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拉伯古代文学在中国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远可追溯到两千年前伊斯兰教创兴之前。

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时，就闻知西方有一条支国，后汉时还曾派甘英出使西域，到过条支。而汉朝所称的“条支”与其后唐朝所称的“大食”，都是古代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为“Ṭāzī”的音译。我国最早是通过波斯人了解阿拉伯的，故随他们称阿拉伯为“条支”或“大食”。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主要通道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

约在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从此，伊斯兰教成为联结中阿的重要纽带。至今我国56个民族中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柯尔克孜族等10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

有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 ^[36] 这话不无道理。这里所说的经典就是《古兰经》。《古兰经》的传播与伊斯兰教的传布是同步的，密不可分的，因此，在谈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时，我们不能不谈及《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

事实上，《古兰经》在中国长期流通的主要形式是在穆斯林中通过口耳相传而记诵经文。在译经问题上，国内外历来有一些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真主）以阿拉伯文降谕的神圣经典，反对用其他文字予以翻译，以免亵渎圣书。然而，为使一般穆斯林理解经文的真谛奥义，译经又势在必行。明末清初汉文著述颇丰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84—1670）、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69—约1764）等，虽已深感译经的迫切性，但都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译述走样失真。他们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抽译”或意译。刘智曾在《天方至圣实录》中嵌入三个短章（第1、110、111章）的译文，但亦诚惶诚恐地郑重声明：“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无用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 ^[37]

约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穆斯林学者们的译经活动主要是采取选译的形式。选译本多从通行的阿拉伯原文选本《赫听·古兰》（ ，Khatmal-Qur’ān）译出，称“赫听”（或“孩听”“亥听”“黑听”“赫帖”等），亦被泛称为“十八个索来”。“索来”（ ，Sūrah）是阿拉伯文“章”的音译。其实所选内容不止十八章。这是在我国流传了几百年的较定型的选本，各地所选章节大同小异。最早对《古兰经》进行通译尝试的是清末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他按顺序翻译的《古兰经》，题为《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成20卷（全经为30卷）初稿，但译稿大部分毁于火灾，仅存5卷译稿，曾于1927年刊印问世。

我国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兰经》的人是铁铮（姓李）。他是一位汉族学者，不懂阿拉伯文。他于1927年12月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的《可兰经》是据坂本健一的日译本并参考罗德威尔（Rodwell）的英译本转译的。虽如此，但总算填补了一项空白。

此后有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3月，上海爱俪园广仓学宭），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译作。译经过程同样参照了日、英文译本。最早问世的这两个通译本，被认为是“教外人士”所为，而不受穆斯林青睐。

第一个从阿拉伯文原文通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学者是王静斋（1879—1949）。他的《古兰经译解》最初的译本（甲本），是以文言文和经堂语直译的，由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1932年印行于北平。第二个译本（乙本），1942年在宁夏石印出版，线装分订为十册，文体改为白话文直译，并附以注释，译文多带经堂口语。第三个译本（丙本），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除对前所译经文予以修订外，还详加注释并增加了附说，译文改为畅达易懂的白话文，偶带经堂口吻，是王静斋三种译本中最成熟，也是最受欢迎的。问世后，多次被海内外翻印、影印或重排，流行极广。

通译本的第二个穆斯林的译作是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这是一个半文半白的译本。译本中的“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传”，则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糅进了一些与经文无关的内容，从而影响了译本的声誉。

杨静修（仲明，1870—1952）通译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译本文笔简练，颇具特色，但因采用严格的直译有些古奥、艰涩。

时子周（1879—1969）的《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年由台北中华学院回教研究所理事会出版，后又由香港伊斯兰联会重印。主要流传于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侨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地区。译者虽是穆斯林，但不懂阿拉伯文。他据尤素福·阿里（Yusūf‘Alī）的英译本转译，再请定中明、熊振崇、常子萱三位精通阿拉伯文的学者根据原文逐节校正。译文语言简练，尽量避免经堂口吻，但“译文仍多欠流畅”。

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是马坚（1906—1978）的译本。马坚于1939年从埃及留学归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通译初稿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包含前8卷并带注释的《古兰经》上册。由于受形势影响，他的全部经文的注释工作未能完成。1978年，他又着手润色全部译文，并拟完成全经的注释，结果因不久去世而未能如愿。为了使体例统一，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坚所译的《古兰经》，未加任何注释。译文忠实、明白、流利，用词准确，朴实无华，文白杂糅，雅俗相间，于平淡处展现功夫。译本颇受读者推崇。因而经伊斯兰教世界联盟推荐，已作为汉译《古兰经》范本在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原文合璧出版发行。

除此之外，林松（1930—）的《古兰经韵译》，于1988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在北京同时发行阿汉对照（上下册）和汉文单行（全一册）两种版本。用带韵散文译述，力求音韵铿锵、节奏和谐、顺口悦耳、好记易懂，是译文主要特点。但由于追求句尾押韵，偶尔亦出现因韵损意、词难尽意或译述失误之处。

定居美国的美籍华侨穆斯林仝道章（1920—1995）先生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1989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印行。译者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英文造诣很深。译本主要依据的是两种流行的英译本，前后又参照英、汉、法译本19种、《圣训》4种和有关字典、书刊多种，历时17年，才最后付梓。译文后有多项附录，读者可按词条查询经文内容，同时还对阿拉伯读音做了简介，这是该译本的一大特点。

旅居伦敦的华裔穆斯林学者周仲羲（1925—）的《古兰经》，1990年在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出版。译者肄业于南京大学，曾留学巴基斯坦，进修阿拉伯文、乌尔都文，攻读伊斯兰教和比较宗教学课程。经文翻译用较浅显易懂的白话体，文从字顺。从全书文笔看，译者中文功底很好。

马金鹏（1913—2001）的《古兰经译注》，200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80多万字，经文与注释分列。注释词条11000多条，多是从各种原“注释”本上选择的，一部分是从各种参考书上摘取后注解的，以“译者”署名，以与所译注释加以区别。译注多用我国清真寺经堂用语，并加以说明，是这部译注本的特点。

《古兰经》除汉译本外，在新疆地区，长期以来还有少数民族语文译本流传。其中主要的是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译本。过去，维吾尔文译释本中最受欢迎的是维吾尔族学者、大毛拉谢木思丁（1882—1936）的《古兰经译诠》。该译本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著称。维吾尔文的新译本于1987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印行初版。译者买买提·赛米1962年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曾任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他兼通多种语言，阿拉伯文造诣尤深，加之借鉴前人的译述成果，致使译本达到较高水平。哈萨克文的《古兰经》译本由哈再孜和马哈什两位哈萨克族穆斯林学者合作译成，1990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印行初版。维吾尔文与哈萨克文的译本都与阿拉伯原文相对照，版面编排显得协调而和谐。 ^[38]

《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最有影响力的散文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兰经》当然也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

《圣训》是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对于穆斯林来说，是权威性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同时也是一部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圣训》长时间是通过口头传诵的形式，为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内容之一，而无中译文。明清时期，同《古兰经》一样，《圣训》也是以摘译的形式，散见于著名穆斯林学者的著作中。如王岱舆在其《正教真诠》中，马注在《清真指南》中，刘智在《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中，马德新在《四典要会》中，都曾摘译过多段《圣训》来阐释其著作的主题思想。20世纪初才有了一些《圣训》的正式中文选译本。如李廷相（1884—1937）的《圣谕详解》，1923年由天津光明书社印行，分上下卷，共40篇。周沛华、汤伟烈合译的《至圣先知言行录》（又名《穆罕默德言行录》），1926年由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发行。庞士谦（1902—1958）先生译的《脑威四十段圣谕》，于1947年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印刷，黎明学社发行。马宏毅先生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由北京黎明学社出版，1954年由北京回民大众书社再版。陈克礼先生译的《圣训经》，1954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初版印行，1988年改称《圣训之冠》，由台湾回教协会印刷出版。另一种选编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先由维吾尔族学者买买提·赛来译成维吾尔文，1981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宝文安先生据维吾尔文转译为汉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者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康有玺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第二部分别于1999年与2001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马贤先生译的《圣训珠玑》，2002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苏泽儒译的《米什卡特·麦萨比哈圣训集》（亦译《灯龛圣训集》），2008年由新民书局出版。祁学义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共4卷，2008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如果说《古兰经》《圣训》是最早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散文作品的话，那么《天方诗经》便是最早汉译的阿拉伯诗篇。《天方诗经》原称《斗篷颂》，是埃及大诗人蒲绥里的作品。据说诗人曾患瘫痪症，夜梦先知穆罕默德前来探望，并把自己披着的斗篷给他盖上。翌晨，诗人病体霍然痊愈。诗人的《斗篷颂》就是有感于此而写出赞颂先知的。这首长诗是伊斯兰教宗教诗中最负声誉的名篇，深受穆斯林的崇敬，其中一些诗句被用作护身符和祈祷词。1848年，前已述及的著名回族学者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游学归来时便将《斗篷颂》带回国，并与其汉语功力较深的弟子马安礼合作翻译。马德新逝世后，马安礼又与“精通经籍”的马学海合作翻译。他们通过“朝夕讲论”，遂“纂译成章”，1890年刊印于成都，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再版。译本为中阿文合璧。汉译仿《诗经》句式，故译称《天方诗经》。译者称蒲绥里“天方大学士也。才雄天下，学富古今，妙手蜚声，文章绝世。常以诗词称天下之俊贤，贬天下之奸佞，鸿章一出，四海流传。是以王侯卿大夫，一时显者，皆爱而畏之”。并在“序”中概括全诗内容：“首言思慕之诚，忧伤之至；次言欲性之愚，克治之要；次言圣德之全，奇征感应之神；次言悔过归真之切；终言忧惧希望，祈祝呼告之诚。”这也是我国最早对一位阿拉伯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介。

其实，《古兰经》《圣训》的汉译与《天方诗经》的问世，显然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不是向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读者最早认识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应是《一千零一夜》。

我国最早有关《一千零一夜》的介绍，见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编辑的《四洲志》，其中在谈及阿拉伯的文化成就时，写道：“……本国人复又著辑，论种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小说等书。近有小说《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39] 在我国，开译《一千零一夜》故事之先河者是周桂笙。1900年，他在《采风报》上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中《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两篇译文。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新庵谐译初编》，凡二卷，其第一卷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又称《天方夜谭》。

最早用这一译名的是严复。据考，他很可能是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绍到中国的译者之一：《大陆报》（月刊）1903年第6—10期连载的佚名者所译的《一千一夜》多半是出自他的手笔。在该报1903年5月6日刊载的《〈一千一夜〉序》中提到：“……故名其书曰《一千一夜》，亦曰《天方夜谈》……” ^[40] 严复还在译述于1900年至1902年，正式出版于1905年的《穆勒名学》一书的一则按语中写道：“《天方夜谭》不知何人所著。其书言安息某国王，以其宠妃与奴私，杀之后，更娶他妃，御一夕，天明辄杀无赦。以是国中美人几尽，后其宰相女自言愿为王妃，父母涕泣闭距之，不可，则为具盛饰进御。夜中鸡既鸣，白王言为女弟道一古事未尽，愿得毕其说就死。王许之。为迎其女弟宫中，听姊复理前语。乃其说既吊诡新奇可喜矣，且抽绎益长，猝不可罄，则请王赐一夕之命，以褒续前语。入后转胜，王甚乐之。如是者至一千有一夜，得不死。其书为各国传译，名《一千一夜》。《天方夜谭》，诚古今绝作也，且其书多议四城回部制度、风俗、教理、民情之事，故为通人所重也。” ^[41] 寥寥数语，既简要说明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来龙去脉，又介绍了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同时以《天方夜谭》为译名，最早将《一千零一夜》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还有奚若。他先是以《天方夜谭》为题，在《绣像小说》（半月刊）上，自1903年10月20日的11期起，至1905年的55期止，先后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中的14篇故事。后又于1906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所译的《天方夜谭》一书，共4册，包括50个故事。该书曾多次再版，流传颇广，影响甚大。

无论是严复还是奚若，他们所读或据以翻译的都是莱恩的英译本。英译本既称The Arabian Nights’Entertainments（《阿拉伯夜晚趣谈录》），汉译文又是文言文，那么《天方夜谭》这一译名无疑还是很贴切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是明清学者写的）古籍中，“天方”就是指中国穆斯林“西向拜天”即朝向真主礼拜的那个方向、那片地方，即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世界。“夜谭”即“夜谈”，当然是指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山鲁佐德在那“一千零一夜”中谈的。

在20世纪初或清朝末年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前辈中，还应提到：1903年5月文明书局出版的钱楷译的《航海述奇》（即《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1904年8月苏州《女子世界》刊登的周作人署名“萍云女士”所译的《侠女奴》（即《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并于1905年出了单行本。

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间，在我国，《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故事的各种译本或有关它的书林林总总竟达四五百种。大概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汉译版本最多的一部著作。鉴于《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是译介到我国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又是译本种类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它对我国近现代文学及作家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还应提到的是，不少研究者发现，《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与我国一些古籍记载或民间流传的故事相似或类似。如：唐传奇《博异志》中《苏遏》与《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阿里·密斯里的故事》，《幻异志》中《板桥三娘子》与《一千零一夜》中的《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又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木马》与《一千零一夜》中的《乌木马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阿力巴巴》、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四十个强盗》与《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苗族民间故事《猎人老当》与《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的故事》等等，其中有些是整个故事相似，有些则是部分情节类似。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无疑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好的课题。总体上讲，这种相似或类似的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它们在各自的环境中独立产生；中阿交往源远流长，著名的“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自古就把中阿连在一起，因此，有些故事可能从中国传到了阿拉伯；也有些故事可能从阿拉伯传到了中国；但还应注意到，《一千零一夜》并非是纯粹的阿拉伯故事，而是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撞击、融会的结果，而各种文化是呈放射状对外施加影响的，因此，有可能印度、波斯等的一些故事在传入阿拉伯构成《一千零一夜》的组成成分的同时，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某些古籍或民间故事的组成成分。

应当提及的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在早期多是从其他外文（主要是英文）转译的，只有纳训（1911—1989）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在埃及留学时便致力于从阿拉伯原文翻译该书，终于译成《天方夜谭》五卷，约50万字，于1940—1941年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古兰经》《天方诗经》和《一千零一夜》外，长期以来，我国读者对阿拉伯古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据查，只知新月社的朱湘（1904—1933）在其逝世三年后，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番石榴集》中，收有他译的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的侠寇诗人塔阿巴塔·舍拉、安达卢西亚诗人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1040—1095）及选自《一千零一夜》的诗等共4首，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曾被巴金在《随想录》中称作大哥的马宗融（1890—1949）先生，曾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4期上，介绍过《悬诗》，并节译了安塔拉（525—615）的《悬诗》，还选译了《安塔拉传奇》中的一章——《安塔拉之死》（原名为《盎塔拉的死》），都是从法文转译的。郑振铎先生多据英国学者约翰·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的《文学纲要》编译而成的《文学大纲》，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约2200页，其中对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占25页，算是当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最全面、系统的介绍了。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于阿拉伯古代文学的译介仍是凤毛麟角，从阿拉伯原文译出的作品更是少得可怜，可以提及的仅有纳训先生译的《一千零一夜》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958年）和林兴华（1908—2001）先生译的《卡里来和笛木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特别是古代阿拉伯文学的较系统的译介当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为了打破“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程（此前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程则只讲西方文学，只在个别师范院校有“东方文学史”课程）；1982年举办了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1983年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阿拉伯文学的审美情趣，提高毕业生的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有阿拉伯语专业的一些院校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和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部分院校还肩负起培养阿拉伯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1987年正式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无疑，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东方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东方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有关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的辞典中，都有了相应的古代阿拉伯文学的词条。

陆孝修、姚俊德译的《阿拉伯文学简史》（[英]汉密尔顿·阿·基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郅溥浩译的《阿拉伯文学史》（[黎巴嫩]汉纳·法胡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林亚光主编的《简明外国文学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季羡林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梁潮等编写的《新东方文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伊宏编写的《阿拉伯文学简史》（海南出版社，1993年）、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蔡伟良编写的《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各种文学史书中，对古代阿拉伯文学都有详略不等的介绍。其中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中由笔者撰写的有关阿拉伯的古代文学（包括贾希利叶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朝时期、近古时期以及安达卢西亚文学等）的有关章节，算是迄今在这方面最系统、详尽的介绍。

有关古代阿拉伯文学的专题研究，尚不够广泛、深入，有些相关的论文多散见于一些学术杂志中。郅溥浩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是这方面难得的专著。

有关古代阿拉伯文学的译著仍不够多。除如前所述的《一千零一夜》《卡里来与笛木乃》外，还应提到的是马金鹏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王复、陆孝修译的《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商务印书馆，1999年）。至于《安塔拉传奇》，虽有俞山译的《沙漠骑士昂泰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与根弟译的《沙漠骑士安特尔》（新华出版社，1981年）两个译本，但都是译自一个当代黎巴嫩作家的改写本，而并非据原著译出。全译本则于200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0卷，译者是李唯中。

至于阿拉伯古诗的翻译，则有杨孝柏的《阿拉伯古代诗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拙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前者译有53位诗人的100首诗歌，后者译有134位诗人的430余首诗（其中包括两首《悬诗》），可以让我国读者对阿拉伯古代的著名诗人及诗歌有个基本了解。

总体看来，我们对阿拉伯古代文学这一宝藏，无论是对其诗文名家名著的译介，还是相关的专题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够，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ON4rnYqCgHfasBgZHA955EiySD0LH0TJwoNbVPRIQ0JBlXTHWlg+WqPRS9klaA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