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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5日晚，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说仲跻昆的《阿拉伯文学史》将于6月出版，让我写篇文章，算是个代序，我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这是老仲十几部著作、译作中最主要的一部，是他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我问：“要多少字？”他说：“不限制。”我问：“多长时间交稿啊？”他说：“一个来月。”
如此没有严格的内容限制，给了我方便的空间与过得去的时间，我就写了起来。我走进老仲的书房，坐在他通常坐的位置上，用他的电脑，给关心阿拉伯文学、关心这本书的朋友们写一点关于他的书、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内容应该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
此时我写这篇文章，也借机整理一下我沉闷、难过、痛苦的思绪。深夜，我难以入睡，想到我每天到北京大学校医院给老仲送饭，他就住在二楼，但是因为防控“新冠病毒”的疫情，医院让家属与病人隔离，不让我上楼与他见面，我就站在他病房的楼下自拍——这是此刻离他最近的地方！阳光普照，风儿吹起了我的白发。
1月13日，他住进了北京大学校医院，起初允许探视，我与他的小弟就从早八点探视到晚六点。他有很多的兄弟姊妹，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好，非常团结友爱。以前有人问他有几个兄弟姐妹时，他就回答：六七个。这种回答让人奇怪：是六位呀？还是七位呀？原来是他家有六个姊妹、七个兄弟，他在兄弟中行五，大家叫他老五。这么多的兄弟姊妹，这么大的家庭，都是因为他们有好父母，有一个当教师的好妈，教子有方，这些兄弟姊妹大部分都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几个小点的因为赶上了“上山下乡”，未能如愿。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是家庭安排工作做得好：每一个大学毕业的兄长有义务负担一个也考上大学的弟或妹的上学费用，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在北大的还有物理系的二妹、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有三位、还有吉林大学（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教）、沈阳农业学院的等等。现在他生病，特地从大连赶来照顾他的是小弟，1月13日至22日，医院允许探视，我们两人就每天来送饭、探视。
午饭时，我们到学校的勺园用餐，经过未名湖北岸，经过他曾经住过的德斋、他曾经演过节目的办公楼礼堂，以及后来我们共同短期住过的南阁，熟悉的道路勾起我对往日生活场景的一段段美好回忆。这些生活片段都发生在未名湖畔，由此我想我的文章就以《未名湖畔》为题吧。
但是碰上了新冠病毒肆虐，1月22日儿子来京看他，也只赶上仅被允许探望一个小时，23日之后医院全面禁止探视。那时候是春节，后来是他的生日，我们皆不能彼此见面了。幸亏有手机，可是因为他耳朵失聪，沟通起来也困难。
我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首先要有个好心情，我们要寻找快乐，要尽量想办法寻找快乐，于是我们同步打开手机。
我发微信：“我们打开视频，做鬼脸吧，做做怪样子，让彼此发笑，开开心，你高兴就会心情好，心情好就会有助于治病。”
他说：“做鬼脸，你可做不过我。”
当然，我做不过他。
他18岁进北大（1956年），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是文艺积极分子，写个剧本演个节目的事情常会落在他头上。
我18岁进北大（1960年），因为同专业又同是大连老乡，不时碰到，他就对我关照起来。在我大二的时候，有一天，他约我去未名湖东边的东操场看露天电影，说是新闻纪录片中有他编剧并参演的活报剧《白宫丑史》。我们去看了这个纪录片，大约是“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系列中的一个节目吧。我看了之后，欣赏一番：这是由人扮演木偶动作演出的“木偶剧”，他是编剧兼演员，与系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结合当时国际形势以及外语系的特点创作演出的。人扮木偶，创意新颖、寓意深刻。演出之后，轰动北大校园。当时的《北大青年》不吝篇幅，全文刊载。
我感觉他们的演出方式很有点味道，很有特色。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剧种？就此，我知道了他会编剧与演戏。后来我听他的初中同班同学说，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就被选进大连话剧团当儿童演员，那时候，话剧团演出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他染黄了头发，演一个苏联小孩子。
1965年冬，我已经大学毕业，放寒假我们一起回大连，他到我家，见过我父母，从棉帽夹层中取出一个檀香书签，还留有淡淡的余香。这种方式很奇特！原来这是他几年前就已经在书签上写就的一首藏头诗：
光风霁月慕峡云，
敏者何时解愚心。
留取香签愧为师，
念书余暇亦念人。
也许是他怕耽误我当学生时的学习，等了几年，在我毕业之后到我家才交给我，算是求婚。
1967年春，水到渠成，我们结婚，组成家庭，各自积极工作，追求理想。
1969年冬，服从分配，我们随各自的单位下乡锻炼，他10月随集体到北大江西鲤鱼洲分校参加劳动与文艺演出活动。我11月把住房交公，随单位带着女儿与尚在肚子里的儿子到河北衡水干校参加运动与劳动锻炼。次年6月儿子出生，只好回到大连求老妈帮助。那时的我们充满热情，也很经得起折腾。两个月产假后，我需要返回衡水，只得将两个孩子分别托付给老妈与朋友。儿子两个月，在大连跟老妈，女儿两岁，送北大幼儿园，托徐晓阳老师周末接送，一家四口人分别居住在四个地方。我们服从分配，克服困难，追求着理想。
1972年，我们分别从各自的干校被借调回京，为一个大型国际体育比赛当翻译，那时我们在京没有落脚的地方，只是在校园的南阁短时间小聚。这里是当时北大“文艺小分队”排练节目的地方，我带着从北大幼儿园接出来的女儿，找他在这里蹭住。这段在南阁的短暂小聚，给我们彼此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我和女儿很享受，有空就看他们排练节目。文艺队里的演员胡亚非等年轻的女孩子一有空闲就带我们的孩子到未名湖边去玩，给她剥瓜子吃。
有一天，在未名湖西边的办公楼礼堂，我再一次看到他们的演出，我们台上与台下面对面，我抱着女儿，看仍由他编剧并参演的对口诗剧《一根扁担》，同样感到挺新鲜，他演老贫农爸爸，当看见一个演儿子的演员叫他“爸爸”的时候，台下四岁的女儿大叫：“那是我爸爸。”当时的团委刘书记立即把她抱出剧场，免得扰乱会场。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孩子要跟爸爸撒娇，怕爸爸被别人抢了去。
这一次看的对口诗剧，与十年前在东操场看的由人扮木偶演出的木偶剧，皆是那时新鲜的表演形式，唯一的区别的只是：演前一个节目时，他是大学生，演后一个节目时，他早已经成为大学的年轻教师，我们也成了一家人。对口诗剧也很有特点，紧跟当时的形势，表演风格活泼轻松，反响传到校外，还有记者前来采访什么的。我想，他要是在剧团里，会不会将这两种演出形式推广开来，或者再搞点别的花样名堂？他要是不学阿拉伯文，去当个编剧或演员，应该也很出彩。当然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也会来一个诗朗诵或者与他人合作演个双簧。总之，他是个外表安静内心热情的热闹人。
闲下来，他就哄孩子玩，做各种人物表情：好人的、坏人的、老人的、孩子的；做各种鬼脸：微笑的、大笑的、生气的、发脾气的等等，如此这般，做个鬼脸就是他有功底的拿手好戏！他有这样的基本功，我只有欣赏以及与孩子一起捧腹大笑的份儿！哪里会想与他去比什么“做鬼脸”的本事？
往日，已离我们很远，往日虽然艰苦，但是充满欢乐。时过境迁！不对！时已过许久，境还没迁出多远，或者说又迁回来了，同样我们又来到未名湖畔。今日，他躺在离未名湖不远的校医院住院部二楼病床上，我站在楼下院子里，我们离得很近，他的生病加之不能探望，使得彼此的内心充满了苦楚。我们分别拿着手机，我说：“你做个鬼脸吧，让我们来制造一下快乐，放松一下我们紧绷的神经。”他说：“做不动了。”接着就给我来了一个“鬼脸”，那看不出是哭还是笑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累、心酸与心碎！
生活还得继续，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还给他送饭，只能由护工转交而不能见面。
我们先后在北大学习了五年阿拉伯语以及其他相关的必修课、选修课。
他喜欢图书馆，常去图书馆借阅小说、诗歌、戏剧等图书杂志，中文的当然不在话下。他在大二、大三时，就开始找阿拉伯文的书刊来读了。他的阅读面很宽，他认为读书是一种愉快，写书做学问也是一种愉快，所以终生乐此不疲。
在班上，他算不得刻苦勤奋，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后来我在家里曾看见过他的成绩册，都是高分数，恐怕得益于他的大量阅读、知识面宽，以及学习中的举一反三，而不是靠死记硬背。在他人背单词、背课文、查字典的时候，他就去看外文杂志、外文小说了，后来他告诉我：读书不一定求甚解，不懂的词或句子，就跳过去，看的书多了、碰到的次数多了，也就明白了。他读书很是潇洒，似乎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这样不断拓宽了知识金字塔的底边，使其向上增长有了更宽阔的空间。
马坚教授夸奖他会读书，读活书。而反对那些“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僵硬做法。
他的同班同学曹彭龄武官还记得：1958年他们去西山植树，同学马凌宇发了诗兴，即兴来了两句“走出校门植树来，铺天盖地多愉快。”一时接不出下句。只见他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夜阑伸首帐篷外，风吹杏落口中来。”于是赢得一片喝彩。因为他们的帐篷正搭在山脚的杏树林中，杏子已挂满枝桠。
喜爱文学，这是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上中学时，他就看完了四大名著，上大学后继续保持爱看书这一爱好。大学毕业后，他与同班同学孙承熙一起留校当教师，一同住在未名湖西北边德斋的一间房子里，二人一间住房，比学生宿舍宽松，买了书，有宽敞一点的地方可以放。我们是老乡，有时候去看他，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未名湖边漫步，可以谈天说地。谈话主题大多是“书”，看了什么书？又有什么新书上市？有时候我们干脆去北大校园里面小一点书店看看，或者跨出校门过马路到海淀那边大一点书店逛逛，他对附近的新华书店、旧书摊等卖书的地方都很熟悉，进城到王府井、前门也如此，不忘寻找书的存在处。他关注文学书：东方的、西方的、中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有时候买，更多的时间不买，只是看看。有一次，他带我去海淀书店看一本俄文——阿拉伯文对照的小词典，看来他先前已来过。我说：不买，不要。我才二年级，两种文字的互相解释全都看不懂。他说：知道有这样的小词典就可以了，知道外国人学习外文方法也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后来他买了一本袖珍成语词典，说是装在口袋里可以随便翻看。
我们成家后，我看见家里存有一套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他说那是他老爸送他的。他熟悉书中的诗词与人物对白，说那些语言特别反映当事人的性格：高雅的、粗俗的、阳春白雪的、下里巴人的，随意就举出一个林妹妹与薛蟠的例子。后来就带我去看《红楼梦》展览，以及曹雪芹故居等，反正他对于中外文学作品与文艺读物都很感兴趣。关注文学，这也算是为未来研究阿拉伯文学、研究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对比，为撰写《阿拉伯文学史》等著作做一些润物细无声的铺垫吧。
他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班是他第一次尝试教书的班，当时我们上大二，我班有一半同学原来是被国家从各地挑选来准备送苏联留学学理工的，学过一年俄文，因时局变化被分配改学阿拉伯文，这样刚毕业的23岁的他比起学生也就大不了几岁，或者说彼此年龄相当，因而在同学面前，他也就摆不起“教师爷”的架子，大家平等。课堂上，他略显紧张，低头看讲台讲课，较少直面同学，右手拿粉笔，左手拿黑板擦，经常是右手写过来，左手擦过去，同学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呢，也不好意思提醒他。晚上，有时他会到学生宿舍，辅导同学，纠正发音、漫谈阅读，互不见外。一个学期之后，彼此熟悉了，再讲起课来，他才变得谈笑自如。
他教书颇受学生欢迎，刚毕业留校，学生气未脱，容易与同学沟通，他读的书多，讲一个单词会讲出这个词的基本字母及其派生词、词根等，让同学在记住一个单词的时候，也记住随着这个单词因增添字母而派生出来的不同含义的新词，记住其名词、张大名词、近义词或是表示不同时态的词。在记单词的时候，寻找了规律、寻找了特殊性。有时又展开联想，谈谈来龙去脉，引经据典，热闹一番。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他也教过其他好几个不同的班级，主要特点皆是：为人随和，没架子，容易与同学相处。有些同学对他印象很深，至今对他十分友好。他2012年生病住院，当时已年届六旬的杨恭谦同学还前来看望与夜间陪住。同学们对他的学术生涯也十分关注，前年，《天方探幽》出版，在国外当总经理的谢金平同学一次购书十几本，分给本班同学每人一本。
我们在北大受到良好的教育，珍惜这段岁月，珍惜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回顾以往，我们走的是一个同属阿拉伯专业的两条路。
他，一直在北大任教，三度较长时间出国，每次两年，1972年至1974年去苏丹，为一个中国援建的项目当翻译，同时也实地学习与考察阿拉伯语；1978年至1980年到埃及开罗大学进修，有了深入接触阿拉伯文学的机会；1983年至1985年到也门萨那技校去当教师，也不忘记要做阿拉伯文学研究的主题。在国内的日子里，又多次参加作家代表团出访，他收集素材，不断深化对阿拉伯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他66岁退休。刚刚退休时，一些院校的相关专业邀请他去教课与演讲，他也就积极应邀，从西北到海南岛。后来年岁渐长，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阿拉伯文学，整理文稿与翻译诗歌，其几部文学史相继在这段时间出版，随后更有多部翻译诗集陆续整理后推出。
我，做与国际联络相关的事情，年复一年，按照国家发展大形势的需要以及自己本部门、本行业的具体情况，安排与执行具体工作计划。经常跑跑颠颠，基本跑遍了20来个阿拉伯国家，以及更多的其他国家。但是国内外出差的时间都是短短的，每次一周或半个月，犹如跑马灯，忙忙碌碌，办完一件事情，写一个公文总结并注意后续行动，再去办另外一件事情，讲究文字严谨不出错，没有文学味道。说好听一点，就是为国家的国际交流做贡献。自我安慰的是：虽然没工夫来不及深入研究做学问，只是也没枉费五年学习阿拉伯语。我的工作是一半业务、一半行政。当时与阿拉伯国家妇女界往来也比较多，碰到翻译问题我可以找他帮我解决：比如翻译、校对领导人讲话稿子以及与外方签订双边合作议定书等。有他做我的后台，很是方便。当时我单位的领导关部长对此也很习惯，碰到时间紧张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说：找仲老师帮忙吧。
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已是两个孩子的爹妈。我们忙于工作，要克服困难！追求理想，要互相支撑！这是我们难以忘怀的生活历程。
80年代后，他开始研究阿拉伯文学。先是学校分配他教这门课，他开始编写讲义，家里有时还会发现他那时编写的《阿拉伯文学》打字油印本，开始是薄薄的，慢慢地厚了一点，内容在不断充实，直至现在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书，路漫漫其修远兮！
这套书的前身所包含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曾经与《欧洲文学史》一起，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者是他自己一个人编写的，而后者是一个集体。有人问：“仲老师，你写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啊？”他对人笑笑。是的，怎么回答呢？说来话长呀！从哪里算起呢？
起初，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翻译一些作家的作品，开始是豆腐块大小的或者是书本大小的小方块，发表于《北京晚报》或《世界文学》，笔名“中人”。1961年他毕业那年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处女译作：叙利亚女作家乌勒法·伊德丽碧的短篇小说《最亲爱的人死了》，算是雏形的翻译文章。后来翻译的篇幅越来越长，翻译诗歌、小说，写书评，写论文，逐渐深入地研究阿拉伯文学。
他在开罗大学进修期间，接触到很多埃及的、阿拉伯世界的文学家，这是他进一步步入阿拉伯文学殿堂的好时光。
比如，他在开罗看了《我家有个男子汉》这部小说，并两度拜访该书作者埃及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也看了同名电影，甚至留意电影主角奥麦尔·谢里夫，后来去好莱坞发展成了国际明星，留意女主角埃及明星法婷·哈玛玛。他在作者家里看到各种外文译本，如俄文的《我家有个男子汉》，英文的《我行我素》等，竟没有中文译本，于是他就想翻译库杜斯的这部作品，并于回国后遂愿完成了这件译事，我参与了敲边鼓、打零工。当时书名为《难中英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因为怕人们误会书名，而影响了解书的内容，所以当时起了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后来再版时恢复原名《我家有个男子汉》（华文出版社，2017年）。另外，他还有译作《库杜斯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等。《我家有个男子汉》被阿拉伯作协评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把这位作者介绍给中国读者，老仲认为是很应该办的事情。
研究文学，当然要研究诗歌。尤其在阿拉伯文学中，诗歌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诗歌是古代阿拉伯文学的中心。阿拉伯的诗人们传述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描述了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教给了人们很多哲理，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老仲常说：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节中，诗歌朗诵往往是重要的活动项目之一。谁想了解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最好先了解阿拉伯文学，谁想了解阿拉伯文学，就先了解阿拉伯诗歌。因为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与档案。每当我们读阿拉伯诗歌，就会觉得我们仿佛是在读阿拉伯历史。因为无论在平时或是战时，诗人往往是民族的先知先觉者，在古代，尤其是这样。
他曾说过，我们容易联想到阿拉伯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光辉灿烂，诗歌的影响深远：从那时直至今天，从本土直至邻近周边。阿拉伯大帝国阿拔斯朝初期曾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其诗歌的辉煌，皆可与我国盛唐时期的诗歌相媲美，都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阿拉伯诗歌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各领风骚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大花园。两个民族的文学都以诗歌为主体；诗歌又基本上是抒情诗，都讲究严谨的格律、韵脚；诗歌的内容、题旨也很近似。诗歌讲究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古体诗尤甚，中阿诗歌皆然。翻译出来的诗歌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也像诗，那就得也按这个标准去努力，去衡量。据此，他着手翻译阿拉伯古代诗歌，按照时间顺序，慢慢积累。
他的译诗渐渐地成为后来教学、为词典编撰词条的基本素材，也为《东方文学史》《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史》的撰写做了准备。他自信，在翻译过程中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结果颇令人感到满意。译界公认“译事难，译诗尤难”，但他本着自己在翻译时的一贯主张——“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译出的诗句既要基本忠实原意，也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像诗，有诗的味道。
在这套《阿拉伯文学史》中，对诗歌的翻译与介绍占据了很大篇幅，对阿拉伯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与现代各个国家文学的渊源、流变、现状、重要的文学流派、作家、诗人及其代表作都尽力作了详略有致的分析、介绍。在叙述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文学作品时，不吝笔墨，选取文学作品中的关键部分作译介。尤其是对于一般认为难度大的古典诗歌的引译，既保存了原作的诗意，也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是贴切！
他还曾说道，现代的自由体新诗，长短不一，不太押韵，但实际上还是很讲究节奏，有宽松的韵脚。优秀的新诗诗人往往都有深厚的传统古诗功底，译起来也要倍加斟酌，马虎不得，让人读起来也要像首诗才行。比如他译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格巴尼的情诗：
你数吧！用你两手的十指：
第一，我爱的是你，
第二，我爱的是你，
第三，我爱的是你，
第四，第五，
第六，第七，
第八，第九，
第十，我爱的还是你。
2018年，时值北大120周年校庆，学校为金婚教师拍摄录像片，他曾朗诵这首诗，赠我，大庭广众面前，我们这把年纪，他真有点浪漫过度！后来这录像被传到网上，看见的人就更多了，他也不怕人笑话！我的感觉还是：他一辈子对我好。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牵手，那是开始于1965年冬，他将写于几年前的诗赠给我。蓦然回首，从那首他自己写的诗，到2018年金婚纪念，他引用翻译阿拉伯人的诗再赠我，半个多世纪了，时间竟然是这样快，真是快乐的日子容易过，让我们怎么能不感叹人生！感叹岁月不饶人！
他说：我喜欢译诗，译后反复读几遍，尽力让它能朗朗上口。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泪与笑》，原文是无韵的散文。我尽力把每篇译成有宽松韵律的散文诗，读起来更上口，更美一些。如《花之歌》：
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把它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
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茵中。
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
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予死者最后的祭献。
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群鸟一起为它送行。
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
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
……
他的译诗，多能得到同行认可，可聊以自慰。这大概与他自幼喜欢诗，并在上中学时喜好朗诵诗有关。他爱看中国古典名著，他的中文底子比较好，语言驾驭能力比较强，也是他翻译诗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吧。
顺便说几个小插曲：
2018年冬，我们在广东惠州巽寮湾海悦酒店小住，完成入住登记手续后，领钥匙进房间，女服务员进门为我们收拾房间时，很客气地说：“我知道仲跻昆，我在孩子的课本里看见他的名字了。”她当时对我们表现出更多的友好与尊重。没想到在这遥远的南方海边度假村，这位不太会说普通话的清洁工要加我们的微信，这时我们才知道，老仲译的诗入选了她孩子的中学课本。
还有一次，数年前的一天，有人找上门说是贾平凹先生要为喜欢的翻译诗歌出一本诗集，选了老仲的译诗，送来稿费。他们喜欢的大多是选自他所翻译的纪伯伦散文诗集《泪与笑》。我们偶尔在大街上买了一本《读书》杂志，里面居然也选有他的译诗，基本上也是出自于《泪与笑》，可见，好的译诗是长翅膀的，是很受人们喜爱的。
他说：“我爱阿拉伯诗歌”，并以此为标题写文章，做演讲，有时候也朗诵。他翻译的阿拉伯诗歌，有长有短，大约有千把首，陆续推出几本诗集，尚还有些存货。
早年出版的是《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包含阿拉伯古代从贾希利叶时期等5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134余位诗人的431首诗，基本上反映了阿拉伯古代诗歌的面貌。2020年经过补充，增加篇幅再版，新版书将于2020年夏天推出。把一首诗喻为一串珍珠，因而在编选他人诗作时，常把他们认为最优美的诗行节选出来。他在选译阿拉伯古诗时，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有些诗是全译，另一些则是选译。还有，阿拉伯古诗一般没有标题，标题往往是后人所加，本诗集所选译诗亦然：有些标题是阿拉伯选者加的，有些则是译者加的。
新近的是去年出版的中阿文对照，并带有阿拉伯文朗读的《阿拉伯古诗100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集有阿拉伯97位著名诗人的100首诗，是一本为学习阿拉伯文或者喜爱阿拉伯诗歌的朋友们编译的，深得他们喜欢。书刚刚印出，正赶上北大阿拉伯语系举办的一个阿拉伯语教师研修班，他在研修班上做了一个关于本书的讲座，参加的老师们排队要求签名。他作为爱朗诵的译者，为自己的译诗朗诵原文，也有道理，但是他的耳朵失聪，掌握不准音量大小，所以只朗诵了10首，意思一下啦。余者由阿拉伯人朗诵，更加本土化、接地气。
前几年，有关方面约稿，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翻译阿拉伯国家的诗歌，他立时就拿出几份译稿来，稍做整理，由作家出版社出了两本精装本：《阿拉伯古代诗选：天方花儿》（作家出版社，2019年），是一本情诗选；另外一本是《黎巴嫩诗选》（作家出版社，2019年）。还有两本《阿拉伯现代诗选》与《叙利亚诗选》已经打出清样。还有他译的《悬诗》也出版了（商务印书馆，2019年）。
另外在1991年和平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苏阿德·萨巴赫公主诗集》中，他参与翻译了《本来就是女性》。
他喜欢翻译诗歌，还尽量想招儿来让别人分享他的快乐，这几年他都在网上做年历，把阿拉伯诗歌翻译成中文后，做个中阿对照版，贴上去，元旦前完工后推出，分发给学习阿拉伯语的朋友，大家很喜欢，他就很高兴。最近的当然是2020年的了，是2019年末完成的。
他喜欢诗朗诵从学生时代开始，上大学时，朗诵较多的是中文的，我最早听他朗诵的诗歌是高尔基的《海燕》。近几年，他在各个不同场合朗诵的大多是阿拉伯诗歌，有自己翻译成中文的，或者就是原文的。他写诗翻译诗、朗诵诗，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他说过：我爱中国诗歌，也喜欢阿拉伯诗歌，我愿同大家一起朗诵、倾听、欣赏。
这次他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居然用微信语音对我说：“开一个诗歌朗诵会多好，我们一起来朗诵，来评论。”我说：“这怎么可能？现在疫情严重，医院都禁止探视，都不让我来看你，人们要尽量少出门，你还做这个梦！”可见他真是个傻傻的书呆子！
2019年12月12日，在北外举办“庆祝世界阿拉伯语日暨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届阿拉伯文学艺术节”，在艺术节上，他朗诵了几首诗。我记得那天，上台发言朗诵的诸君，基本都拿着稿子，只有他两手空空走上台，很是潇洒！他已经把要朗诵的诗背下来了。他的年纪是朗诵者中最大的，我很是为他捏一把汗，“你来朗诵，不拿稿子，忘了词怎么办？不出洋相吗？”事后我问他。他居然说：“背下来，才会放得开，朗诵的效果才会好！”瞧瞧他，八十多岁的人了，还逞强！艺术节结束，主办方有签售环节，同学们排队购买《阿拉伯古诗100首》这本书，直至售罄。排在后面的同学们没买上书，就说：“仲老师，我没有买上书，您在我笔记本上签名吧。”他爱学生，欣然同意，就在学生们的笔记本上签上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参加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最后一次，尽管他表现得潇洒自如、落落大方。但是此时，他生病了，我几乎天天得陪他上医院。
他要干的事情是没有终点的。阿拉伯文学史上有千百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写下了成千上万部优秀的、不朽的文学作品，要将这样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绝非易事。他自己当然是干不完的，好在有很多喜欢阿拉伯诗歌的志同道合的同伴们，大家一起来做吧！
他自己翻译了好几本中长篇小说，也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几本，挑一本说说。
在中国，人们熟悉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熟悉其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一千零一夜》已经有多种翻译版本。他译的《一千零一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算是翻译大花园中的一朵花儿。翻译本书的起因是早一点时候，那个出版社的领导与他一起出国访问（好像是作家代表团），知道他研究阿拉伯文学，当面约稿。他那时很忙，要我翻译后面的几篇，我说：“那里面的诗歌不好翻，你帮我改改。”好在里面的诗也不多，于是费了一段时间翻译，完稿后交出付印。交稿前，恰同行赵老师带他十多岁的女儿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大人聊天，怕小孩子“捣乱”，于是他就把译稿递给那孩子看，她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几个小时后，赵老师告辞，他女儿居然说：“我还没看完，再等会儿。”他就说：“有门儿，连孩子都爱看。”这本书再版了几次，也出过“儿童版”。后来他从阿拉伯文原文补译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但是交稿子后，竟然被编辑遗漏了，成了一件憾事。但是他一直惦记着《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记得一次央视对他采访时，他还说不能把藏大盗的“皮袋子”翻译成“水缸”。
关于这一说，他是前几年在卡塔尔逛书店时找到的证据。他根据阿拉伯文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推敲了四十大盗的藏身之处，认为不是他人翻译的藏在大水缸里，而是藏在骆驼背上的皮口袋里。他认为，从其他语言转译过来的就不如母语的贴切，比如这个故事是法国译者从叙利亚人那里听来的，写成书，如果我们再从法文本转译，难免不准确。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的阿拉伯人还用掏空内脏的动物皮做成口袋盛水，还有用更大的动物皮做成皮筏子绑在一起渡河的呢。
关于阿拉伯语言教学，他常引用马坚先生的话：教师的职业，如同打一口井，要打深一些，提出来的水才会又甜又多；如果井打不深，提出来的就是泥浆，就是误人子弟。他一辈子当教师，就用这句话自勉。
关于翻译，他总爱说：我就想让中国人知道阿拉伯文学是什么样？什么叫翻译，翻译就是起一个铺路修桥的作用，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翻译应该是千里眼，顺风耳。翻译的秘诀就是尽量去精通母语与一门外语，并了解相关的社会情况。阿拉伯语翻译，就是考验译者的中文素养与阿拉伯语言功底。
这部《阿拉伯文学史》从时间上看，开始于贾希利叶时期，直到20世纪末，时间跨度长达1500多年。从地域上看，涉及阿拉伯诸国，涵盖了西亚、北非广大地区。本书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写作基础，在丰富多彩的资料中进行选取与分析，找出代表性人物，对阿拉伯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作了介绍，对其古代和近现代的一些诗歌名篇作了翻译。
可是他还是想不断补充，补充了，还想再补充。这次他搜集了书中所涉及的大部分作家的头像，放在上面以便增加可读性。另外他还打算写毛里塔尼亚的文学史，他已经搜集了关于毛里塔尼亚的相关材料，只是还没来得及翻译整理，岁月不饶人啊！他生病了，来不及补入，成了永远的遗憾。他站在书架前，我为他做交稿前的拍照留念。
搜集与整理资料，花费了功夫，但是功夫没有白费。比如他为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拟稿的几篇文章，在慢慢提炼充实之后，就成了文学史相关内容的基本框架，1995年他参加编撰的《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阿拉伯的古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也对此书的成书大有助益。
他的研究生涯从收集资料、从做卡片开始。那时候没有电脑，靠手写和复印，他将买来的、借来的阿拉伯文书报杂志的相关材料收集起来做成卡片，做卡片是那时候学习和储存资料很常用的一种做法。他有大大小小各种卡片，把多方搜集来的资料，在卡片的正反面分别写上阿拉伯文和中文，再按国别、按内容，分门别类储存起来。若是一时没顾得上收拾，赶上一阵风吹来，就会把卡片吹得七零八落；再就是孩子小贪玩，也不时把大卡片拿来叠飞机、折仙鹤。我怕卡片搞丢了，就给他买来了装卡片的盒子。
等有了电脑，这些问题全解决了。他学习电脑，设法把各种资料存起来。后来又把网上搜集来的阿拉伯文资料排列，建起了自己的“阿拉伯文图书馆”。把多种资料中对同一个作家、同一作品的描述评价集中在一起，相互比较，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力求准确。
他说，卡片就算是“点”，一个个作者介绍、一首首诗的翻译，都是“点”。那时候，学界要编写好几种词典，要他为词典中相关阿拉伯文学部分写词条的时候，他就把它们搬出来，合并同类项，单个的或多个的，按需要组成词条。准备写文章的时候，就把词条集合排队，它们就组成了“线”，成了文章的章节，多条“线”的集合，不断地发展丰富，就成了论文。论文就是“面”。词典的词条、文章的章节、作家、作品介绍，诗歌的翻译等分门别类，不断发展壮大，继续积累补充，就形成书的雏形，成了后来撰写几部文学史的基石。他自己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算起来，那该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受命教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学史，他曾写了一段话描述当时教文学史、参与编写词典的情况：
我要给本专业本科生开设阿拉伯文学史、文学选读等课、要指导本专业的研究生，还要为全校其他系科选修或专修《东方文学史》的师生们讲授阿拉伯文学史的部分课程。校内外的一些有关科研任务或者专选项目，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外国文学选编·亚非部分》《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东方文学词典》《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词典》《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等书的有关阿拉伯文学部分的有关章节、条目以及《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等书的编写工作，自然先后都落在自己的头上，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15年，“序”，第4页）
对这些有关阿拉伯文学的章节与条目的编写，使得零散的点、线、面的收集更加条理化，系统化，也是将文学的研究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
再说一件由“点”到“面”的事情，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工作也是从“点”到“面”逐步展开的。最早是对《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作品的翻译，然后翻译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埃及，慢慢再扩展到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接下来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推向了海湾地区，最后推到了马格里布地区。体裁也从翻译小说扩大到翻译诗歌、散文。对阿拉伯文学的深入研究，由“点”铺向“面”。他一直参与在这个由“点”到“面”的过程中。
多年来，注意搜集整理，条理化，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才使得部文学史得以出版。
诸君切莫以为他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那才不是呢！他经常连自己的背心、袜子都找不到。但是这些文学史资料放在哪里，他还是要找就能找出来，有同行说：他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情记得好，有的事情记不住。我同意这种说法，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我单位分房子，我只好自己管装修，要搬家了，他还问：“咱们家在哪？”我早就告诉他了，可他没记住。家里要买洗衣机，我说：“咱们俩去挑一个吧。”他说：“你自己去，看中哪款都可以，我都没有意见。”于是我只好约邻居陪我去挑洗衣机。
他是个书呆子！当然我有时候会冲他发脾气，但是没用，依旧故我呀。我佩服他老实认真地做学问，佩服他坦率正直的为人，也无可奈何他的傻气！他要出差参加学术活动，我会找同行的人关照。那次他一个人要到武汉开文学研讨会，记住了时间，忘记了地点，所以下飞机后不知要到哪里去开会？他只好在机场打电话给在华中理工大学当教师的妹夫，妹夫才帮助他问明白，带他去开会。他是聪明还是傻？不能都给他评功摆好吧，这缺点也太严重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邀请他去卡塔尔开会，要他自己单独去，我就不放心，台长说他亲自陪着他，给他拎包。他并非是架子大，就是有点“笨”罢了。我就对那位台长说：“这样的话，等你们回来，我请你到大酒店吃饭。”结果他们回北京后，那位台长坚决拒绝了我的答谢宴请。还说了一句外交辞令：陪仲教授开会，是我很感荣幸的事情。
本书出版在即，他却生病住院了。总还有些后续工作要做，于是约请北大阿拉伯语系系主任、他曾经的学生林丰民教授及几位同学相助，使此书得以按时出版。在此对林教授及诸同学深表感谢！
仰望苍天！我多么怀念我们平淡的居家小日子！已经是四月初了，因为疫情，医院没有解禁，他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半月多了，还是不能探望。
我，深切想念他，永远想念他！
刘光敏
2020年4月8日，于马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