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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
都说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自然是如何产生人类的过程。自然具有无穷的威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它都是无限的。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极其有限的，是非常短暂的。即便是作为类的人，据说也有终结的时候。说人是万物之灵长，确也见得是人的孤芳自赏，或者竟是人的自以为是。
然而人与自然中其他一切物种确有着本质的差异，人有思想。这便是人的全部秘密，是人无上尊严之所在。思想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存在，自然是伟大的，但自然却没有这样伟大的能力。
人类因此超越了自然。思想使我们能够自觉而深入地考究自然的奥秘，探索人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能够现实地占有多少财富，占有多大的空间，而是要能够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的东西，即人的尊严——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孟子云：“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此中所谓的贱而小者是指口腹之欲的满足，而小人也就是津津于物质生活中的人；而所谓的贵而大者则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理想。孟子所谓的大人可能其物质生活十分清贫，但却具有崇高伟大的人生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积极努力奋斗不已。
不明了人生的意义，不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而虚度了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人的终生遗憾，甚或可说是人的悲剧。我们可能在弥留之际还不甚了了人生的真谛或价值，但至少在漫长或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曾经思索过这样令人困惑不解的神秘问题，当离开这个世界，结束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至少因此可得到某种慰藉，不枉来此尘世走了一遭。
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无疑是幸福的，但未曾找到却也思索或探索过人生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也会在我们的心头时时充溢着崇高、伟大和愉悦的感觉。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中国人造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行之有效的价值系统，儒、道思想便是这种价值系统的代表。其中特别是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修身为本的教化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导着人们如何实际而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晚清以来伴随着强大的器物文化，西方的人生哲学思想也趁势大量地涌入中国，西学几乎主宰着中国思想界的走向，对于中国传统的人生理念几乎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当时的那种情势逼迫国人焦虑着如何强国、如何保种，而不是怎样依照传统的人生理念勾画设计自己的人生。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等理念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具有无比重要、人人称道的地位。于是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人生理念是否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或意义。
思考中国传统人生理念的现代价值，实质上是在探索中国传统人生理念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知道现代生活的内容似乎都是源自西方的。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生活的这些理念并不是产生自中国传统文化内的，于是在探讨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时候，也就自然产生了如下三种基本的反应模式：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这三种主义之间好像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但它们所应对的问题却是相同的。不但问题相同，而且这三种主义的拥护者讨论这一问题的背景也是同样的，即他们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
此种认识告诉我们，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反应模式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似乎很难说是达到成熟。文化并不是完全听人使唤的仆人，可以任你随性摆布，供你随意驱使。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你要它全盘西化，它就能全盘西化？你要使它整个儿的翻盘，它就完全听从你的，第二天就根本改过？同样，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你毫不动心，不予理会，也同样是异想天开。如梁漱溟在文化上应该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坚定地持受儒家思想立场，但你仔细读他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你会很容易地发现，他前期关于生命的理论基础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后期的则受了罗素本能、理智和灵性三分法的影响。
身处现代社会，不管你在讨论人生观问题上取何种态度，站什么立场，似乎都不可避免要落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之内。我们的看法就是，讨论现代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的正确立场不应该再是简单地回复到本位的或保守的立场，或是率直的西化、激进的态度，而是应该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理性地、客观地融合中国的和西方的有关人生的各种思想，正确地解决中国人的人生理念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摄取了印度佛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演变而成中国特有的禅宗思想。同样的，中国人也有能力站在自己文化或人生理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努力，逐渐地吸收消化西方的文化或人生思想而逐渐地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新的人生理念。记得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在其《新民说》中曾这样说过：“新民云者，非欲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诚哉斯言！
中国古代思想无疑有其不朽的永久性的价值，但与现代的生活终究有一定的隔膜和距离，因此极需现代化；而西方思想的辉煌成就也自不待言，然而现成的搬运过来、食洋不化，也将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济于事。所幸的是，现代中国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探索中国文化的前途或出路的努力中，分别建立了自己的融会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人生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中有关人生思想的内容对于当代的年轻人将会有极大的帮助，有益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增进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了解，使其臻至更高的人生境界。
《名家论人生丛书》所收集的均为现代著名思想家或哲学家关于人生思想或哲学的种种论述。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我们不敢说收入本丛书中的著述已成为了“圣人遗训”，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些论述在探求中国传统的人生理念与现代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总的精神方向是正确的，健康的，并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且能够为我们现在进一步思考人生意义或价值提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参考。第二，尤其重要的是，进入本丛书的作者对人生思想均有深入系统精到的思考分析，对东、西学术都有亲切的体认和系统的掌握，在人生思想上自成体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第三，本丛书希望能够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现代以来的人生思想研究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的这些特点或标准，收入本丛书的便有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朱光潜、贺麟、张东荪、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名家大师的有关人生思想的作品。有的哲学家如金岳霖虽然有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其重点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方面，没有人生哲学思想方面的系统的论述，所以也就不在本丛书的收列之中。
本丛书的编选既是为了给现代青年们提供关于人生思想方面的优秀读本，也是便于专家学者对中国现代人的人生思想的深入研究。编者希望在此一论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撰写出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且适合于青年阅读的人生哲学书来。
《名家论人生丛书》是北大出版社有感于现在社会上弥漫的急功近利、过度注重经济实业发展的风气，坊间又缺乏可供青年人阅读的人生思想方面的成套的上乘佳作这一现状而策划的选题。同样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哲学领域，更由于我近来对人生哲学思想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就主编了这样一套人生论丛。此套丛书的出版既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也有益于推进对于人生思想的学术研究。
时间是冷酷的，忘却则是人的本性。多么响亮的日子，多么鲜活的生命，最终都将沉淀在时间的河床上，永远地沉寂下来，尘封起来，消失了他们的音迹。
然而，却有那么极少数的人与事，声音与面容，任是多少年之后，仍固执地持守在人们的思想里，驻留在人们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散发着它的芬芳，播撒着永恒的真、善与美，就像一代巨人胡适和他的文字。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幼年入塾读书，后入上海的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款留学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读书，学农科一年后转为文科。1915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抗战期间任中国驻美大使，卸任后从事学术工作。1946年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到美国，寓居纽约，1958年离美回台北定居，并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2年在台北逝世。
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胡适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与影响是独一无二的。胡适自己曾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我的歧路》）无论是思想、文化、教育，还是社会政治，无论是传统国学，还是近代西学，他都曾进行过富有成果的探索和研究，并积极推进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改造活动。
胡适最先引起世人注目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主将角色。他大力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等“八不”主义，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狂澜，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炮；随后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他的《论新诗》“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他出版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更是表现了作为中国新诗创作的开山人物之“尝试的精神”和放胆创造的勇气。
作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胡适创办哲学研究所，倡导教授治校、学生选科制等新风尚，鼓励创办多种研究团体，赞助学术刊物，对于开创新校风，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当一代青年在黑暗的现实社会面前感到彷徨无路、消极绝望时，胡适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积极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引领青年投身个性解放的洪流。
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大力传播其师的哲学主要是实验主义。他不仅作为翻译陪同杜威在华各地演讲，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内核，使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当时在所有译介和引入西方哲学的人当中，胡适是最成功的一个。
胡适是一个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积极倡导整理国故，希望“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从而“化黑暗为光明，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其实质是借鉴西方的新方法来重新整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融会沟通中西学术。
具体说来，在哲学方面，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代化具有创始之功。他自小熟读经书，深谙汉学，青年时代西学的熏习，又使他掌握了系统的治学方法。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耳目一新的著作，很快使胡适的影响从北大扩大到全国。
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项成就是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精深研究，以《〈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为代表，胡适将古典小说的研究引到了正当的学术范围，开启了史学研究“疑古”的新方法。有意思的是，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也一时都成了畅销书。
与不少学者一样，胡适刚学成回国之时曾暗下决心专事学术，不谈政治，然而，面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却终是无法忘情于政治。从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开始，到组织努力会，创办杂志，发表政治改革的主张，作为学者的胡适逐渐走向了政治的前沿。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展开“民间外交”，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凭借他国际知名学者的声望与演说的天才，增进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圆满完成了肩负的使命。1942年9月卸任，重新回归了淡泊的学术生活。之后的二十年，胡适主要致力于《水经注》疑案的考证，时而也兼及佛道二教，直至谢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既有磅礴的才情，积极的社会关怀，更有独特的个人魅力。青年时期即成名的他，难得的是能够始终贫贱自守，淡泊名利，注重自身人格的砥砺。既有强烈的责任感、宽容与牺牲精神，又有平和的心态与洞察人生的智慧，还能“吾道一以贯之”，其气象万千的人格在同时代人中确实罕有其匹，这也是他的名字总是能够撼动人们心灵的原因。他的声音是一座永恒燃烧的星宿，在他生前，曾经照亮了一代人的眼睛，在他身后，也将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已经凝结在我们的思想背景里、铸成了我们的民族记忆的东西，我们无法忘却，我们只能聆听与回忆！
王怡心
2009年12月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
任重而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曲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
第一，卫生：
每日七时起。
每夜十一时必就寝。
晨起做体操半时。
第二，进德：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1915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