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1984年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之后与大部分教师的经历一样，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包括课堂讲授、撰写论文、申报项目、编写教材、参加评奖等。在科学研究中，有些题目和项目是我喜欢做的，有些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有些是同事和朋友需要帮忙而做的。每天忙忙碌碌，多年积累下来，有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成果，后来又到学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科研成果虽然很杂，但也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转型比较作为研究方向，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后来从事信仰问题研究，也是从这个研究方向中派生出来的。追根溯源，起因就是苏联解体带给我的震撼。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居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崩塌，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剧烈震荡，其后果惨不忍睹。很多学者纷纷探求其内在原因，我也开始深深地思考一个问题：信仰与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关系。

1994年我第一次到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进修。那时正是俄罗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期，每当与俄罗斯学者谈起国家未来前景时，总能看到他们脸上痛惜、迷茫的表情。我还经常看到街头游行队伍当中，人们举着各种各样自己崇拜的人物画像，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还有很多画像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东正教大主教的画像。当时给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俄罗斯丧失了国家发展的目标，特别是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极其混乱的状况。后来我察觉到，到了叶利钦当政的后期，俄国领导人有意识地扶持东正教。到了普京时期，更是将东正教抬高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由于有了相对统一的宗教信仰，加上各种改革措施的到位，动荡的俄罗斯社会逐渐走向稳定。俄罗斯从原来的信仰共产主义转到信仰东正教，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深刻的现实原因之外，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俄罗斯本就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基础的社会。

当时我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还谈不上进行研究。1995年回国后，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虽然重视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人们的道德滑坡和信仰缺失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感到道德水准下降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与信仰的缺失有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929年给北大史学系毕业生写的一首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读书不肯为人忙”，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这一题目研究的决心。

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学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答案可以有很多，但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包括历史的纵向研究、国际的横向比较研究等，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给人以经验和警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苏联解体是发生在20世纪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国又是借鉴苏联的体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苏联解体这样一个历史悲剧的重演，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从借鉴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可以增强我们的危机感和底线意识。如果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还重复以前的悲剧，那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也是我从事信仰问题研究的重要动因。

我将信仰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入到这个领域之后，曾有很多问题令我困惑。比如当今世界多数人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儒家学说是宗教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是什么关系？另外，信仰问题非常复杂，其中涉及宗教、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众多的理论问题，跨学科研究十分艰难。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带着这些问题，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将这些问题一一梳理。其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强烈的责任心和浓厚的兴趣始终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巨大动力。

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信心。可以说，在信心问题上我一度在坚定和动摇之间徘徊，这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在争论：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的规范性来说，尽量选择一些边界清晰的课题进行研究，容易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一些同行听说我从事信仰问题研究，有的劝我放弃这个课题，也有的不屑一顾，认为这种研究无法证伪，不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但另一方面，前期的研究成果使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认为有些问题是必须说清楚的，对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课题。政治学的研究，既包含政治科学，也包括政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哲学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被证伪，起码在短期内是无法证伪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应该说，我的信心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来的。有了信心，一切就都好办了。

开始从事这个研究，宏观目标是很清楚的，但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也没有考虑把一些阶段性成果拿出去发表或者出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我感觉还是说清了一些问题。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是一个国情十分特殊的国度。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区别是很多的。我非常认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西方国家的区别主要还是在宗教上。西方国家普遍具有一神教的宗教信仰。一神教的宗教信仰有两个基本内涵：一个是原罪说，一个是人的有限理性。正因为如此，人们要信仰上帝。西方的宗教信仰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没有生活在其中，对它的很多作用是无法体验到的。作为一个旁观者能感受到的，起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人们有一种敬畏感。做任何事情都感到上帝在注视着自己，有一种东西像利剑一样悬在头上，使人不得不自律。二是启发你不断认识新的事物。宗教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要在上帝的指导下不断努力，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三是正确对待生死。宗教告诉人们，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变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以对中国人实际生活的影响而言，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其实用性。中国近现代以来之所以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还是有了比较正确和正确的政治信仰，开始是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再后来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些政治信仰将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对此我们一定要珍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这个政治信仰既包括具体的奋斗目标，也包括长远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条主线。加强信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坚持这个初心和使命。

当今世界是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智能机器人、智能手机、智能航空器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和便捷，人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和希望；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冲突不断、各种功利主义盛行。面对这些问题，反现代化、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主张，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些人想作为旁观者选择了沉默，还有一些人在努力地去适应这种变化，也有一些人大声疾呼但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思路。确实，人类再一次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思想态度上来说，毫无疑问，责任、担当和勇气是必需的；从发展方向上来说，人类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信仰，信仰的光芒将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各种信仰之间的交流将变得更加可能和紧密。

因此就有了这样一本书。严格地说，这本书也不想谈很多问题，只是想说清楚，在当前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中，信仰是最重要的，起着支配的作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在精神的世界里，信仰是其中的核心。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说明了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缺少深厚的宗教基础。我们今天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地完善我们自己的世俗信仰，或者说政治信仰，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诚然，这种世俗信仰或者政治信仰是需要有很多支撑条件的。我们需要在这些支撑条件上做很多的工作，把这其中的道理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同时在信仰问题上采取包容性的态度，使中国形成一个“一主多元”的完整的信仰体系。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包容的、完整的信仰体系，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执政党和国家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由此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个别章节曾经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过，其中第十四章是在我同黄敬理共同撰写并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第二章和第十五章部分内容的初稿是由朱萌、黄敬理等人提供的。我的学生黄敬理、王怀乐、朱萌、邱珍、孙迪、王志行、李闻笛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本书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