”（《左传》）。现在教育只教知识，不教以“义方”。“义”之为言，宜也；“方”之为言，向也，向亦有是非之意。明是非，知礼义，有廉耻。孔子盖以此较知识为尤重要，否则知识只使其成为济恶之工具。“教之”不仅立学校，立学校也不仅读书识字。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真结实，也真有味。结实，有味，二者难以兼有，但《论语》真是又结实又有余味。老子说话不老实，而无余味。冉有问政是“加”，子贡问政是“去”，夫子说来又结实又有味。

古本《论语》“民信之”上有“令”字，“令民信之”，“之”指为政之人，有“令”字好。“民无信不立”，立：（1）立国，（2）存在。总之，在上位的人要得民心。得民众拥护也有失败，但民众对失败原谅，对错事了解，因为民众信得及他。能信故能得人拥护，若不得人拥护，办好也是不好。

庄子真是思想家，中国思想非玄不可。别国“玄”是复杂，而中国玄妙在简单中。如佛学，佛家虽是宗教家，实是思想家，能想象而又极能分析。佛学传入中国，修佛者成为净土，简单化了；解的人成为禅宗。无论修中净土、解中禅宗，皆不用佛之丰富想象、琐碎分析。

孔子不玄。最注重实际，日用平常，所以结果是平易近人。好处，人人觉得他可亲；坏处，使人易视他（虽不见得轻视）。其实儒家之日用平常、平易近人，道理虽非懂不完、知不尽（一看、一会就懂），可是永远是我们行不尽、用不尽的。

《子路》中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一章可与《颜渊》“子贡问政”章参看。“冉有仆”一章，一庶（人众多），二富，三教（乃教育哲学）。“子贡问政”一章，按文章次序：一食、二兵、三信；按重要分，则：一信、二食、三兵。精神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物质缺乏能造成人道德之堕落。犯法罪人多为物质缺乏的结果，穷生奸邪，富长良心。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以个人为出发点 天下，以物质出发点 精神。并非离开个人而能有天下，也不能离开物质而言精神。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现在只讲势力、人多势众，不讲修养。修养是个人的。现在团结若说为一个主义信仰，还要修养。现在人根本谈不到信仰，只是为势力而势力。

孔子之说法不行。一因现在时代不同，一因若曰个人做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子驷引《周诗》）？所以孔老夫子显得迂阔。但若想根深蒂固，还非从个人精神修养下手不可，否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们做事太书呆子气，不太世故。世故使人不能成为书呆子，而书呆子往往又不能使人去做事。现在是要成一种势力，而领导此势力的人必须有崇高人格修养才配做领袖。“为政以德”，自己精神修养至完善境界便是德。“为政”是天下事，而曰“以德”，还是以个人做基础“而众星共之”。“居其所”是他的精神，“众星共之”，做成一种势力。而要造成一种势力，先要有纯洁、高尚人格才能永久。而往往有修养的人，无办事能力；能办事的人，无修养。

附
《论语》散讲

一　释“孟敬子问病”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曾子言曰”，与《论语》体例不合，多一“言”字。

“孟敬子 问之”，“问”，疑问、问讯、问候。如小孩子游山水，问山如何、水如何，也不知道他所看是水里有条鱼，还是路上有乞丐。

人孟敬子来问病，曾子何必说这个？这么多事！不像曾子干的。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道”者，汉儒郑康成曰：“道，礼也。”存于心者为道，现于外者为礼，道与礼压根儿两回事。

“动容貌”“出辞气”，“动”与“出”是两面的，“正颜色”是一面的，这与文法修辞不合。“远暴慢”“远鄙倍”——“斯远”，故用“动”“出”，两面；“近信”——“斯近”，故用“正”，一面。勉强讲过去了。但何以“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二　谦与骄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骄傲、自负，可使人有勇气；而过分的骄傲是狂妄。只有骄气、没有实力，是说大话，使小钱。过分的谦虚（虚伪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样要不得。“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然后知不足”（《礼记·学记》），这是真的谦虚。

三　“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篇中“子路 、曾皙 、冉有、公西华 侍坐”章，以每个人说的话表现此人物的性格，正如《阿Q正传》中阿Q的话，《水浒传》中李逵的话。阿Q偷了静修庵的萝卜，被老尼姑抓住，阿Q说：“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了？”还指着兜在大襟里的萝卜说：“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李逵从梁山上下来接老娘，在山里老娘却被老虎吃了，李逵说：“我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活画出阿Q、李逵的性格。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语言婉转、跳动。孔子主张兼善天下，如抓不到政权就独善其身。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正中孔子不能兼善之时之下怀，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赞同曾皙之言，实是无奈之语。

四　说“也欤”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托尔斯泰（Tolstoy） 似神，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孔子温柔敦厚，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味真厚。

五　“丘不与易也”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是热心事业的，要改良社会，然而孔子又非仅一政治家，同时乃哲学家，如孔子在川上，见逝者如斯，而感叹到世事之无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不但意味无穷（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韵味无穷（富有深厚诗情）。 zBxN11pLHYyfK/Hq24oi/PtEe71SqZl3lGx3z+3dKhxOV5xzCoe2zLJcVfPPOV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