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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学派传承是定“性”，学说师承是定“向”的话，那么功能语法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理中还有定“味”的成分，那就是它们各自汲取的“营养成分”不尽相同。
如上文所说，彼得堡语言学派后期的功能思想，尤其是谢尔巴的积极语法思想和马斯洛夫的时体学思想等，都对邦达尔科的功能语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但事实上，积极语法的思想早在波捷布尼亚的语法理论中就有体现，其语法理论走的就是从思维内容到语言范畴化（这恰恰与表达语言外部内容的形式相关）的路子（ Потебня 1958：35-80）。相同的思想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叶斯帕森（O. Jespersen）的著作《语法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中提出。他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只有用“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种角度来描写才可能做到完整。（ Есперсен 1958：39-40）而沙赫马托夫（ A. A. Шахматов ）在其命令范畴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他把不同层面的语言表达手段集中到同一语义范畴中予以审视（ Шахматов 2001：434）。此外，梅夏尼诺夫关于概念范畴的思想、维诺格拉多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关于情态范畴的功能研究等，也对邦达尔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梅夏尼诺夫（ Мещанинов 1978）提出的通过概念使语言范畴化的思想，就被邦达尔科运用在自己的理论中，并被发展为语法范畴化和语义范畴化的学说；再如，维诺格拉多夫所主张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法学思想、对情态范畴的分类（主观情态和客观情态）及其表达手段的分析方法（ Виноградов 1972）等，也被邦达尔科直接运用于功能语法研究之中，因为功能语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传统语法中被分离的语法学和词汇学紧密地结合了在一起（以消除形式上的局限性），把属于不同语言层面（包括词法、句法、构词、词汇等）但具有同一语义功能的手段视作一个整体。对功能语法理论汲取的上述这些“营养成分”，邦达尔科在自己的著述中曾多次提及（ Отв.Ред.Бондарко 2003：10； Бондарко 2003：5； Бондарко 2011：25）。
韩礼德也是如此。虽然他受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最深，但受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影响也不小。如，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就被韩礼德所“借用”，不过韩礼德理论中的“功能”主要指语言的交际功能或社会功能，即语言的元功能；布拉格学派马泰休斯的主位理论和信息理论也成为韩礼德理论中语篇功能的主要内容；布拉格学派的启蒙者心理学家布勒（A. Bühler）的功能观点无疑也对韩礼德产生了一定影响，韩礼德理论提出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三大元功能，就是对布勒提出的表达功能、表情功能、意欲功能和所指功能的进一步概括，并增加了反映语言本身特征的语篇功能。而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有关结构表现组合关系和系统表现聚合关系以及系统才是结构的底层的观点，也同样成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关于以上语言学家对自己的影响，韩礼德曾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一书的引论中做过论述（Halliday 1978）。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外，韩礼德还曾在中国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深造过，中国著名语言学罗常培、王力都对他进行过悉心指导。研究表明，就语言观而言，王力和韩礼德师徒二人在语言的社会性、语法的合法性、语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语法与语义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基本相同。在研究方法上，王力显然比弗斯更早向韩礼德灌输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口语和书面语相结合、以小句为主要语法单位、语言作为一个多层次系统的盖然性等一系列思想。至于韩礼德的衔接理论（如照应、省略、替代、连接、词汇搭配）和语法范畴（如情态与意态、被动语态、词类划分、动词的及物性），则在王力的相关著作中都有论述。因此可以说，韩礼德在许多方面也同样继承了王力的学术思想。