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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
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阿拉伯历代文人用阿拉伯文，通过种种文体，反映阿拉伯的社会生活，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艺术。
实际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术语包含了两个不同而密切相关的概念：即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是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的文化，伊斯兰文化则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1] 的文化。只是自622年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文化一直是阿拉伯民族的主流文化，于是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交接叠印在一起，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一些著名学者曾将世界文化或文明划分成若干体系或“文化圈”。如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种自成体系的伟大的文明，但其中大部分均已绝灭，目前世界上还存在着5种文明：①西方基督教文明；②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③北非、西南亚和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教文明；④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文明；⑤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东亚文明” [2]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则曾指出：“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开始的西欧文化体系。” [3]
无论学者们怎样划分，无疑，在我们这个多种文明的星球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如同中国文化体系一样，是世界有史以来存在至今的最重要的文化体系之一。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祥地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摇篮，也是阿拉伯人的故乡。
阿拉伯人是闪族（又称闪米特人）的一支。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还是闪族的根。如埃及著名学者阿巴斯·阿卡德（
，‘Abbās Maḥmūd al-‘Aqqād 1889—1964）曾说过：“何为阿拉伯人？这是远比它当今通行的名字要古老得多的民族。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闪族的根，由此派生出迦勒底人、亚述人、迦南人、希伯来人和其他曾住在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城乡和荒漠的闪族人民。”
[4]
埃及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
，Aḥmad Amīn 1886—1954）也认为：“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和半岛四邻的居民，同出一源，后来邻族的文化日渐发展，而岛内各族仍然落后。如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早已文物灿然了，而被包围在高山大海中的半岛上的民族，依然过着游牧的生活。”
[5]
故而，学者多认为阿拉伯半岛不仅是阿拉伯人的故乡，也是闪族人的故乡。美国学者菲利普·希提（Philip K.Hitti 1886—1978）就认为：“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之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说阿拉伯半岛是纯粹的闪族文化的发源地，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要素，以及后来发展成为闪族性格的各种特质，必须在这个半岛的沙土中寻找其根源。” [6]
这位学者还概述了半岛上闪族人几次向外迁移的情况：
过剩的人口，只能在半岛的西岸找出路，向北方发展，经西奈半岛的叉路而移入肥沃的尼罗河流域。公元前3500年前后，闪族的移居，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或是取道于东非，向北迁移，然后与埃及原来的含族居民相混合，这次混合就产生了历史上的埃及人。我们的文明，有许多基本的要素，就是这些埃及人所发明的。……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发生了朝着同一方向的迁移，取道于半岛的东岸，向北发展，移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苏美尔人早已居住在那里，他们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苏美尔人不是闪族。这两种民族在这里混合，便构成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共同打下我们的文化遗产的基础。……公元前2500年前后，闪族的阿摩尔人移入肥沃的新月地区。阿摩尔人的组成部分，包括迦南人（即公元前2500年后占领叙利亚西部和巴勒斯坦的居民）和被希腊称为腓尼基人的滨海居民。这些腓尼基人，首先把具有二十二个符号的拼音文字系统加以推广，这一发明，可以准确地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之间，希伯来人移入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马人（即叙利亚人）移入北部叙利亚，特别是科艾勒—叙利亚（Coele-Syria）。希伯来人先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清楚的一神观念昭示全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神论，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渊源。 [7]
有些阿拉伯学者认为：“在这个半岛出现过的那些民族，都是阿拉伯民族，因为他们的半岛就是阿拉伯半岛。有人说，阿拉伯半岛是闪族人的故乡。如果我们重视这一论点，并要使我们的话说得科学些，或者近乎科学些，那么，我们就应该摈弃‘闪族’和‘闪族人’这两个词，而代之以‘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 [8]
这种试图把“阿拉伯人”与“闪族人”等同起来，用前者代替后者的主张，似乎民族主义色彩太强，况且容易造成人们头脑中固有概念的混乱，我们不必认真接受。但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看清了：纵然在西方，“学者们至今尚在辩论，西方文明究竟是发端于尼罗河流域呢，还是发端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 [9] 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作为阿拉伯人祖先的闪族人，在开创这些世界文明与文学的先河中是有其贡献，发过光和热的。而深受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文学的影响产生的《旧约》，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古代闪族人各种典籍、文献和各种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戏剧、小说、诗歌、格言、散文等文学作品经加工、整理而汇编成的文集。其编纂者——希伯来—犹太—以色列人则与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宗族甚近。倘若抛开民族与宗教偏见，我们不难发现，《旧约》应是现今的犹太—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祖先的集体创作。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英人的土地环绕着，这种情况是叙述独特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可兰经，以及一切系谱等等的易于解释，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象我们这里的《艾达》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10]
美国学者希提也曾说过：“阿拉比亚人的宗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一神教，也是最后的一种一神教。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宗教是那两种宗教的支派，也是一切宗教中与那两种宗教最相近的。这三种宗教，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生活——的产物。一个忠实的穆斯林，不需要很多踌躇，就能接受基督教大部分的信条。” [11]
美国著名学者杜兰特（Will Durunt 1885—1981）则在其《文化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一书中曾说道：有资料证明，文化——此处是指种植和饲养家畜、家禽——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就已出现于阿拉伯地区，然后由此呈文化三角形式传布至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
伊斯兰教问世（622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处于这样一个地位：通过西奈半岛，西与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相接；隔海湾，东与波斯相邻；北接巴比伦—亚述文化和迦南—腓尼基—希伯来文化的发源地——伊拉克、叙利亚地区（当时还分别属于波斯与罗马帝国）；南濒印度洋而与印度相望。张骞凿通西域后，中国亦有“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这古代东、西两大动脉而与阿拉伯相连。由此看来，当时的阿拉伯不是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而是恰处于世界其他各文化圈的包围中，与之撞击、融合。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当时阿拉伯正处于中东两强——东罗马（拜占）与波斯（萨珊王朝）帝国相争之地。当时两大帝国分别扶植阿拉伯人建立迦萨尼王国（约3世纪—636）和希拉王国（约240—633），为他们的保护国。
众所周知，罗马人吸收并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并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因此，作为东罗马保护国的迦萨尼王国的阿拉伯人，深受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波斯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前553—前330）。其全盛时期的版图曾包括伊朗高原、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广大地区。古波斯人很善于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波斯在东部与印度接壤；又处于“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波斯与世界最古老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希伯来—犹太、中国、印度文明也都有渊源关系，它被认为是连接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问世前的阿拉伯既然建有附庸于波斯帝国的希拉王国，那么，波斯的文化、宗教由此传到阿拉伯人手中，亦是很自然的事。此外，萨珊王朝在霍尔木兹一世时，曾用东罗马的俘虏去建立殖民地。这些罗马人中，有些曾受过希腊文化的熏陶，颇得波斯人的重视，其中不少俘虏定居希拉。因此，阿拉伯人的希拉王国在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当时，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还有相当的势力。除基督教外，远在伊斯兰教问世前数百年，犹太教就已传入阿拉伯半岛，信教的有犹太人，亦有阿拉伯人。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教义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相当普及。
此外，还应看到，自古以来，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也门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希贾兹（汉志）地区是东西方通商要道。随着商业贸易往来，西方的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东方的波斯、印度乃至中国文化都会对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产生影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综上所述，阿拉伯文化早在伊斯兰教问世前就同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和波斯等文化进行了撞击、融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发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标志是《古兰经》的问世。
由此可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源远流长。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的穆斯林高举伊斯兰的大旗，南征北战，开疆拓域，并一路使所征服的地区伊斯兰化。在伍麦叶朝，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已基本建成，至阿拔斯朝则达鼎盛。其版图包括中亚、西亚、南亚、北非的大片地区和欧洲的西西里岛、伊比利亚半岛 [12] 等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随着大帝国的建立而日臻完善，从而与在“丝绸之路”另一端的中国文化相互辉映，彪炳于世。阿拉伯人对所占地区实行伊斯兰化以建立阿拉伯大帝国的过程，也正是阿拉伯人进一步接触、吸收、消化被征服国家、民族文化，以确立、完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过程。阿拉伯人当时所征服的多为世界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具有世界最古老文明的积淀，这就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一种混血的文化。它的产生正是古代东西方诸多民族、宗教的文化融合、撞击的结果。除阿拉伯、伊斯兰教固有的文化外，它还主要融会了：
1.波斯文化：主要是语言、文学、史学和艺术。
2.印度文化：其影响除语言、文学外，主要还表现在数学、天文学、哲学、神学、医学等方面。
3.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是通过翻译希腊—罗马文化典籍接受其影响的，主要侧重于哲学、逻辑学、医学、星象—天文学、数学、化学等。
4.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本来就渊源颇深。阿拉伯帝国，特别是在阿拔斯朝初期，对各种宗教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致使犹太教、基督教通过在帝国内的教徒或原信奉这两种教后改宗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神学和一些宗教习俗方面。
5.此外，中国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这一影响远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上的通商往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波斯——开始了。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中国货物直达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口附近的乌剌港竟以“中国港口”见称。伊斯兰教兴起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三位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曾遣使首次访问中国，是为两国正式交往之开端。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中阿之间曾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怛罗斯之战，结果是唐军败北。这一结局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决定了穆斯林在中亚的优势地位，还在于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不少技师、工匠，如绫绢织工、金银匠、画师……他们以自己独特、精湛的技艺，影响并促进了阿拉伯有关工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被俘者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技术首先传入了阿拉伯世界，进而传向西方，对促进当时阿拉伯以及后来欧洲的文化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海陆丝绸之路使大量中国货物输入阿拉伯世界，如丝绸、香料、瓷器、珠宝等。比货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也随着传进了阿拉伯世界。如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通过阿拉伯而传进西方，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